商朝發生什么，紂王為何寧愿舍棄半個河南也要發兵山東？考古解密

商朝的前身，是分布在以河北邯鄲的漳河流域為核心的族群，創造了下七垣文化（先商文化）。到夏朝末年時，以商湯為首的商部落已經發展壯大，經過不斷遷徙，商族的勢力范圍已經深入到河南東部商丘一帶，與夏朝的仆從國葛國為鄰。

孟子曾說過：“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商湯借口葛伯不祭祀，發兵滅掉了葛國，隨后又發動了對豫東一帶韋、顧、昆吾三國的滅國大戰，掃清了夏王朝東線的軍事屏障。

自此，商文化的勢力進入了豫中地區，商湯在鄭州營建了規模宏大的鄭州商城，僅宮殿宗廟區（宮城）的范圍就多達40萬平方米，這就是考古學上的二里崗文化（早商文化）。

根據考古發現顯示，在商文化尚未進入河南之前，位于洛陽偃師的二里頭文化（晚夏文化）不僅匯聚了大量的人口資源，而且不斷向外輻射，晉南和整個河南地區都發現了大量二里頭二、三級文化聚落，與二里頭遺址形成了眾星捧月態勢。

這一發現也表明，夏朝的核心疆域正是河南和山西南部，二里頭是夏朝中晚期的中心都邑。而夏商鼎革的完成，也是以商文化全面取代夏文化核心區域為顯著特征的，獲得夏王朝此前的土地資源和人口資源，是商湯滅夏的主要目標。

首先在河南，隨著鄭州商城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的建成，二里頭文化對周邊文化的輻射逐漸停滯，二里崗早商文化開啟了對二里頭夏文化聚落的全面取代。原本屬于二里頭文化二級聚落的望京樓（今河南衛輝）、大師姑（今河南滎陽）、東趙（今河南鄭州）等遺址，出現了與鄭州商城規劃理念一致的改造，這些地方的二里頭文化被二里崗文化所取代。

而在二里頭文化的中心—偃師二里頭遺址以東僅僅6公里的地方，商湯在這里營建了偃師商城，在夏朝都城近在咫尺的地方，出現早商文化的軍事城邑，恰恰表明了二里頭夏都在夏朝末期時失去了中原腹地的主導地位，被鄭州商城代表的商王朝所取代。偃師商城的建設初衷，應當是鎮撫原夏都一帶的夏遺民。

其次在山西南部，原本與二里頭文化高度近似的二里頭東下馮類型，開始出現二里崗下層文化遺跡，垣曲商城和東下馮商城先后拔地而起。顯然，在攻占了河南全境之后，商湯對太行山東南麓、晉西南地區的原夏朝故地進行了重新確認和控制。

經過一系列的軍事動作，以商湯為首的商族群，完成了對夏朝故地的全盤接收，彼時的商從過去的夏朝諸侯，躍升為天下共主。

從文化堆積和文化分期來看，鄭州商城的使用時間達 200年以上，這也說明，商湯滅夏之后，商朝的王畿并未另擇他處，而是像夏朝一樣選擇了九州之中的河南。

而二里崗早商文化的分布，也是圍繞鄭州—伊洛一線為中心向周邊輻射的，此時的商朝疆域西達豫陜交界，東至江淮，北至商族故地河北漳河流域，南至湖北黃陂盤龍城。

即使此后商朝因種種原因進行了五次遷都，直至最終定都豫東的安陽（殷墟），作為昔日王畿的洛陽、鄭州一線，依然是商朝經營的重點。在武王伐紂之前，周人皆自稱“西土之人”，這是因為關中以東皆屬殷商，周人稱之為“東土”便是這個原因。

然而讓人困惑的是，當周武王從公元前1046年一月二十六日在鎬京（今陜西西安）誓師伐商起，直到二月二十一日西周大軍在盟津（今河南洛陽孟津）渡河北上，在將近一個月時間里，周軍如入無人之境，并未遭遇任何抵抗。

據《漢書》載：“孟津去周九百里”（漢代九百里約等于今天的700多里），周武王從西安向紂王離都所在地朝歌（今河南鶴壁）進兵時，穿行了河南數百里，在洛陽—鄭州沿線商朝軍事據點和大型城邑眼皮底下，大搖大擺地在洛陽孟津一帶渡過黃河北上。

商周時期，車戰已成為主要的戰爭形式，據史書記載，周武王伐商的兵力構成是：戰車三百，虎賁三千，甲士四萬五千，如此大規模的動靜，想要在一個月時間里悄無聲息穿行整個河南地區，顯然是不可能做到的。

那紂王又是什么時候得知周軍來犯的呢？

《呂氏春秋》有記載：“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

鮪水在盟津東北三十里，減去膠鬲從朝歌出發后在路上所走時間，大體測算可知，紂王是在周軍抵達盟津前后才收到了前線預警，急忙派使臣膠鬲前往質詢“西伯將何之”（西伯侯你要去哪？），得到武王公開答復：“我要前往殷都”。

換言之，當西周大軍從陜西進入河南以后，并沒有任何一處殷商城邑向朝歌示警。那么這塊商朝的龍興之地，究竟發生了什么呢？

考古工作者在對以洛陽為中心的豫西一帶的殷商文化進行考古發掘時發現，豫西地區保留有豐富的二里崗文化遺存，這跟上文提到的商湯分別在偃師和鄭州修建大型都邑相吻合。但整個豫西地區卻罕見殷墟四期文化遺存。

什么意思呢？從考古學角度理解，整個商朝歷史可劃分為三個階段：以鄭州商城為中心的二里崗文化階段、以中心都城屢遷不定為特征的中商階段、以安陽為中心的殷墟文化階段，這三種文化一脈相承，都屬于商文化，只不過在地層關系上存在先后。

殷墟文化是商朝晚期文化，包括了盤庚至帝辛（紂王）12位帝王時期，而殷墟四期則是末代帝王紂王在位時的文化遺存。

豫西地區罕見殷墟四期文化遺存，意味著紂王在位時，包括豫西、豫中半個河南在內的地方，都已經沒有商朝人的聚落。不僅如此，這些地方也并未發現先周文化或其它方國文化對商文化的取代，儼然有點像“無人區”。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山東地區出現了“晚商文化東漸”的現象。

以山東為中心的海岱地區，自新石器時代開始就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化區域，當中原從仰韶文化—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發展演進時，山東卻有著自己獨特的發展脈絡：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海岱文化—岳石文化。

當商朝建立時，商王對山東一帶的控制十分有限，考古發現顯示，二里崗上層文化僅在津浦鐵路微山湖一線（今山東微山縣）以東地區有零星發現。

而到殷墟四期文化末期時，商文化已深入東夷文化的腹地，除膠東半島尚殘存有東夷珍珠門文化外，晚商文化已經遍布山東地區，并向蘇北和皖北輻射。山東半島考古文化面貌的全盤商化，與史書記載的紂王對東夷發動的大規模戰爭相吻合。

上述發現至少給我們提供了兩點關鍵信息：第一，紂王在位時依然保有較強的軍事實力，能支撐起商朝對從未納入中原王朝統治的東夷地區的軍事占領和新據點的經營，這些新的商族聚居點后來還成為西周初年武庚（紂王子）叛亂復辟的重要力量。

第二，紂王對河南半壁的舍棄，應當與周文王的經營拓展無關，并非商周戰爭所導致的結果，否則無法解釋伊洛一線為何既未發現殷墟四期文化，也未發現先周文化遺存。史書當中也沒有任何記載提到周文王、周武王在滅商前曾攻占偃師、鄭州一帶的殷商舊都。

唯一合理的解釋是：伊洛一線的疆域，是紂王調整王朝治理重心后所作出的舍棄。即，紂王放棄了對殷商舊疆域的經營，轉而調動資源東向發展。

那么我們不禁要問，商朝到底發生了什么，為什么紂王寧可舍棄河南大片領土，甚至無視西周多年來的蠢蠢欲動，也要發兵山東，攻打東夷呢？

東夷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無法忽視的力量存在。早在黃帝時期，華夏聯盟對蚩尤九黎部落的戰爭，就是得到了以少皞為首的東夷的支持才取得的勝利。

同樣，夏朝能夠建立，也是大禹通過涂山會盟，建立了穩固的夷夏聯盟。夏朝末年時，商湯聽取伊尹建議，借故不向夏朝納貢，以試探夏桀能否調動九夷之師，當收到九夷不至的消息時，商湯立刻發動了對夏的戰爭。

有意思的是，在鄭州商城遺址中，不僅發現了下七垣先商文化的身影，同時也有大量岳石文化因素。河南大學侯衛東教授曾將這一現象解讀為“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代表的外來精英階層主導了夏商之際國家、社會和文化的重新組織”，換言之，商朝的建立，同樣是爭取到了東夷這個政治盟友的結果。

但夷商聯盟就如同昔日的夷夏聯盟一樣，到商朝晚期時，也反目成仇。

早在殷墟一期出土的甲骨卜辭中，就出現了對夷方的征伐記載，當然，此時的戰爭還是零星沖突為主。到紂王的父親武乙在位時，東夷已公然與商朝為敵。史載：“武乙衰敝,東夷浸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

不僅如此，同時向商朝發難的還有西邊的周國。“帝乙處殷，二年，周人伐商”。所以，紂王繼位之初，商朝面臨著東西兩線的軍事壓力，東邊是東夷叛亂，而西邊則是日益強大的周國。

在選擇東征還是西討上，紂王頗有點難以抉擇。據《左傳》記載：“商紂為黎之蔸，東夷叛之”（紂王在黎國閱兵，東夷叛亂）。

紂王在黎國（今山西長治）閱兵，本意是震懾西邊的周人，但沒想到卻給了東夷可乘之機。最終，紂王做出了優先穩固東部疆域的選擇。

他釋放了原本囚禁在羑里的周文王，還賜給他弓矢斧鉞，給予他征伐之權，并維持了與周文王的表親關系。在以懷柔手段穩住了西線之后，紂王集中了幾乎全國的軍事資源東向作戰。

據出土的甲骨文記載，紂王對東夷的戰爭規模空前龐大，軍隊一次往返的時間跨度長達6到8個月，并出現了俘虜夷人首領的卜辭。

基于軍事上的壓倒性優勢，紂王以放棄半個河南的代價，完成了對整個山東半島的征服。

然而，正如《左傳》評價的那樣：“紂克東夷，而殞其身”，軍事部署上的西輕東重，給了周人滅商的機會，周武王帶著數萬大軍從容地穿行了整個河南，直到兵臨朝歌南郊時，紂王才臨時拼湊起一支烏合之眾，但為時已晚。

牧野之戰僅僅打了不到一天，昔日強大的商王朝就土崩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