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蔣介石帶領臺灣回歸，將獲得什么職位？

人們在追溯歷史時，總不免追問“假如……”，假如中國的大門沒有被野蠻闖開，假如戰爭沒有發生，假如臺灣未曾離開母國，假如，在一切剛剛發生之際，蔣介石能帶領臺灣回歸，一切又會發生怎樣的偏移呢？

歷史也曾站在十字路口徘徊，但終究在一次次猜疑、游移、蒙昧中流向了那條長河。

“和為貴”：“為解放臺灣開路”

1953年，朝鮮停戰，次年，日內瓦會議和平解決朝鮮和印度支那問題，相對的安穩局勢令大陸對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稍有信心。

“凡是愿意從臺灣回到祖國的，我們既往不咎。”“既往不咎”四字從周總理口中說出，分量十足。解放戰爭時期，許多人才或自愿或受脅迫飛往了臺灣，隔著一彎海峽，看新中國的蓬勃新氣象，不少人通過友人暗示“愿意回來”。

之于遷臺人員而言，1954年可謂是“棄暗投明”的一年，他們的家人在大陸，根脈在故鄉。

蔣氏政府自然注意到了氣氛的微妙。趁熱打鐵，1955年，周恩來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明確提出：“中國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臺灣。”對此，毛澤東認同道：“我們要“和為貴”。

50年代的中國，需要一個和平的建設環境，但所有人都知道，“和平”意味著委婉、曲折和博弈，在平靜的水面下，洶涌著驚濤駭浪。

察覺到和平之機，章士釗主動請纓，通過滯留在香港的舊交，意圖給蔣介石做工作，爭取新一輪的國共談判。“共產黨是很有誠意的，但是為了避免誠意落空，要讓國民黨有所回應。”

因此，章士釗帶著中共中央的信，經過香港、臺灣的重重關系網，最終送到了蔣介石手中。

“第三次國共合作？”很顯然，無論是哪一方看來，中共的誠意都是十足的，出發點為家國大義，立腳點利害明晰，提出了四條兩岸統一的具體辦法。

第一，臺灣具有極大的自由，其人事安排、軍政大權都由蔣介石管理，中央只要求統管外交；第二，針對臺灣后續發展，中央表示可以適當撥款補助，以支持臺灣經濟建設；第三，社會改革的進度、節奏尊重蔣介石的意見和臺灣各界人民代表進行協商；第四，為保障兩黨重新合作，國共雙方不能做破壞雙方之事。

展信閱畢，蔣介石又反復看了幾遍，許孝炎自是知道，蔣介石看的是最后那一行——“奉化之墓廬依然，溪口之花草無恙”，這既是一封誠意滿滿的談判書，亦是遠方寄給游子的鄉愁。

見眼前人良久不語，許孝炎最終退出，帶上了房門。而這一默一退，便是一年，1957年，蔣介石才召許孝炎回臺北，“派人去北平，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實意圖。”他不認今日之北京，就像不肯輕易承認中共的磊落。

最終，在許孝炎給出的人選中，蔣介石挑中了宋宜山。1957年，周恩來在北京東興樓飯店會見了宋宜山。宋宜山開門見山地表明意圖，周恩來更是不避不讓道：“大革命時代，國共兩黨的同志就曾在一個屋里頭開會、共一個大鍋吃飯，希望我們還能在一起合作。”

一頓飯下來，宋宜山如沐春風。抵達香港后更是寫下了1萬多字的報告交由蔣介石，然而，很顯然，宋宜山經過多方會談寫下的報告并不討喜。

“他對大陸的成就倒是頗為贊賞。”蔣介石為此很是不悅，國共談判被一推再推。

深入了解：“來大陸看看”

但中共并未因為蔣介石的排斥而停止努力，“臺灣可以派人來大陸看看，公開如果不好，就秘密來”，毛澤東說，“只要臺灣和美國斷絕關系”。

同時，中共中央允諾，“臺灣可以派一些代表回來，參加政協全國委員會和人民代表大會。”周恩來具體說明，“蔣經國安排在人大或者政協，這都是可以商量的，蔣介石總要在中央安排。”

而這一切的前提是——看到蔣氏父子的誠意。甚至，周恩來還特地囑咐，對蔣介石和陳誠等人的祖墳加以保護，觀照其在大陸的親屬。

越來越多人受到中共的感召回到祖國，關鍵時刻，國共雙方絕不能僵持對峙，曹聚仁明曉態勢后更覺自己“穿針引線”之職的重大。

他同國共兩黨的高層關系匪淺，曾是陳毅至交、葉挺的座上賓，又兼為蔣經國的好友。回到大陸后，他收到了中共的熱情款待，毛澤東更是在中南海親自接見，“你可以多看看，多走走，看我們這兒還存在什么問題。”

話語間輕松隨意，好似家常白話，若不是曹聚仁早已知悉毛主席為接見他，甚至缺席了印尼總統蘇加諾訪華歡迎儀式，只當這只是一次簡單的華胞接見。

在談及蔣介石之時，出乎曹聚仁的意料，毛澤東肯定了蔣介石在某些歷史時期的作用，而這，正是他意圖再次與蔣介石握手的原因之一。

結束談話后，曹聚仁與臺灣連電，將毛澤東的友好態度傳達至臺北，這一次，蔣介石沒再嘲諷斥責，默然片刻后，傳來指令，請曹聚仁前往浙江奉化，看一看蔣氏祖墳。

1957年，曹聚仁抵達浙江，趕往奉化溪口鎮。他駐足蔣介石曾寓居的豐鎬房和蔣經國曾歇息過的文昌閣，隨后代表蔣氏父子前往蔣母的墓園掃墓，旁遭無人打攪，但老房和墳塋卻看護地很好，曹聚仁無言地拍攝，不知海峽那頭的人作何感想。

他回到香港后，手書一封，向蔣經國通報了他大陸之行的情況以及他自己對兩黨再次合作的看法，附贈寄去了他在溪口拍攝的照片。

第二次努力，臺北的抗拒沒那么激烈，但態度依舊曖昧，既沒說讓曹聚仁放棄，也沒給中共具體表態，這一拖，又是幾年。

允諾：“部長的職位太低了”

大陸建設如火如荼，臺灣那頭似乎打定了拖延戰術，觀望等待著。“如果國共再次合作，將會如何安排蔣介石呢？”一些香港和海外的記者朋友們很是好奇。

要知道，這個問題的回答需要極為慎重，答的好，這是一個加快國共兩黨合作進程的臺階；答的潦草，便有此前誠意落不到實處之嫌。盡管蔣介石本人不可能一個大邁步，直接邁入中央。

起先，中央并未回應，自思索，正考量。直到周恩來訪問印度之時，在場記者再度提到了這個問題，“你們會讓蔣介石在北京政府任職還是臺北政府呢？”還未等周恩來回應，又添上一句，“如果說，二十年前曾救過蔣介石性命的周恩來總理，確實愿意讓他擔任某一職務的話。”

這一提問顯然不懷好意，既談國共合作，又牽扯個人過往。但周總理只是一笑，坦率道：“最好還是不要談二十年前發生的事情”，隨后他望向鏡頭，鄭重其事，“此外，這件事不是我一個人能達成的，這是根據當時中國人民的需要而進行的。”

嘈雜的場面一瞬間寂靜了下來，等待著他接下來的話，“中國政府正盡一切努力來爭取和平解放臺灣，同時也在努力爭取蔣介石，如果臺灣歸還中國的話，那么蔣介石自然有了貢獻。”

末了，才算正式回答道：“他可以根據他的意愿留在祖國的任何一個地方，你們提到說給蔣介石一個政府中的職位，大概是來自一場采訪。”他解釋道，“一個記者朋友曾正面提問，我們是否會給蔣介石一個部長的職位，我說，部長的職位太低了。”

對此，臺灣仍然沒有直接回應。

70年代初，隨著中共在外交上取得重大突破：國民黨代表被“請”出聯合國，中美“聯合公報”正式發表，中日關系改善等重大事件的發生使得臺灣的處境急轉直下，相對而言，形勢對大陸有利。此時，中央再度將和平解放臺灣的問題提上了日程。

此時，因中共多次發出和談的邀請和建議，出于對臺灣未卜之前途的考量，蔣介石動了和中共重開談判的念頭。他聽了太多的勸解和好言，“他看完贊揚中共的書信也不再破口大罵，而是一個人坐在書桌前，靜靜地沉思。”

但前兩位中間人——曹聚仁和章士釗都已病逝。反復挑選下，蔣介石將這一重擔交給了在抗戰期間曾主持過國共兩黨秘密談判的元老級人物陳立夫。

這一次，換作蔣介石邀請毛澤東赴臺訪問，陳立夫通過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發送邀請信息。遲遲未等到中共中央有所回應，“或許是感到自己時日不多了。”陳立夫再度受托催促，他執筆寫下了“假如我是毛澤東”一文。

文辭懇切，幾度邀請毛澤東或周恩來來臺訪問。然而，還未等到國共兩黨看到兩黨攜手再次合作的新局面，1975年4月，蔣介石便因心臟病在臺北去世，一年半過后，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在北京逝世。

歷史沒有假如，歷歷在目，卻無法轉圜。而中國將現代歷史，留下了遺憾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