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證明毛澤東的偉大：他們曾和毛澤東親密無間，后來漸行漸遠

青年時期，毛澤東與蕭子升、蔡和森一同拜在楊昌濟門下，作為楊昌濟的得意門生，被稱為“楊門三杰”。然而，半生過去，蔡和森不幸犧牲，英年早逝，蕭子升投入了國民黨，遠居國外，而毛澤東則堅定地信奉著馬列主義，用一生踐行了“救國救民求真理”的理想。

游學湖湘：“身無半文，心憂天下”

毛澤東與蕭子升相識于湘鄉東山高等小學堂，在這所新式學堂里就讀的多為富家子弟，而穿灰布鞋、著黃白粗布裳，整日咸菜饅頭的毛澤東顯得格格不入，但蕭子升卻發現，這位同窗博覽古今，尤精中國史，兩人經常探討社會歷史問題。

“與子升同游，不勝輕快。”1917年，兩人結伴游學，意圖前往湖南一帶游學調研。雙雙理了個小平頭，就這樣，徒步走遍了湖南五縣，餓了就去農民家討口吃的，到了鄉紳家，還可以幫人家抄抄帖子、對對子，換取下一站的路費。

途經安化、山口、仙溪、馬跡塘、桃花江、長塘，他們和農民聊過莊稼收成，和教員談過革命運動，也和方丈探討過禪宗哲學。回到學校后，兩人口袋里竟然還剩兩塊大洋和四十個銅板。

那時候，毛澤東和蕭子升形影不離，恰同學少年，一心改造中國，救民水火。

游學歸來的毛澤東、蕭子升同蔡和森組建了新民學會，最初的據點是蔡和森的家，岳麓山下，寥寥數人，卻也像模像樣地立下了宗旨和“五不”守則。

炎炎夏日，三人躺在北京三眼井吉安冬夾道7號狹小的小屋內，一個大炕，一張被子，同吃同睡，那時，他們正在準備赴法留學。

盡管日子清苦，但是北京大學的校門向所有有志青年開放，毛澤東一有時間舊鉆進日報閱覽室，擔任圖書管理員的同時，和來圖書館看書的同學攀談，“我那時看到眼中有光的青年人，就借故聊天，學問、理想……這是為了吸收新民學會的成員。”

而蕭子升則更多地參與到社會活動之中。他們曾擠在一張書桌上看《庶民的勝利》，也曾為《布爾什維克的勝利》爭得面紅耳赤，毛澤東向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偶然聊起，蕭子升也總是笑意微微，為友人的知識面而贊嘆。

那是親密無間的過去，亦是分歧的開始。

嫌隙漸生：漸行漸遠的毛蕭

1919年的2月，蕭子升和湖南第一批赴法青年從上海乘船去了法國。留法期間，蕭子升大量接觸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義哲學。他開始在通信中提到：“中國還是走改良的道路好。”

毛澤東卻隱隱感到不安：“他（蕭子升）似乎是向著無政府主義轉變了。”這是兩人第一次在道路問題上產生分歧。

徐特立更是點出：“個別華法教育會中的某些人物，自己不需要勤工，卻憑借著勤工儉學學生的捐款，過著闊綽的生活，一路拿到碩士、博士學位……子升和華法教育那一伙人在一起，生活水準很高。”

彼時，新民學會在法會員更是質疑蕭子升私吞了部分章士釗的捐款，用作個人花銷。另一頭，毛澤東選擇留在了國內，他依舊過著辣椒、咸菜佐飯的日子，但此時，他已經走上了一條嶄新的道路。

“深扎腳下的土地，深入身邊的人民。”他投身五四運動，領導新民學會，積極組織農民運動，宣傳馬克思主義，“應該要走過空喊口號的年紀。”那是他最沉默，又最有力的一段時光。

彼時，蔡和森進行了廣泛的社會調研和理論研究，認為中國應該借鑒俄國之革命。“我同潤寰所見相同，須借鑒俄國式的方法。”

蕭子升卻相信，暴力革命不是唯一的道路，政府只會帶來暴動，“我們不可以用少數人的犧牲，換取多數人的福利。”毛澤東對此表示：“子升的主張，理論上行得通，但是事實上做不到。”

這時，兩人的政治主張在明面上出現了大分歧。新民學會內部也開始有了爭議，但因為國內工作已由毛澤東主管，五四運動的余浪依舊拍打著青年人的心，因而“中國人民須站起來革命”的呼聲更為強烈。

1920年，蕭子升回國，次年3月，兩人于長沙會面。接下來整整四個月，他們都在談論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可談的越多，兩人就離得越遠。

蕭子升要“以教育為工具”，希望通過無強權的“新式革命”來為人民謀福利，言辭激烈處，這對曾經的摯友卻是針尖對麥芒，最終，毛澤東望著蕭子升，只說：“穿你的長馬褂去吧。”

歷史見證：“中國之崛起”

1921年，兩人的最后一次會面，吵得不可開交，毛澤東離去。

直至國共合作破裂，兩人一直保持聯系。后來，蕭子升升任國民黨北平黨務指導委員、中法大學教授、北京大學委員、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等職。

此后的中國共產黨，有過挫折，但更多地，是朝著毛澤東料想的方向曲折前進。他制定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戰略戰術，帶領中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

1949年，新中國成立，一個獨立、團結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誕生了。

經濟上，國民經濟陸續恢復，三大改造完成，建立起了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社會主義改造開始……軍事上，他打響了抗美援朝戰爭和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戰爭，“兩彈一星”研制成功。

自此，“槍桿子里出政權”、“打鐵需要自身硬”等標語成為一代人的革命座右銘，

外交上，他主張“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拒絕舊政府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在建國初期，獲得了蘇聯156個大型工業項目的援助，為新中國的工業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中蘇分手后，抓住與第三世界國家來往和美蘇爭霸的機會，為中日建交、中美建交、中國重返聯合國打開了新局面。

毛澤東和蕭子升的漸行漸遠，恰恰是革命主義和改良主義之間的交鋒，而今日的中國，今日之人民，早已交出了答卷，這是歷史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毛澤東主義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