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濟深和新桂系到底是什么關系？

一、

可能是讀了一系列地理專著的關系，今年開始我對人文地理特別感興趣，很多選題都喜歡用地理的角度來分析，這篇文章是寫李濟深和新桂系的，但我依然準備用地理來開篇。

廣西的地理，是三條大江塑造的。

橫貫東西的長江，在湖南岳陽分出一條湘江，經洞庭湖流過長沙、湘潭、衡陽、永州就進入廣西境內，秦始皇修建的靈渠，又把湘江和漓江連接起來，漓江經過桂林、梧州匯入西江，西江再向東流便到了廣東，經過肇慶、廣州、中山流入大海。

這是一條從長江到南海的水運系統。

西江發源于云南曲靖，在昆明繞了一圈之后便一路向東，橫貫廣西，流經來賓、桂平。而發源于廣西西北的郁江，經百色、南寧之后也到了桂平，兩條大江自此合流向東，在梧州接收漓江之后便進入廣東，奔流到海不復回。

可以說，通過西江和郁江，廣西的大部分地方，都和那條長江到南海的水運系統聯系起來。

正因為這樣的關系，明清以后，兩廣便有了一體化的趨勢，桂東和粵西更是親密的一家人似的。

而廣東和廣西的交匯點、漓江、西江、郁江的核心樞紐便是廣西梧州，外貿總額占廣西全省的80%以上。

理解了廣西的地理，我們就可以繼續往下說了。

1916年袁世凱稱帝失敗，尿毒癥發作而死，北洋軍閥徹底成了一盤散沙。

在這樣的背景下，廣西軍閥陸榮廷也產生了擴張地盤的野心，于是陸榮廷命令譚浩明統帥五個軍從桂林進入湖南，然后沿湘江北上攻克長沙，同時派另一支部隊沿西江東進，經梧州進入廣東。

得到這么大的地盤，陸榮廷便宣布出任兩廣巡閱使，成為名副其實的西南王。

到了1920年8月，孫中山要經營廣東做革命根據地，便發起驅逐陸榮廷的戰爭，逼的陸榮廷宣布下野，隨后陳炯明統領粵軍進駐廣西。

就這樣，孫中山取代陸榮廷，初步整合兩廣。

從陸榮廷和孫中山的選擇來看，廣西要有所成就必須占領廣東，廣東要北伐也必須安定廣西，在特殊的地理條件下，兩廣抱團才能形成合力，分裂只能不斷內耗。

在戰爭年代，兩廣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系。

二、

就在孫中山初步整合兩廣的時候，李濟深加入粵軍，逐漸成為孫中山的得力部屬。

李濟深是梧州蒼梧縣的人，青年時在梧州中學堂讀書，其中一個老師是廣東番禺人胡漢民。

后來胡漢民離開梧州中學堂，留學日本，李濟深也隨之離開梧州，報考了廣東陸軍速成學校，開始讀軍事，一路讀到保定陸軍軍官學校、陸軍大學，成為那個年代的高端軍事人才。

1920年底，孫中山把親手成立的“援閩粵軍”改編為粵軍第一師，并任命鄧鏗為師長，開始裁汰老弱選拔精銳。

鄧鏗和李濟深是廣東陸軍速成學校的同學，于是鄧鏗給李濟深寫了一封信，邀請他到粵軍第一師做副官長，直屬部下就是張發奎、薛岳等人。

到了1922年，孫中山準備以兩廣為基本盤，舉行北伐，以武力統一中國，但統領粵軍的陳炯明不同意，認為“武力統一”會傷害很多人的利益，“聯省自治”能保證大多數人的利益，是目前最好的選擇。

不同的政見，導致孫中山和陳炯明反目成仇，于是陳炯明背叛了孫中山、暗殺粵軍第一師師長鄧鏗，并把廣西的粵軍也調回廣東，用來和孫中山作戰。

這場戰爭給了很多人機會，其中就包括李濟深。

那年冬天，李濟深得到孫中山的秘密指令，隨后在第一師聯絡一批中下級軍官發動起義，順利擊敗陳炯明，收復廣州城。

戰后，孫中山為表彰李濟深，便任命他為粵軍第一師師長，為李濟深成為粵系大佬奠定了基礎。

其實孫中山是非常重視地域關系的，革命這么多年，他重用的基本都是廣東人，李濟深能得到孫中山的信任，并和那群廣東人談笑風生，恐怕離不開兩廣一體化的時代背景。

雖然收復了廣州，但因為陳炯明把駐廣西部隊調走，導致廣西失去政治權威和軍事威懾，成了群龍無首一片散沙的狀態，那些掌握部隊的廣西軍人們，都想趁亂奪取地盤，甚至陸榮廷都召集舊部卷土重來，準備恢復以前的勢力范圍。

那時廣西流傳一首民謠：“司令滿街走，將軍多如毛，殺人兼越貨，無日不干戈”，這說明孫中山初步整合起來的兩廣又分裂了。

對于這樣的局面，孫中山當然是不滿意的，便開始重新整合兩廣。

怎么做呢？

孫中山的選擇是，任命李濟深為梧州西江善后處長，統領部分粵軍，回到梧州這個兩廣之間的門戶要地，扶持廣西的小軍閥，做為廣東的附庸。

而李濟深到了梧州之后，做出的選擇是，扶持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組成的新桂系。

李宗仁是廣西桂林人，讀過廣西陸軍小學、廣西陸軍速成學校，清末民初的時候參加過同盟會，屬于有革命履歷的進步軍人。陳炯明叛變以后，李宗仁便自封為廣西自治軍第二路總司令，擁兵三千，駐扎在廣西玉林。

黃紹竑和白崇禧都是保定軍校的畢業生，在陸榮廷的軍中混跡多年。陳炯明叛變以后，他們帶著千余人到玉林依附李宗仁，被改編為廣西自治軍第二路軍第三支隊。

李白黃就此合流。

但黃紹竑的政治敏感性非常高，認為部隊駐扎在玉林沒有前途，必須尋找政治過硬的靠山，才能借政治和主義的名分，在廣西有所作為。

于是在1923年的時候，黃紹竑和李宗仁開誠布公的談了一次，帶著千余人的部隊北上，準備奪取梧州做根據地，同時囑托在廣州治傷的白崇禧，想辦法和孫中山取得聯系，爭取革命領袖的政治支持。

這樣一來，孫中山、李濟深幾乎同時和廣西軍人聯系上了。

在廣東，孫中山接見了白崇禧，鼓勵道：“你們能夠起來革命，很好，你們都是青年軍官，應該參加救國救民的革命”，把黃紹竑和白崇禧的部隊命名為討賊軍，在廣州設立辦事處，鞏固兩廣的聯系。

在梧州，李濟深配合黃紹竑，擊敗駐守梧州的馮葆初旅，戰后又直接把梧州打包送給黃紹竑，自己繼續從廣東領取軍費。

而得到梧州，黃紹竑每月就有四十萬的財政收入，于是他在梧州設立討賊軍總指揮部，擴編到四千多人。

發現黃紹竑混的風生水起，李宗仁也看出來了，追隨孫中山有利可圖，便開始和李濟深聯系，逐步向廣東靠攏，并在李濟深和陳銘樞的介紹下，在梧州加入國民黨。

就這樣到了1924年底，在李濟深的支持下，黃紹竑在梧州一帶攻城略地，李宗仁在玉林一帶招兵買馬，兩方勢力在桂平交匯，基本占據了兩廣之間的全部門戶要地，擁兵一萬多人。

在這樣的背景下，李濟深和李白黃三人，挑動廣西軍閥陸榮廷和沈鴻英火并，等沈鴻英消滅陸榮廷之后，李濟深又派出粵軍第一師，直接配合李白黃作戰，將沈鴻英的部隊消滅干凈，于1925年8月統一廣西。

回顧新桂系的崛起過程，首先要歸功于孫中山的整合兩廣戰略，其次要歸功于李濟深的具體扶持，如果沒有這兩點，僅憑李白黃的薄弱兵力，基本不可能崛起壯大統一廣西。

所以黃紹竑說過一句話：“李濟深不是新桂系，但他是新桂系的恩人。”

而廣東扶持的新桂系取得成功，意味著兩廣再次被整合起來，1925年國民政府整編軍隊的時候，李濟深的粵軍就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李白黃的桂軍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七軍。

這個時候孫中山已經去世了，但他整合兩廣卻意義重大，直接為國民政府北伐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三、

在北伐的過程中，雖然李濟深留守廣東，但他派出的陳銘樞、張發奎、葉挺等部隊直奔武漢，給第四軍打出“鐵軍”的名號，新桂系的第七軍和蔣介石的第一軍，則攻占了長三角地區。

這樣一來，粵系、新桂系、黃埔系便成為北伐的最大贏家，切下最大份額的勝利果實。

為了保住勝利果實，1927年4月，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的時候，新桂系和粵系都是支持蔣介石的，不僅李白黃在長三角殺的人頭滾滾，李濟深也在廣州發動“四一五事變”，逮捕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

這是三方勢力合作最密切的時候，但隨著北伐成功，他們開始了分分合合的政治斗爭。

蔣介石在南京發動政變的時候，武漢的汪精衛最初是不支持的，后來汪精衛頂不住壓力，從7月開始驅逐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但提出一項條件——

要想寧漢合流，蔣介石必須下野。

蔣介石的計劃是，親自指揮徐州戰役，擊敗張宗昌和孫傳芳的直魯聯軍，獲取巨大的軍功，抵消汪精衛提出的下野要求。

結果，蔣介石寄予厚望的徐州戰役失敗了，不僅沒有獲得軍功，還把以前的威望給丟了。為了彌補戰敗的損失，蔣介石希望得到新桂系的支持，武力討伐武漢。

只要消滅提出問題的人，就沒有問題了。

然而面對蔣介石的作戰命令，負責前線指揮的白崇禧，拒不執行。

這意味著，蔣介石策劃的徐州戰役失敗以后，不僅無力討伐武漢的汪精衛，連近在咫尺的新桂系都不配合了，無奈之下，蔣介石宣布下野，新桂系得到南京國民政府的軍政大權。

9月，新桂系召集南京、武漢的軍政要員以及國民黨元老，成立“中國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基本把國民黨的各方勢力都團結起來，促成寧漢合流，但新桂系也有一個要求——汪精衛下野。

那汪精衛能有什么辦法，只能宣布下野。

此時武漢的部隊都被唐生智控制，只要唐生智不放棄軍權，新桂系就不算徹底成功。

于是在10月份，新桂系向唐生智宣戰，李宗仁親自到安慶指揮，唐生智接連戰敗，最終在1928年初通電下野，其部下李品仙、何健等人通電，宣布擁護南京國民政府，接收新桂系的改編。

就這樣，短短六年時間，新桂系從僅有數千部隊的小軍閥，成長為擁兵二十萬、占有廣西、湖南、湖北、江浙等半壁江山，并控制南京國民政府的龐然大物。

但也就在新桂系大獲全勝的時候，蔣介石復職了。

因為被新桂系逼的下野之后，蔣介石和汪精衛同時聯系了回師廣東的張發奎、黃琪翔，讓他們起兵逼退新桂系的盟友李濟深，奪取廣東，然后在廣東另立中央，和新桂系的“中國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抗衡。

從個人利益來看，張發奎和黃琪翔也想奪取廣東，做為自己的地盤，便痛快的答應蔣介石和汪精衛的條件，于11月份發動政變驅逐李濟深。

張發奎和黃琪翔是汪精衛的舊部，廣州政變又同時得罪了粵系李濟深和新桂系，于是李濟深和新桂系立即開始“倒汪。”

而蔣介石在上海召集國民黨中執委開會，以“調停人”的身份，表態支持李濟深和新桂系的“倒汪”行動。

壓力給到汪精衛。

汪精衛發現被蔣介石擺了一道，又處于群起圍攻的環境，無奈之下拋出“蔣介石復職”的議題，希望向蔣介石低頭來保住地位。

面對汪精衛的議題，新桂系和李濟深沒有理由拒絕，蔣介石便順利復職。

正在這個時候，我黨領導的“廣州起義”爆發了，蔣介石立即利用這件事，聯合新桂系和李濟深“倒汪”，汪精衛又被擺了一道，被逼的出國考察，張發奎通電下野。

所有人都得到比較滿意的結果，受傷的只有汪精衛......

在這一系列事件中，蔣介石利用各方的矛盾縱橫捭闔，從新桂系的手里奪回南京國民政府的主導權，但承認新桂系戰勝唐生智的成果，為了安撫新桂系和李濟深，又委任李濟深重回廣東。

三方勢力暫時形成一種動態平衡。

四、

真正讓新桂系和李濟深一蹶不振的，還是之前說過很多次的裁軍事件。

那時中國的軍政集團大致分成四方——控制長三角的蔣介石、控制晉冀和平津的閻錫山、控制西北的馮玉祥、控制兩湖和廣西的新桂系，各自擁兵數十萬，粵系李濟深反而成了新桂系的附屬勢力。

為了削弱其他勢力，蔣介石在1929年1月召開編遣會議，要求大家一起裁軍，把全國軍隊維持在60萬以內，但蔣介石要20萬人的名額，馮玉祥、閻錫山和新桂系各自有10萬人的名額。

蔣介石的真實用意，其他人立即就明白了，極度排斥裁軍——“我裁軍以后，你再來打我，是吧？美得你。”

而隨后爆發的“湘案”，直接挑破新桂系和蔣介石的矛盾。

當時李宗仁是武漢政治分會主席，直接控制剛得到的兩湖地區，具體到湖南的政務，李宗仁委托第四集團軍一軍團總指揮魯滌平主持，但實力派何健也在湖南境內。

1929年2月，蔣介石給湖南運了一批軍火，明確說是給魯滌平的，何健就非常不滿，要求武漢政治分會給個公道。

其實新桂系大員們也有疑問了，蔣介石給軍火，為什么指明給你魯滌平，而不經過武漢政治分會？何健的要求，正好給了新桂系處理魯滌平的借口，于是武漢政治分會免除魯滌平的職務，改任何健為湖南省政府主席，并派兩個師進駐長沙，把魯滌平的部隊繳械。

隨后，魯滌平到南京向蔣介石告狀，蔣介石立即以此為借口動員部隊，新桂系感覺到蔣介石的戰爭意圖，也開始動員部隊，三月，雙方就爆發了“蔣桂戰爭”。

事實證明，新桂系在戰場上很能打，但搞政治遠遠不是蔣介石的對手。

早在開戰之前，蔣介石就做了三件事——

和流亡日本的唐生智和解，把唐生智勸回國內，策反被新桂系控制的舊部，其中就包括湖南的何健。

李濟深到南京調停蔣桂沖突，蔣介石為了削弱新桂系的力量，直接把李濟深軟禁起來，并用廣東地盤，換取粵系將領陳濟棠和陳銘樞的支持。

利用中央政府的有利地位，拉攏各方勢力，最終東北張學良、四川劉文輝、山西閻錫山、西北馮玉祥都表態擁護蔣介石。

這三板斧砍下來，新桂系就被徹底孤立起來，和蔣介石打到五月份就被迫退回廣西，蔣介石甚至指揮何健從湖南推進到桂林、陳濟棠從肇慶攻占梧州，掌握了廣西的兩道門戶。

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宣布下野。

蔣桂戰爭結束以后，新桂系徹底從巔峰跌落下來，日后借助汪精衛反蔣的機會，才能重整舊部，但不再有問鼎天下的資格，淪為中國的一股地方勢力，黃紹竑甚至脫離新桂系投奔蔣介石了。

李濟深被蔣介石軟禁了將近三年，直到“九一八事變”后才放出來，但廣東已經另有主人，粵系也分崩離析，李濟深從實力派變成閑云野鶴，此后二十年，以政治上反蔣為主要工作。

五、

有實力和沒實力，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新桂系和李濟深的最終歸宿。

自從三十年代開始，李濟深就是沒實力的，又常年以反蔣為工作，于是積累了巨大的政治聲望，1948年在香港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以后，李濟深更是成為反蔣的旗幟性人物、國民黨正統的代表。

憑借這樣的身份，李濟深得以出任新中國的副主席，位列開國元勛之一。

而新桂系沒有像馮玉祥、閻錫山一樣被蔣介石完全兼并，是有些實力的，解放戰爭后期，李宗仁甚至接替蔣介石做了“代總統”，那么新桂系的部隊，自然要和解放軍作戰。

結果在1949年12月，四野大軍先后解放桂林、梧州，并在玉林一帶殲滅白崇禧指揮的新桂系主力部隊。

玉林，正是新桂系起家的地方。

早已沒有實力的黃紹竑留在大陸，陸續做了三屆政協委員，李宗仁則出走美國，白崇禧飛往臺北。

以廣西而起、以廣西而終，李濟深和新桂系的命運各不相同。

真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