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膽”陳布雷，決定離開蔣介石

1、

數千年歷史上，除了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之類的非常時期，歷朝歷代基本都是文官政治。

所謂文官政治，指的是州郡刺史和六部尚書，都是“學而優則仕”的文人，戰場立功的武將，榮登宰輔議論大政是有可能的，但轉任民政的寥寥無幾。

文人是文官的起點，政治家則是文官的底色。

如果一個文人憑借知識走上仕途并獲取高位，卻始終不能轉型為政治家，那么這個文人極有可能是悲劇收場。

蔣介石的“文膽”陳布雷，就是這種純粹的文人。

1890年，陳布雷生于浙江省寧波市慈溪縣，父祖兩代都是富裕茶商，這樣的家境，給陳布雷奠定了讀書的環境，也給陳布雷打上一生難以抹除的階級烙印。

早在五歲的時候，陳布雷便開始接受教育，每天能認識三十個字。

稍微長大一些，陳布雷又跟隨兄長陳訓正讀《毛詩》和《爾雅》，跟著宗族長輩和家庭教師讀《禮記》、《春秋左傳》、《唐詩》等經典著作。

讀書雖多，但陳布雷的品行并不討喜，他在回憶錄里寫道：“余七八歲以后，性行頑劣，體既弱，乃好戲侮弟妹，先母常斥責之，余屢改而屢犯”，典型的手欠、好動、頑劣的熊孩子。

這樣的性格，影響了陳布雷的學業，導致他難以理清思路，寫出來的文章疲軟無力，直到1904年考入慈溪縣中學堂，遇到慈溪才子馮君木，陳布雷才改變命運。

在慈溪縣中學堂，陳布雷苦讀《瀛環全志》、《通鑒輯覽》、《萬國史綱目》等歷史地理著作，逐漸開拓眼界，格局不同以往。而馮君木教他選字、修辭、煉句的文字功夫，以及“文從字順各率職”的文章要領。

經過一段時間的磨礪，陳布雷的學業大進。

學校規定，學生每個星期都要寫一篇文章，評為最優等的記兩功，次優等的記一功，中等無功無過，一功可以得到二角銀錢的獎勵。結果半年下來，陳布雷和三弟竟然攢了二十一元銀錢。

1911年春，陳布雷到上海探望兄長陳訓正。

那時陳訓正是《天鐸報》的社長，麾下有戴季陶等主筆。陳布雷到上海的時候，正好戴季陶有事請假，陳訓正便安排陳布雷，替戴季陶寫新聞短評。

從此以后，陳布雷成為《天鐸報》的記者，每天寫兩篇新聞短評，每十天寫三篇社論，月薪四十元，生活質量非常高。

那時的陳布雷，是有新聞理想的，準備以文章報國。

他以八指頭陀的詩“迷津喚不醒，請作布雷鳴”，取了“布雷”的筆名，所以世人只知道陳布雷，不知他的真名是陳訓恩。

為了提高新聞水平，陳布雷經常請教《民立報》的主筆宋教仁，討論國際時事新聞的寫法，并和柳亞子等人詩文唱和，共同精進。

同年秋，武昌起義爆發，其他報紙都把革命軍稱為“逆軍”，但《天鐸報》傾向革命，陳布雷便稱革命軍為“革軍”，隨后寫下《譚鄂》十篇，聲援武昌起義，其中一段是這樣寫的：

“夫武漢一隅，固將與美之波士頓、法之威色黎，同為世界史上一至足紀念之勝地。他年黃鶴樓頭，留連憑吊，必有慨真理之大明，而專制政體終于一去不復返者。鄂風泱泱，扇遍天下，大千男兒際此，宜如何距躍三日，歡欣鼓舞，而不能自己也。”

文字里洋溢著澎湃激情，字句間閃耀著青春熱血。

陳布雷的這段文字，即便放到現在，也比絕大部分記者的水平強，要是做自媒體的話，絕對是頂流。

22歲的陳布雷，就此一戰成名。

2、

進入民國以后，陳布雷返回寧波做過中學校長，兼任過上海《申報》記者，甚至有一段時間在操持家務，整體來說是蹉跎十年。

直到1921年初，上海《商報》成立，陳布雷才重回記者行列。

《商報》是上海總商會董事湯節之出資成立的，聘任陳訓正做總編輯，陳訓正又任命陳布雷為編輯主任、潘公展為電訊編輯、陳鐵生和鄧逸虎為編輯，組成強大的編輯班底。

雖然陳布雷每次出來工作，都是兄長陳訓正的提攜，但陳布雷并沒有辜負兄長，他以革命者的政治立場，寫了大量的短評、社論、時政分析，非常受讀者歡迎。

1923年，曹錕通過賄賂國會議員做了大總統，消息傳到上海，陳布雷在《商報》社論里寫道：“受賄者均為豬仔議員。”

1925年，上海爆發五卅慘案，陳布雷每天撰寫評論文章，抨擊英日帝國主義的暴行，還深入罷工工人、游行群眾中進行深度采訪，然后撰寫文章，給上海各界的罷工游行運動提供參考。

寫這樣的文章，陳布雷是要承擔風險的，同事勸他，寫文章盡量隱晦一些，陳布雷卻說“主筆不吃官司，不是好主筆。”

但正是憑借犀利的文章，陳布雷同時引起國共雙方的關注。

孫中山評價說：“《商報》只是幾個同志在那里苦撐，可稱為忠實的黨報”。

曾任北洋政府交通總長的葉恭綽，對陳布雷的評價更高：“全國報界中主持社論之人才寥寥不多得，其議論周匝，文字雅俊者，在北惟顏旨微，在南惟陳畏壘而已。”

陳畏壘，即陳布雷。

而我黨的政治機關報《向導》周刊，經常原文轉載陳布雷的社論，并派人和陳布雷接觸，有意發展他做黨員。

這個時候，陳布雷和同時代的所有人一樣，面臨兩條道路的抉擇——追隨國民黨，通過資產階級革命救中國，或者追隨共產黨，通過共產主義革命救中國。

如果陳布雷選擇后者，既有可能在宣傳領域大展身手，出任省級乃至中央的宣傳部長。

然而，原生家庭的影響，導致陳布雷沒有選擇正確的道路。

陳布雷是浙江名門望族出身，階級烙印非常明顯，陳布雷又深受四書五經的熏陶，不論是現實利益還是精神世界，他都不可能認同我黨的“階級革命”理論，他更傾向各階級聯合起來，打倒軍閥驅逐列強，收回國家主權。

既然政治理念不同，陳布雷便拒絕了我黨的邀請，和他接觸過的同志，也開始以“小資產階級意志甚濃的頑固分子”來評價陳布雷。

在這樣的背景下，陳布雷能夠選擇的，就只有國民黨了。

1926年底，北伐軍攻克湖湘，兵鋒直指江浙。

《商報》的政治立場向來是支持革命的，倒不擔心北伐軍秋后算賬，但《商報》董事會的人，和孫傳芳的關系太深，這樣一來，《商報》的編輯必須和董事會劃清界限，才能保證性命無礙。

于是，陳布雷和潘公展到了南昌，通過張靜江的關系，見到蔣介石。

蔣介石早已知道陳布雷的大名，和他長談了一小時，陳布雷向蔣介石咨詢了國民黨的政策，蔣介石也詳細做了解答，兩人相談甚歡。

隨后，蔣介石向陳布雷拋出橄欖枝，邀請陳布雷加入國民黨，并愿意和陳果夫做陳布雷的入黨介紹人。陳布雷思考了兩個月，1927年2月，正式接受蔣介石的邀請，加入國民黨。

從此以后，陳布雷成為蔣介石的大筆桿子，給蔣介石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蔣介石口授大意、陳布雷潤色成文的《告黃埔同學書》。

知名記者做了御用文人，陳布雷的選擇，其實是偶然中的必然。

3、

跟了蔣介石以后，陳布雷在政治上一步登天，陸續做了浙江省政府秘書長、國民黨中央黨部書記長、浙江省教育廳長、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等顯赫職位，但陳布雷的實際工作，始終是給蔣介石寫文章。

用蔣介石的話說：“文字撰擬，迄無佐助之人，實需如君者在余之左右，浙省教育廳事，如可兼任名義，以秘書代行則更佳，否則可另保一人自代。”

黨政職務用來明確地位，實際工作另有安排。

對于這種名實不符的事，陳布雷則說：“余謂余之初愿在以新聞事業為終身職業，若不可得，愿為公之私人秘書，位不必高，祿不必厚，但求能有涓滴為公之助。”

從這句話，可以看出陳布雷放棄新聞理想、給蔣介石做大筆桿子的初衷。

新聞以報紙為載體，針砭時弊影響社會輿論，進而達到推動社會進步的目的。

但一份報紙能影響的社會范圍是有限的，記者的社會地位是卑微的，除非所有報紙所有記者都有新聞理想，遇到重大事件共同進退，否則僅憑一張報紙一個記者，針砭時弊、影響社會輿論、推動社會進步的希望太渺茫。

既然報紙和記者的上級是權力，那么接近最高權力者，并借最高權力者之口表達自己的立場和觀點，產生的影響力，絕不是一張報紙一個記者能比肩的。

陳布雷隱藏自己，專門給蔣介石寫文章，極有可能就是這樣的想法。

換句話說，蔣介石要利用陳布雷的文采，陳布雷也想利用蔣介石的權力。

于是呢，陳布雷明明擔任著黨政職務，卻在這些崗位上鮮有建樹，反而是在蔣介石北伐成功以后，替蔣介石寫了《祭告總理文》，隨后又寫了《革命與不革命》、《三次代表大會感想》、《今日黨中幾個重要問題》、《對新聞界談話》、《歡迎美記者團》、《青年地位及其前途》等重要文章。

很多時候，蔣介石的觀點，其實就是陳布雷的觀點。

1935年2月，蔣介石改組侍從室，第一處設立第一、二、三組，分別負責總務、參謀、警衛事務，第二處設立第四、五組，分別負責秘書、研究事務，陳布雷被任命為第二處主任兼第五組組長。

也就是說，陳布雷除了寫文章以外，還要擔負起“研究”的任務。

那研究什么呢？

按照蔣介石的規定，第五組要研究內政、法制、文化、教育、國際時事、中日關系、經濟等問題，理清脈絡做成報告，給蔣介石做參考。

蔣介石的侍從室，非親信不能進入，陳布雷能做第二處主任兼第五組組長，可見蔣介石已經把陳布雷視為最貼心的親信。

這，成為陳布雷命運的分水嶺。

4、

自從進入蔣介石侍從室，陳布雷便開始痛苦與快樂并存的日子。

痛苦的是，陳布雷要依照蔣介石的意見，寫一些自己不愿意寫的文章。

例如1936年底的“西安事變”，明明是張學良和楊虎城逮捕蔣介石，逼他結束內戰，團結國內各派力量共同抗日，但蔣介石回到南京以后，要求陳布雷寫一篇長文，以“對張、楊訓話”的角度解釋西安事變。

陳布雷在杭州新新旅館，絞盡腦汁寫出《西安半月記》，開篇就是一段——

“去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之變，事起倉促，震驚中樞，幾搖國本。中正於二次入陜之先，即已察知東北軍剿匪部隊思想龐雜，言動歧異，且有溝通匪部，自由退卻等種種復雜離奇之報告，甚至謂將有非常之密謀變亂者。中正以國家統一，始基已具，且東北軍痛心國難，處境特殊，悲憤所激，容不免有越軌之言論，如剴切告諭，亦必能統一軍心，使知國家利害之所在。”

“不料倉促之間，變生肘腋，躬蹈其危。推誠之念雖篤，慮患之智不周。此皆中正不德所致，於人何尤？”

“叛部雖早已不視余為其上官，而余則不能不認其為我之部屬。部屬之罪惡，實亦即余之罪惡。”

這段話，把蔣介石洗白成無辜的受害者，并以寬宏大量的姿態原諒張學良和楊虎城，完全不提“西安事變”以前，蔣介石是如何對待張學良和楊虎城的。

雖然陳布雷是蔣介石的大筆桿子，洗白蔣介石是分內之事，但陳布雷畢竟是純粹的文人，有新聞理想的記者，寫這種曲意逢迎的文章，其實是非常痛苦的。

據史料記載，陳布雷寫《西安半月記》的時候，反反復復數易其稿，才勉強寫完。

陳布雷最快樂的時候，是寫一些事關國家存亡、民族安危的文章。

例如1938年7月，全面抗戰已爆發一年，蔣介石命陳布雷寫一篇紀念文章，陳布雷稍微思考片刻，便揮筆寫下《抗戰周年紀念告全國軍民書》，其中有一段寫道：

“我們要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要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的歷史上的責任，戰端一開，無論何人，都應該負守土抗戰的職責，都應該抱定犧牲一切的決心。”

“我們是早已決定用最大的犧牲，求最后的勝利。我們抗戰意義很簡單，我們為保衛民族生存和獨立自由而抗戰，也為正義公理而抗戰。我們抗戰的目的很明確，我們要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要打擊到敵閥放棄侵略，要使敵閥根本改正其侵略中國的傳統政策來重現東亞和平。”

“這個目的未達到以前，我們的抗戰就一天不停止，雖至寸土個人，亦必奮斗到底。我們的決心，早已確立，海枯石爛，始終不渝。”

這段話，陳布雷說出全國人民的心聲，和武昌起義時的《譚鄂》保持著相同的風格，正是文人、記者最愿意寫的文字。所以陳布雷寫成以后，感覺酣暢淋漓，稱為近年來最滿意的文章。

然而陳布雷沒有想到，《抗戰周年紀念告全國軍民書》成了他此生最后一篇滿意的文章。

隨著日軍侵華步步深入、國軍抗戰屢屢戰敗，以及國民黨“前方吃緊后方緊吃”的傳統，蔣介石很少再有慷慨激昂的時候，北伐時那種勃勃生機萬物競發的境界，早已成為往日云煙。

事實雖然如此，但文章、講話、宣傳必須報喜不報憂，體現國民黨的前途無量，弘揚蔣介石的正確無私。

在這樣的背景下，給蔣介石寫文章的陳布雷，經常感覺心情不爽，寫出來的文章非常擰巴。

此外，蔣介石不僅喜歡在戰場上微操，在文章上也要提出各種指導意見，經常是陳布雷按照蔣介石的意見寫完一稿，蔣介石又用紅藍鉛筆反復勾畫，要求陳布雷，按照新的指導意見再寫一稿。

事實和文章不符，陳布雷就很煩躁了，蔣介石這么顛三倒四的操作，陳布雷感覺無法工作，便在家里吐槽說：

“為根本不懂文字的人寫文章，真是世上最大苦事。”

曾經的朋友見陳布雷如此痛苦，建議他遠離政治，回歸記者身份。但陳布雷侍奉蔣介石的時間太長，在蔣介石的親信圈涉足太深，已經無法退出了，便和朋友說了一句：

“今日言論思想，不能自作主張，軀殼靈魂，日漸成他人之一體。無法自拔了。”

5、

在國民黨軍政要員里，陳布雷是個異類。

陳布雷的祖母百歲誕辰時，他回到浙江慈溪操辦。縣長聽聞陳布雷回鄉，立即登門拜訪，而陳布雷聽說縣長登門，換上長袍馬褂就出門迎接，然后謙卑恭謹的陪縣長聊天，縣長告辭的時候，陳布雷又親自送出大門。

家里人不理解，你的地位已經不低了，卻以這么低的姿態陪縣長，至于么？

陳布雷解釋道：“縣長是父母官，我回到慈溪是治下民，不能失了禮數。”

抗戰后期，蔣介石兼任行政院長，孔祥熙兼任副院長，有次陳布雷代表蔣介石，到行政院和孔祥熙商量政務，結束之后，孔祥熙突然給他塞了一個信封，里面是一百萬法幣的銀行本票。

即便抗戰后期通貨膨脹嚴重，一百萬法幣也是不小的數目。

在國民黨內，各部門搞個小金庫，軍政要員之間互相贈送錢財，是大家默認的潛規則，所有人都看破不說破。但陳布雷見到孔祥熙的信封，直接嚴詞拒絕，說除了工資以外，不要任何額外收入。

這兩件事，足以證明陳布雷的私人道德了，張治中都承認，陳布雷這種道德高尚的人，在國民黨內如鳳毛麟角。

這么一個道德高尚的人，肯定是不甘于做御用文人、大筆桿子的，他追隨蔣介石的初衷，也是借蔣介石的權力實現自己的理想。

結果努力工作了將近二十年，卻是常年寫著不滿意的文章，說著言不由衷的話，離針砭時弊推動社會進步的理想越來越遠。他兼任的侍從室主任職位，又讓他對民國的各項事務了如指掌，很清楚國民黨是什么德行，將來會面臨什么結局。

想做的事和在做的事嚴重脫節，陳布雷逐漸抑郁了，每天晚上要吃安眠藥才能睡幾個小時，半夜醒了再吃一次，能堅持到天亮。

在這樣的背景下，陳布雷越來越消極。

抗戰勝利了，舉國歡慶，陳布雷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上，給助手們潑冷水：“有什么可高興的？艱難的日子正在后面呢。”

銀行家葉景葵做過陳布雷的老師，晚年在上海創辦“合眾圖書館”，國民政府回遷南京以后，陳布雷專門到上海拜訪葉景葵，葉景葵說“蔣如此做法，必無好結果”，陳布雷無言以對，望著葉景葵痛哭流涕。

就這樣堅持到1948年11月12日，陳布雷再也堅持不下去了。

那時淮海戰役正在焦灼，遠遠沒有決出勝負，國民黨還沒有確定失敗的命運，但那天陳布雷和蔣介石侍從室秘書陳方談了兩個小時，聽到一條重要消息——

國民黨的軍政要員們，都在互相詢問“你有沒有準備”之類的話。

所謂有沒有準備，其中一層意思是，有沒有做好國民黨垮臺的準備，另一層意思是，有沒有做好投共的準備。

不論是哪層意思，都意味著國民黨軍政要員們，已經對國民黨的前途不抱希望，開始另謀出路了。

這在陳布雷看來，和天塌了沒什么區別。

陳布雷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國民黨和蔣介石身上，盡管以前絕望消極，但畢竟沒有到最后時刻，內心深處，可能還有一絲幻想，這才勉強堅持到現在。

但聽到“你有沒有準備”的話時，陳布雷立即意識到，國民黨的人心已經散了，大廈即將傾倒，他的幻想徹底破滅了。

對于陳布雷來說，這是對他畢生事業的否定，更是對他人生抉擇的否定。

周先生曾請人給陳布雷傳話：“對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們共產黨人欽佩，但希望他的筆不要為一個人服務，要為全中國四萬萬人民服務”，相當于給了陳布雷一條退路。

但事實上，其他任何人都可以脫離國民黨，投奔我黨，唯獨陳布雷不行。

因為他是給蔣介石寫文章的，既沒有抗日戰功，又沒有理政成績，能夠躋身國民黨最高層，完全是蔣介石一手拔擢。其他軍政要員脫離國民黨，還能以“減少戰爭傷亡、愛護治下百姓”為理由，陳布雷要是脫離國民黨，那就是標準的忘恩負義。

即便陳布雷真的投奔我黨了，以他貼身侍奉蔣介石二十年的履歷，誰又能真正信任他？

以陳布雷的清高和道德，怎么會接受這樣的命運？

于是在進退維谷之下，11月13日，陳布雷吞下四瓶安眠藥，自殺身亡，蔣介石的“文膽”終于離開了蔣介石。

蔣介石聽聞陳布雷自殺的消息，贈送了“當代完人”的挽額，三個月后又在日記里寫道：

“天性甚弱，不能耐怨忍辱，時時厭世，於其個人則生不如死，余亦不甚可惜也。”

從人生抉擇來看，陳布雷和楊度有相似之處，都是寄希望于輔佐最高權力者來實現自己的理想，但楊度有政治主張，類似于古代的士，陳布雷沒有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更像一個古代的純粹文人。

以文人記者的才器，試圖影響最高權力者，可能在陳布雷做出這個抉擇的時候，就注定了悲劇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