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的中法建交，中國崛起的里程碑事件

1、

中文互聯網有“辱法”的風氣，好像自從兩次世界大戰以來，法國就不值一提，但其實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法國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1920年代，中國的青年精英們赴法勤工儉學，開拓了眼界，回國后都成為領導中國革命的中堅力量。

1960年代，曾經參與赴法勤工儉學的青年精英們，已經成為中國的領導者，他們推動的中法建交，又影響了中國的走向和世界格局。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法國對中國的影響，僅次于蘇聯。

這篇文章，我們就來聊聊中法建交。

2、

在20世紀中期，中法關系經歷了一段天翻地覆的變化。

1943年初，戴高樂領導的“自由法國”奪取北非，6月3日又在阿爾及利亞成立“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開始領導整個法國的抵抗運動和北非地盤，希特勒扶持的維希法國江河日下，朝不保夕。

于是呢，美國和英國決定，承認戴高樂的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為法國唯一合法政府。

做為英美在東亞的代理人，蔣介石自然不能例外，便在8月1日宣布和維希法國斷交，順便廢除了一些中法之間的不平等條約，然后在8月28日承認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是法國唯一合法政府。

按道理說，蔣介石聲援戴高樂，戴高樂應該感謝蔣介石才對呀？

但戴高樂沒有感謝蔣介石，反而通過外交渠道，對蔣介石趁機廢除中法之間的不平等條約發出抗議，聲稱將在中國保留法國的權利。

這說明，戴高樂根本沒有平等對待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依然把中國視為隨時可以進入的殖民地，準備戰爭結束以后卷土重來。

面對戴高樂咄咄逼人的態度，蔣介石無力反駁，甚至在1944年6月戴高樂成立“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的時候，立即予以承認，還給戴高樂致電說：

“四年來，我們始終帶著深切的同情和敬仰，關心法國人民在您英明領導下進行的這場斗爭。您真正的首都從納粹占領中解放出來，預示著您的祖國即將全面解放，也是您可貴的努力應得的酬勞。”

弱國跪舔的態度，溢于言表。

到了1950年1月，蔣介石敗退到臺灣，陳賡指揮解放軍自廣西進入云南，穿插到中越邊境地區，和胡志明領導的越南民主共和國聯系起來。

面對這種情況，已經回歸東南亞，希望重建法屬印度支那的法國，再也坐不住了，便派出前任駐北平總領事伯亞樂，會見中國外交部辦公廳主任王炳南，傳達了“法國正在考慮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消息。

伯亞樂的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中國不支持胡志明和北越，承認中法之間的不平等條約，法國就承認中國新政府的地位。

這種損害國家利益的交易，久經考驗的中央領導同志怎么可能接受呢？

于是在1月18日，中國宣布和越南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承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國家，3月，毛主席自莫斯科返回北京，正式決定組建以陳賡、韋國清為首的“援越軍事顧問團”，開始抗法援越。

因為在毛主席看來，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妥協求團結則團結亡，法國這種老牌列強，不把它打疼，它是不會讓步的。

這一打，就是四年。

1953年7月，中、朝、美在朝鮮板門店簽訂停戰協定，抗美援朝取得巨大的勝利，震驚世界。

1954年5月，法國在“奠邊府戰役”中戰敗，被迫承認北緯17度線以北，歸越南民主共和國所有，北緯17度線以南歸保大帝的越南國所有，法國非常不體面的退出東南亞。

這兩次戰爭讓法國意識到，時代真的變了，中國不容小覷。

在這樣的清醒認識下，日內瓦會議期間，中法兩國代表團開始試探性接觸，討論建立平等外交關系的可能，法國總理弗朗斯也向周總理表示，希望中法兩國的關系正常化。

但中法的關系，還是沒有發展起來。

因為那時的法國不是戴高樂的法國，而是法蘭西第四共和國。

法蘭西第四共和國是議會制國家，國民議會是法國的權力核心，能決定法國的絕大多數事務，相比起來，法國總統更像是國家的象征。而由于憲法的限制，國民議會沒有明確的多數黨，無法由一黨組成穩定的內閣，經常是數個黨派組成聯合內閣。

這就導致法國政府官員頻繁更換，以至于在12年間，法國出現了24個內閣，平均執政時間只有半年。

此外，法蘭西第四共和國執政時期的法國，在政治、經濟、軍事方面都依附于美國，事事都要看美國的眼色，不能獨立自主的決定法國事務。

那么在美國封鎖中國背景下，即便弗朗斯的內閣想和中國建交，也沒有成功的可能，再換一屆內閣，可能連建交的想法都沒了。

所以在1950年代，中法關系并沒有好轉。

3、

中法關系的真正轉折點，來自阿爾及利亞事件。

阿爾及利亞是非洲面積最大的國家，和法國隔著地中海相望。對于法國來說，只要控制阿爾及利亞，就能控制整個北非地區，所以近代以來，阿爾及利亞被法國殖民一百多年，做了法國殖民北非的橋頭堡。

1950年代以后，阿爾及利亞又發現石油和天然氣，根據目前的數據，阿爾及利亞的石油儲量是世界第16位、天然氣儲量是世界第9位，不可謂不大。

一個有重要地緣戰略且資源豐富的殖民地國家，可以想見，法國是非常重視的。

但阿爾及利亞始終在謀求獨立，脫離法國。

1954年的“奠邊府戰役”以后，法屬印度支那獨立，給了阿爾及利亞極大的信心，于是一些阿爾及利亞的老兵和知識分子，成立“民族解放陣線”，于11月發動反法武裝起義，爭取民族和國家的獨立。

事實證明，法國在法屬印度支那打不贏，在阿爾及利亞也打不贏。

自從阿爾及利亞的反法武裝起義爆發，周總理就在“亞非會議”上宣布：

“中國人民完全同情和支持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斯為自決和獨立的斗爭、阿拉伯人民在巴勒斯坦所進行的人權斗爭。”

四年后，阿爾及利亞臨時政府成立，盡管法國外交部宣布，任何國家敢承認阿爾及利亞臨時政府，就是對法國的不友好行為，但中國外交部長陳毅還是發去賀電，毛主席更是邀請臨時政府代表團訪華，并鼓勵他們說：

“阿爾及利亞是阿爾及利亞人民的阿爾及利亞，法國殖民主義者企圖把它變為法國的一個省，那是永遠做不到的。”

同年，中國宣布，將通過第三國給阿爾及利亞送去軍事援助。

在這樣的背景下，原本只有3000人、500支獵槍的阿爾及利亞反法武裝，很快就發展到15萬人，控制了阿爾及利亞三分之二的土地，并且用游擊戰術，打的法國50萬遠征軍都無可奈何，每年還要造成2000億法郎的軍事開支。

也就是說，法國在阿爾及利亞陷入人民戰爭的泥潭，遭遇了美國在越南、阿富汗一樣的困境。

法國的鎮壓行動不順利，自然引起國內外的不滿。

1958年5月13日，法國的極端殖民主義者嫌棄法國政府軟弱無能，直接在阿爾及利亞發動叛亂，成立“救國委員會”，和法國政府對峙。

法國內戰一觸即發。

然而就在這個關鍵時刻，已經隱居12年的戴高樂，向法國媒體傳遞了一條消息：“我已做好執掌共和國權力的準備”。

消息一出，有復國光環傍身的戴高樂，迅速成為法國各界都能接受的人物。戴高樂隨即出山組閣，并成功修改憲法，把群魔亂舞的內閣制改為一言九鼎的總統制，一舉終結了法蘭西第四共和國，建立法蘭西第五共和國。

戴高樂重新執政，徹底改變了法國的命運。

因為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戴高樂的態度非常明確——認清現實，放棄強硬的舊式殖民統治，改用柔軟的新方式，維護法國在北非的影響力。

為了表明態度，戴高樂公開說過兩句話：

“父輩的阿爾及利亞已經死去了，如果誰不懂得這一點，誰就將與它同歸于盡。”

“阿爾及利亞只有一種解決辦法，獨立。”

在這種理念的指導下，1959年9月，戴高樂發表電視演講，提出三條解決阿爾及利亞問題的方式，請阿爾及利亞人自己決定——

1、阿爾及利亞和法國分離，獨立建國。

2、阿爾及利亞和法國合并，成為一個省。

3、阿爾及利亞自治，和法國保持間接關系。

演講結束以后，76%的法國投票者支持戴高樂的決定，阿爾及利亞問題，終于有了明確的解決方案。

經過雙方漫長的談判，1962年3月，阿爾及利亞實現全境停火，4月，91%的法國投票者贊成法國退出阿爾及利亞，7月，99.73%的阿爾及利亞投票者，贊成阿爾及利亞獨立建國。

就這樣，中國支援阿爾及利亞的行動，取得圓滿的勝利，法國順利解決阿爾及利亞問題，甩掉沉重的經濟和軍事包袱，中法兩國再無尖銳的矛盾。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開拓了國際影響力，法國消耗了實力，此消彼長之下，中國和法國便有了平定談判建交的基礎。

如果中國當初接受了法國的條件，以低聲下氣的態度和法國建交，法國不會走到這一步，中國也不會換來這么有利的條件。

還是那句話，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妥協求團結則團結亡。

4、

中法有平等談判建交的基礎是一回事，有沒有平等談判建交的意愿是另一回事，畢竟“供需關系”才是衡量世間萬事的決定性因素。

那中法的需求都是什么呢？

法蘭西第四共和國是追隨美國的，它對中國沒有需求，但隨著戴高樂重新執政，突然對中國有了巨大的需求。

因為戴高樂有濃厚的大國意識，對法國事事追隨美國非常不滿，建立法蘭西第五共和國以后，非常希望恢復法國的大國地位，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

當時的各國實力對比，也給戴高樂的復興計劃，提供了現實基礎。

二戰剛結束的時候，美國的工業生產總額，能占到資本主義世界的53%，但戴高樂執政以后，美國的工業生產總額只占資本主義世界的39%，法國、聯邦德國、意大利等國組成的歐洲經濟共同體，以及日本的工業生產總額，則占到資本主義世界的48%。

在這樣的背景下，戴高樂便提出“獨立自主”的法國外交政策，并試圖主導歐洲經濟共同體，和美國抗衡，恢復其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大國地位。

而在二戰以后，東歐成為蘇聯的勢力范圍，時刻威脅著西歐的安全，戴高樂要想主導歐洲經濟共同體，便要給西歐提供安全的環境，那么就需要一個大國來制衡蘇聯。

在世界各國中，能聲援法國獨立自主并制衡蘇聯的，數來數去，也只有在朝鮮擊敗美國、在越南和阿爾及利亞擊敗法國、和蘇聯交惡的中國。

中國，就這樣成為戴高樂選定的絕佳合作伙伴。

法國需要中國，中國其實也需要法國。

原因很簡單，50年代初的抗美援朝，導致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封鎖中國，50年代末的中蘇交惡，導致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世界封鎖中國，中國為了保持獨立自主，被迫隔絕在兩大世界之外。

那個時候的中國，迫切需要實力雄厚的合作伙伴，打破美蘇的封鎖，獲取必要的政治聲援、經濟交流以及技術擴散。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毛主席提出了“中間地帶”的理論——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中間地帶，歐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中間地帶。打破美蘇的封鎖，要從這兩個中間地帶著手，而第二中間地帶的突破口，便是要求獨立自主、極力反抗美國的法國。

所以在相似的政治共識之下，中法便產生了供需關系，兩國建交就是順理成章的事。

關于這一點，戴高樂和毛主席都有清醒的認識。

戴高樂和身邊人說：“法蘭西共和國認為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正常關系，即外交關系的時刻已經到來。”

毛主席接見法國議會代表團時說：

“在我們之間有兩個根本共同點，一是不允許有哪個大國在我們頭上拉屎拉尿，不管資本主義大國也好，社會主義大國也好，誰要控制我們，反對我們，我們是不允許的。二是兩國在經濟上和文化上加強來往。”

5、

1963年夏，戴高樂約見法國前總理埃德加·富爾，請他以私人的名義訪華，并交給他一封私人信件做為信物，親口交代：“法中建交由你去談。”

在戴高樂重新執政以前，富爾曾經來華訪問，回去還寫了一本介紹中國的書，借用《菩薩蠻·黃鶴樓》里的“龜蛇鎖大江”詞句，取名為《蛇山與龜山》。可以說，富爾訪華是輕車熟路的。

10月，富爾抵達深圳羅湖，向中國外交部的接待人員說：“我是戴高樂的特使，此行是正式的、官方性質的，有一封戴高樂的親筆信，要交給中國的領導人”，一句話點出這次訪華不同尋常。

中國的接待人員聽懂了富爾的意思，立即決定，改用最高規格接待富爾。

雙方寒暄一番，他們便用專列火車，把富爾送到廣州，并通知廣州市長曾生設宴歡迎，然后再用飛機送到北京，富爾入住釣魚臺國賓館，外交部長陳毅專門從外地回京，出席了歡迎晚宴。

富爾通過不斷加碼的接待規格，也明白了，中國接待人員聽懂了他的意思。

中法建交，就這樣心照不宣的推進。

10月23日，周總理親自會見富爾，正式開始討論中法建交的問題。

根據戴高樂的意見，富爾提出三個建交方案——

1、無條件承認方案。法國政府正式宣布承認中國，中國政府表示同意。

2、有條件承認方案。法國政府表示愿意承認中國，中國提出接受承認的條件。

3、延期承認的方案。法國政府對中國先不做政治上的承認，但兩國之間形成特殊關系。

其實無論是哪種方案，臺灣問題都是難以逾越的障礙，所以周總理認為，討論建交方案以前，要先解決臺灣問題。

于是呢，富爾提出解決臺灣問題的意見——法國準備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希望中國能退一步，不要逼法國先和臺灣斷交。

富爾的意見說明，法國承認一個中國的原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但不愿意公開承認，避免進一步得罪臺灣背后的美國。

這種模棱兩可的態度，中國當然是不接受的。

為了緩解氣氛，周總理安排富爾到大同、呼和浩特旅游三天，利用這三天的時間，周總理和外交人員討論研究，擬定了三條折中的方案，然后把富爾接到上海繼續談——

1、法國政府只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不再承認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

2、法國支持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和地位，不再支持“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

3、中法建交后，在臺灣撤回駐法國的“外交代表”及其機構的情況下，法國也相應的撤回駐臺灣的外交代表及其機構。

這三條方案，既維護了中法建交的大局，又沒有逼法國先和臺灣斷交，既不損害中國的核心利益，又給了法國臺階下，方方面面都照顧到了，富爾非常滿意，直接和周總理在這三條方案上推敲修改。

到了11月2日，中國外交部出了一份《周恩來總理談話要點》，做為中法建交方案的書面定稿，周總理和富爾都簽字認可。

這件事做完，中法建交的大局基本就定了，于是毛主席親自接見富爾，說到：“要把兩國正常關系建立起來”，富爾立即回應：“現在可以說已經成功了，我將把結果報告戴高樂總統。”

半個月以后，戴高樂收到富爾送回去的方案，知道中法建交的事大致確定了，立即命法國外交部歐洲司司長雅克·德博馬歇，前往瑞士伯爾尼，和中國駐瑞士大使李清泉商談建交的具體事項。

因為瑞士做為中立國，是極少數幾個和中國建交的歐洲國家之一。

在中法建交這件事上，瑞士，事實上成了溝通中法的第三方國家。

等一切具體事項商量妥當，1964年1月27日，中法同時在首都發表建交聯合公報，里面只有兩句話——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法蘭西共和國政府一致決定，建立外交關系。兩國政府為此商定在三個月內任命大使。”

聯合公報發表，等于宣告世界，不過在這之后，中法其實還有一次小斗爭。

因為美國命令蔣介石，不要主動和法國斷交，不要主動撤離駐法機構，這樣一來，只要戴高樂不主動驅逐臺灣代表和機構，就造成了“兩個中國”的事實，讓中國在國際上灰頭土臉。

美國這么做，就是斷定戴高樂不愿意得罪美國。

事實上，戴高樂確實沒有驅逐臺灣的代表和機構，準備袖手旁觀，讓中國來處理國內問題。而就在眾人舉棋不定的時候，毛主席向法國傳遞了一條信息：

“法臺關系不解決，我們就不接納你們的大使，我們也不派大使到你們那里去。”

他是身經百戰的人了，赤手空拳打下一片江山，掙到了天大的面子，也曾被人排擠，沒有一點面子，所以根本不在乎美國的小伎倆，無非就是拖著唄，中法關系都拖了十幾年，也不差這幾天。

于是，壓力給到戴高樂。

戴高樂思來想去，很快就承受不住壓力，擔心聯合公報都發表了，中國卻不派大使到法國，讓他在國際上灰頭土臉，遭到美蘇的嘲笑，便在2月10日，下令驅逐臺灣代表和機構，滿足了中國的要求。

變壓力為動力，以美國之矛攻法國之盾，他的辯證法，真是爐火純青了。

法國，就這樣成了第一個同中國建交的西方大國，中國通過法國，事實上打破美蘇的封鎖，走出融入世界的第一步，故而西方媒體稱為“外交核炸彈。”

6、

中法建交，對兩國都有重大意義。

法國有了中國的聲援，更有底氣和美國抗衡，國際地位更加獨立，而有中國在亞洲制衡蘇聯，也減輕了法國的軍事壓力。

最重要的是，通過和中國建交，法國成為唯一能和中、美、蘇直接對話的西方大國，憑借這種“國際掮客”的地位，法國在世界上開拓了外交新局面，在歐洲成為美蘇之外的第三力量。

戴高樂的法國復興夢想，基本變為現實。

中國獲得的收益更大。

1966年，中法簽署《中法航空交通協定》，開通巴黎—上海航線，中國打通和歐洲的直接聯系，并宣布在經貿往來方面，同等條件下的貨物，中國優先從法國進口。

這就相當于中國給法國輸送經濟利益，做為回報，法國承諾向中國提供一些美國禁運的技術和設備。

也就是說，用貿易換技術，這條路中國走通了。

除此以外，中法建交在資本主義世界產生了示范效應，此后數年時間，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紛紛步法國后塵，和中國建立外交關系。

1970年，意大利和中國建交，加拿大和中國建交。

1972年，聯邦德國和中國建交，日本和中國建交。

同年，英國、荷蘭和中國升級為大使級外交關系。

眼見資本主義國家紛紛和中國建交，美國自然不能逆潮流而動，于是在1972年2月，尼克松來華訪問，走出中美建交的第一步。

毛主席和尼克松交談的時候，說喜歡國外的右派政權，尼克松馬上接了一句，說他和戴高樂一樣都屬于右派，借此來討好毛主席。

從這件事可以看出來，中法建交其實是中美建交的先聲。

在這樣的背景下，1973年3月，毛主席、周總理同意了國家計委提交的《關于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請示報告》，準備投資43億美元，引進歐美國家的輕工業體系。

這次大規模投資，便是確立了中國輕工業體系、可以和確立中國重工業體系的“156項工程”相媲美的“四三方案。”

正是“四三方案”開啟的中國第二次工業化，初步解決了中國人民的衣食住行問題。

到了1970年代后期，中國開始改革開放，逐漸融入到歐美國家主導的經濟體系中，此后40年，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可以說，中國經濟兩次騰飛的起點，都是中法建交。

這些巨大的變化，當時的人們可能沒有預料到，但我們站在21世紀回顧歷史，可以肯定的說一句，中法建交是中國崛起的里程碑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