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福利應該成為刺激經濟政策的基石

正文

2024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有關經濟形勢和工作的會議。針對當前的經濟形勢，會議指出，“要全面客觀冷靜看待當前經濟形勢，正視困難、堅定信心，切實增強做好經濟工作的責任感和緊迫感。” 對于下一步的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有效落實存量政策，加力推出增量政策”。

在一系列政策宣示中，特別引人矚目的是，要把促消費和惠民生結合起來，促進中低收入群體增收，提升消費結構。要培育新型消費業態。要支持和規范社會力量發展養老、托育產業，抓緊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在我們看來，要把促消費和惠民生結合起來，以及抓緊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意味著很可能會推出大范圍生育補貼政策。

這些利好的消息幾乎將蔓延已久的悲觀情緒一掃而空，上證指數在當日上漲了100多點，重回3000點的水平，而人民幣對美元也應聲上揚；離岸美元對兌人民幣再次跌破7元大關。

（一）中國面臨嚴重的低生育

人口對發展來說一般是慢變量，但中國近年出生人口大幅下降已使其成為快變量。中國出生人口在2016年還有1883萬，到2023年就減半到902萬，前后相隔僅7年時間。而在陷入嚴重超低生育率的日本，出生人口從1982年的150萬，減半到2023年的75萬則花了41年時間。由于新冠疫情抑制的生育意愿會在一兩年內逐步釋放，中國出生人口在2024年有望小幅回升。但2024年上半年結婚登記只有343萬對，同比減少49.8萬對，表明疫情后的補償效應已經消退，也預示著明年出生人口將繼續下滑。

根據1953年人口普查數據和民國局部地區生命表估算，中國1929年出生人口是1700-1800萬左右，而目前出生的900萬則已經退回到清朝中葉水平。2023年中國生育率約為1.0，不到更替水平的一半。韓國近年鼓勵生育的力度遠大于中國，但生育率卻從2017年的1.05降到2023年的0.72。按目前的趨勢，中國生育率大概率會沿著韓國的路徑演化。

只要生育率明顯低于更替水平，人口萎縮會不斷加速；人口結構的影響只會將波動疊加到這個趨勢上，整體上并不會改變這個趨勢。目前中國基本上是每出生一人，去世一人，但如果生育率一直維持在目前1.0的水平，到今年出生人口達到預期死亡年齡時，中國總人口將以每出生1人、去世至少7人的速度勻速萎縮，直至歸零。屆時，老齡化程度將達到峰值并維持在峰值水平。

日本經濟學者吉田浩定期發布“兒童人口時鐘”，警示低生育率危機。他按目前15歲以下兒童的數量及其降速推算，日本將在696年后剩下最后一名兒童。中國15歲以下兒童數量是日本的16.5倍，但萎縮快于日本。按他的方法推算，中國將在542年后剩下最后一名兒童，兒童歸零時間比日本還要早154年。

中國有14億人口，是美國的4倍多，相當于所有發達國家人口的總和。就算出生人口一直維持在2023年約900萬的水平，那么在80歲的預期壽命下，中國未來人口似乎還能維持7億多。但這非常具有迷惑性，因為除非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以上，否則出生人口會持續下跌。如果未來生育率維持在2023年1.0的水平甚至更低，那么百年后中國連3億人口都難以維持，況且人口萎縮根本沒有底部。

為了反映人口趨勢和評估人口政策效果，我們提出一個簡單而直接的指標"預期人口”，指的是如果生育率、更替水平、平均生育年齡、預期壽命、凈移入人口等反映人口趨勢的參數在過去和將來一直維持在今年的水平不變，今年的出生人口達到預期的死亡年齡時總人口的數量。該指標不考慮人口結構，而是基于當年數據的直接外推，且具有明確的可解釋性，并不像人口預測那樣需要對未來參數做任何假設，從而避免誤導的可能。

如果說預期壽命是對今年分年齡死亡率給出的一個可解釋為壽命的指標，預期人口則是對今年反映人口趨勢的各個參數給出的一個可解釋為未來人口規模的指標。在2023年，中國實際人口14.1億，占世界比例為17.6%，與印度或經合組織相當，是美國和印度尼西亞的四五倍，對五眼聯盟、歐洲聯盟、阿拉伯國家聯盟、東南亞國家聯盟和突厥國家聯盟都具有壓倒性優勢，但中國在2023年估算的未來預期人口只有2.55億，占世界比例僅為2.03%，只有印度的1/6，美國和印度尼西亞的80%左右，只有經合組織、阿拉伯國家聯盟和東南亞國家聯盟的幾分之一，也被五眼聯盟，歐洲聯盟甚至突厥國家聯盟超過。

（二）經濟前景高度依賴于人口趨勢

在很多人看來，前面的外推不足為憑，因為生育率不會一直這么低，但這只是想當然。實際上，低生育率下行具有自我強化的慣性而不會自然反彈：長期低生育率,一方面會推升家庭的邊際養育成本，抑制年輕人的生育意愿；另一方面會加劇人口老齡化，加重家庭和社會的養老負擔從而減少可用于養育孩子的精力和財力；這兩者都會進一步拉低生育率。如果沒有政策干預打破這些惡性循環，生育率更可能繼續走低，讓人口歸零的時間更早。這意味著拖延的時間越長，社會在低生育率陷阱里會陷得越深，提升生育率也就越難。

長期低生育會對所有行業造成嚴重負面影響。出生人口下降會依次影響各行各業：

（1）0-5年內是奶粉、兒童用品和托育服務；

（2）5-20年后是教育、食品、服裝；

（3）20-50年后是房屋、家具、家電、電子消費品、汽車、旅游、娛樂；

（4）50年后是醫療、養老、殯葬等。

這些面向個體的行業所受到的影響，會逐步傳導到面向企業的行業。上述影響不只是實際需求的萎縮，還有預期需求的下降，導致國內投資意愿低迷，進而引發資金和富裕人群加速外移。這也是為何自2016年開始的這波出生人口坍塌，對消費需求的主要影響雖然要在十多年后才會呈現，但現在經濟增長勢頭就開始萎靡。

把產能轉移到國外利用外循環，短期可以維持投資收益率和企業競爭力，但如果中國本土市場不斷萎縮，這些外移的產能很容易被所在國本地化為他國資產，甚至促使當地的產業發展起來，成為中國的競爭對手。而美西方對中國企業的擠壓會因為中國行業地位下降而變本加厲。如果行業進入持續性收縮，企業會從開疆辟土的擴張變成萎縮存量的爭奪，從而加劇職場內卷。而市場規模下降會降低需求和供給的匹配效率，推升全員失業率，這特別表現為中壯年大量失業。

隨著人口加速衰減，大量農村和小城鎮會沒落甚至消失，中等城市會變成小城市，大城市會變成中等城市，同等規模下可供選擇的城市數量不斷減少，窄化人們的選擇。在這個過程中，人口會不斷向少數中心城市收縮，因為人們原先居住的城市的人口在減少，人們只能去更大的城市才能找到適合于自己原先的那種工作和生活方式。隨著需求和財力下降，基礎設施的建設會大幅放緩，大量已建設的會老化，失修甚至被迫廢棄。城市面貌也會逐漸凋敝。每個城市的居民面臨的選擇越來越少，機場、車站、醫院、學校、小區、公園、辦公樓都會愈發老舊。相對人口穩定下的狀態，社會的生活水平會相對更低，甚至面臨人道主義危機。

在這樣的人口趨勢下，中國將難以維持全產業鏈優勢，科技競爭力相對歐美會先升后降。在中國仍然落后的領域，差距可能會進一步擴大，而在中國已經領先領域，中國可能會被反超。現在印度在校大學生就比中國多17%，屆時會是中國的數倍，甚至印度每年上大學的人數都遠超過比中國的同齡人數，雖然這不意味著印度科技在可預見的將來會超越中國。中國現在引以為傲的如航天、高鐵、大飛機、北斗等大項目和大工程，可能會因為人口持續萎縮放緩技術迭代甚至難以為繼。這些行業產業鏈很長，需要大量工程技術人才和龐大市場規模來支撐。

盡管中國在軍事技術領域相對西方的上升勢頭依然會維持數十年的時間，但如果中國人口的相對頹勢無法逆轉的話，中國包括軍事力量在內的整體國力和國際影響力會大幅下降。國際關系演化是高度依賴于路徑，美西方不會因中國國力下降而放棄遏制中國。其他國家會根據預期站隊，現在隱忍的敵對勢力可能會伺機反撲，中國或將面臨嚴重的地緣政治和安全挑戰。

美國政治經濟學家埃伯斯塔特2024年5月8日發表在《外交事務》的文章提到，人口銳減將使東亞國家的發展受到極大限制。這些國家將更難實現經濟增長、積累投資和財富創造，更難為社會安全網提供資金，也更難動員軍隊，而且人口減少將使工人更難提高國家的人均產出。作者認為，隨著人口減少，中國的雄心和能力之間的差距將越來越大，而且很可能無法彌補。人口銳減意味著人們一直期待的“亞洲世紀”可能永遠不會真正到來。而美國人口及15-64歲人口仍在增長，人口的力量正在為美國在亞太地區提供一份巨大的戰略禮物，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和戰略家們應該認識到這一機遇并牢牢把握。

長期低生育率對技術發展是負面的，與人口穩定的情形相比，快速老化和萎縮的社會的技術發展會更慢，并最終陷入停滯和倒退。人們曾一度擔心，自然資源匱乏會制約發展，但自然資源增加值占全球GDP的比例不到5%，且整體趨勢是走低。這意味著在可預見的將來，限制人類技術發展的瓶頸并非自然資源限制，而是面臨快速老化和萎縮的人口導致的需求和供給同步萎縮。中國早已經是世界最大的自然資源進口國，但同時也是世界最大的貿易順差國，意味著中國人口的規模效應帶來的價值遠超過其所消耗的自然資源價值。雖然對外部自然資源的高依存度構成安全風險，但真正維持國家安全的是龐大人口規模所能支持的強大的軍事力量。而在和平時期，進口大量的自然資源反而讓中國對資源出口國擁有巨大的政治影響力，就像成為最大石油進口國強化了中國在中東的政治地位。

（三）需要高額而穩定的養育補貼將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

要維持民族的薪火相傳和現有人口的福祉，將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是遲早要做到的，越早做到越好。不同時間將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帶來前景的差異，會左右人們對發展的預期和信心，進而直接影響當下的經濟表現、財政收支、生活水平乃至其他國家的對華立場乃至政局的穩定。

基于我們根據按時空連接緊密度加權的規模效應的估計，如果中國在5-15年內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并保持不下降，總人口會維持在9-15億，中國的綜合國力最終將在世界上具有壓倒性優勢。而如果中國到本世紀末才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總人口會維持在3億左右，屆時中國的科技和社會發展處于世界中間略偏上水平，但綜合國力會顯著低于現在的相對地位。

低生育率的癥結是激勵機制錯位；為養育付出代價的是家庭和個人，但受益的卻是全社會。在工業化之前，小孩長大后可直接給父母帶來經濟收益。到工業化之后，特別是在社會化養老制度下，年輕人在經濟上回報老年人主要是在社會范圍，而非家庭內部實現。具體來說，老年人的養老積蓄在兌現時的價值，來自于工作人口創造的商品和服務；年輕人口越少，養老積蓄兌換商品和服務的能力也就越低。

提升生育率的受益者是未來的全社會，鼓勵生育就應該在全社會層面進行，而且需從長計議。根據歐洲國家的數據，生育補貼等家庭福利開支占GDP高一個百分點，對應生育率大約高0.1。可以肯定的是，人對社會的經濟價值，整體上是正的。過去幾百年來，人類數量越來越多，但人類社會整體上卻越來越富裕，說明人對社會的貢獻，在平均意義上大于其帶來的負擔。

解決低生育率問題的關鍵，是讓養育成為有收入的工作，并確保養育家庭獲得的收入是穩定和可預期的。近幾年，中國許多地方政府陸續推出生育補貼政策，但力度太小。我們之前曾經建議，可給每個一孩每月補貼一千元，給每個二孩每月補貼兩千元，加上社保和所得稅減半，給每個三孩及以上的孩子每月補貼三千元，加上社保和所得稅全免，同時還需考慮到不同地區和不同收入人群之間的差異。再考慮到目前中國經濟急需擴大內需，還可給每個孩子一次性的十萬元的現金獎勵以及房貸利率減免。如果這次真的開始大范圍補貼生育，那將是一個值得大大點贊的政策。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即便真的有這樣的政策落地，也不要指望這種激勵力度就可以穩定出生人口。穩定出生人口需要將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而目前的生育率僅在1.0左右。即使激勵政策能把生育率穩定在現在1.0的水平，相對于2.14的更替水平和30歲的平均生育年齡，出生人口也會以每年減少2.5%（即1-(1/2.14)^(1/30)）的速度萎縮。而隨著城市化和教育水平以及婚育觀念的改變，生育率下行慣性非常之大。如果大規模激勵機制到位后，出生人口甚至生育率依然繼續下滑，那只說明激勵力度不夠，而不是無效。

解決之道就是加大激勵力度。如果投入GDP的2%不夠，那就投入5%，10%，甚至20%。簡單來說，就是逐步往上加，一直加到生育率恢復到更替水平以及中國預期人口穩定在至少10億以上。由于邊際養育成本會隨家庭平均養育數量下降，而且中國是一個社會從眾心理很強的國家，一旦友育氛圍形成，生育率進入上升的良性循環，生育激勵的效果會越來越好 ，將生育率最終提升到更替水平所需要的投入力度遠低于目前的預期也是可能的。

不要以為投入GDP的10%就很多了。如果目前1.0的生育率延續下去，出生人口乃至總人口將以每年減少2.5%的速度萎縮。而且由于人口萎縮會負面影響經濟發展尤其是創新的規模效應，相對于更維持替水平下的人口穩定的經濟體，人口年均萎縮2.5%的經濟體的人均GDP增長會更慢。即便不考慮人均GDP增長更慢這種影響，這也意味著，如果目前的生育率趨勢不變，10%的GDP這個看起來很大的投入，也就是三四年時間就會被人口萎縮給消磨掉。

有人會說高額的生育補貼讓社會成本太大。但不管是通過長期國債、信用擴張還是基于電子貨幣的起點收入來進行大規模生育補貼，本質上都是經濟體產出的更好分配，就是讓對經濟的可持續繁榮乃至未來稅收和技術進步做了更大貢獻的家庭，獲得更大比例的經濟產出。這是讓民眾真正享受經濟發展的果實，更是對未來最好的投資。

由于育兒家庭的消費傾向高，給他們發的錢將有很大比例轉化為消費支出和市場繁榮，進而帶動財政收入的增長。發錢給養育家庭也是公平的，因為養育家庭付出時間、精力和財力養育小孩，小孩長大后則通過消費、工作來支撐整個經濟，并通過納稅等方式直接貢獻社會。

那么給家庭發錢會不會引起通貨膨脹呢？如果就業已經很充分，產能也是充分利用，額外的需求當然就會引起通貨膨脹，但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制造業國家，并且部分行業產能過剩。通過發錢刺激消費，可以把閑置的產能和勞動力更充分地利用起來，給育兒家庭發錢是賦予這些家庭購買力，增加的消費是那些本來就是產能嚴重過剩的如奶粉、服裝、玩具等行業，因此帶來的通貨膨脹壓力應該有限。

再說，健康的經濟體需要適度的通脹。目前中國經濟要擔心的是通縮而不是通脹，物價下降會導致人們的消費意愿減弱。而且，物價下降了，卻在暗中讓個人和企業的負債增加了，因為持有資產實際價值縮水了，而對銀行的抵押貸款卻沒有減少。這就是經濟學中典型的“資產負債表”衰退而導致的經濟衰退。解決的辦法就是通過增發貨幣來避免通縮。大范圍給家庭發錢，可以通過財政赤字的方式。對于有鑄幣權的主權國家來說，財政赤字可以向央行借債，這樣的操作實質上只是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上的一個數字，這就是所謂量化寬松。這種負債不同于外債，是不用還的，以后如果出現比較嚴重的通脹，再縮表就可以了。

（四）技術進步和人工智能發展讓補貼生育更為必要

得益于龐大的人口規模以及工業化之后不斷積累的技術和技能，中國近年在科技方面突飛猛進。這種技術進步意味著社會可以用更少的工作投入來獲取更大的效用滿足，但現實中中國人的工作時間反而越來越長。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 2023年全國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工作時間為49小時，2024年1-8月份，全國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工作時間為48.7小時，超過“六天八小時”工作時間。與此同時，年輕人尤其是大學畢業生的就業還越來越困難，其后果是年輕人尤其看不到希望，甚至不敢結婚，不敢生育。

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歸因于，強者愈強的馬太效應會隨著通信和交通的進步不斷強化。之前的企業做到本地最好就能存活，但現在可能要在某個領域做到全網數一數二才能存活。因此，市場份額和利潤將逐漸向為數不多的頭部企業集中，加上技術的快速迭代尤其是人工智能的發展可能讓越來越多的工作被取代。例如，蘿卜快跑無人駕駛出租車的出現反映了我國智能電動車領域的快速進步，但其普及可能危及千萬出租車和網約車司機的生計。

就業崗位的萎縮會導致更高的失業率，同時會讓現有企業更加內卷。相對于雇傭新員工投入更多的一次性成本，企業會發現增加現有員工的工作時間和勞動強度更合算，而整體的就業難則會讓現有員工不得不接受加班加點，從而導致一方面越來越多人找不到工作，而有工作的人卻又需要工作更長時間。這些現象對生育率是雙重打擊，沒有工作的人因為沒有穩定收入不敢養育孩子，有工作的人又因壓力太多，無力養育更多孩子。

越來越大比例的人口失去工作是否意味著人口太多呢？這個觀點是完全錯誤的，因為人口規模不僅決定潛在勞動力數量，也直接影響就業崗位數量。如果中國人口降至現在的1/10，那么會計師和理發師的數量會變成現在的1/10，而高鐵、航天等就業的工作職位就沒有了，因為支撐這些行業的發展需要巨量的人口規模。再者，像人工智能這樣的先進技術的發展高度依賴于豐富的應用場景、優秀的人才和雄厚的財力，這些也都需要巨量的人口規模為基礎。人口規模的萎縮會嚴重放緩中國技術迭代速度，最終讓中國逐步失去在這些領域已有或者正在獲取的優勢。

長期以來，技術進步在取代工作的同時，社會也會創造出許多新的工作機會，從而并未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但這只是歷史經驗而非邏輯必然。由于人工智能更新遠快于人類學習速度，未來可能有大量人口變得不具有市場所需的技能，導致以“勞動為主要收入來源”的經濟制度陷入困境。這點在中國已見端倪；伴隨著技術的快速進步，就業形勢愈加嚴峻，職場空前內卷，甚至讓一些年輕人選擇絕后。

越來越集中的收入分配機制，會抑制需求而阻礙經濟發展。如果收入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中。發展好的會是奢侈品等需求量很小的行業，但維持大部分人日常需求的行業則萎靡不振，品質趨于低端化。這種拉美化的經濟模式會引發尖銳的社會矛盾，也加劇富人的不安全感，甚至人心思走。如果收入和財富不是那么集中，富裕家庭生活質量幾無差別，一般家庭也可擁有高品質的房屋、轎車、智能手機等。這對技術進步和生產效率提升都極有利，也讓富裕群體更有安全感。

快速技術進步，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大規模應用，對應的是效率的提升，意味著社會可以用更少的工作投入來獲取更大的效用滿足。從社會整體來說，這本來是天大的好事。工作只是為了獲取效用的代價，這種代價當然是越小越好。現在可以用更小的代價換取更多的滿足，反而使人類成為多余，顯然是極其荒謬的。技術進步帶來的應該不是社會越來越卷，而是民眾能過上基本體面而舒適的生活，以及擁有有足夠多的孩子來維持社會的可持續性。現在的技術水平和生產能力足以做到這點，只是缺乏相應的社會機制。

回到底層邏輯，人活著本身就有自在的價值，勞動只是為了生存以及活得更好不得不付出的代價。如果能達到相同的生活水平，社會整體的勞動應該是越少越好。更重要的是，人不只是勞動者，更是消費者，基因多樣性的承載者，文化語言的傳承者乃至孕育杰出人才的人口基數的貢獻者，更是親友的陪伴者和他們人生意義的加持者。實現這些價值的最終出路還是向民眾大范圍地發放普惠性起點收入，而現在向養育家庭大范圍發放高額且穩定的補貼就是最好的切入點。

（五）中國有能力解決低生育率問題

過去幾十年來，西方唱衰中國的聲音層出不窮。但無論是經濟波動、債務危機、環境污染、民族矛盾、權利沖突、社會動蕩還是官場腐敗都未能阻止中國前進的步伐，基于這些困難的悲觀預測迄今全部落空。不同于之前的唱衰論，中國目前遭遇的超低生育率卻是真正的危機，是中國經濟困境和地緣政治風險背后最基礎性的背景因素。也因此，西方戰略家們越來越把西方維持其數百年來的優勢地位的希望放在中國的人口頹勢之上。可以說，中國目前幾乎所有的重大問題都卡在低生育率上。與國外輿論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國內主流學者，尤其是老一輩經濟學家卻很少談及人口問題，而普通民眾長期受到計劃生育的影響甚至普遍把人口萎縮視為好事。

現在歐美國家生育率也在節節走低，但因為生育率還不是太低，社會主流思潮依然還是聚焦于氣候變化以及LGBTQ之類的運動，還遠未將提升生育率放在戰略性的重要位置上。作為一個典型的例子，在西方思想界具有代表性的《經濟學人》還在5月份刊發了一篇文章，反對各國的生育補貼政策。我們在《China Daily》曾發表一篇文章全面反駁《經濟學人》反對生育補貼的觀點。這可能是數十年來，中西學者針對人口問題在主流媒體上呈現出這種方向上的對立。

相比西方國家，中國的生育率已經低到嚴重拖累中國長期發展和未來競爭力，并通過預期直接影響當下的經濟表現。雖然中國的生育率在全球1000萬人口以上的國家里面，僅高于韓國而為世界第二低，但只要充分認識將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是必須要做到，而且越早做到越好，中國完全可能成為第一個真正解決低生育問題的主要國家。這是因為除了擁有巨大的生產能力而具有大力鼓勵生育所需的物質基礎外，中國還擁有如下兩個獨特的優勢：

一是在文化上，我們是一個祭祖的民族，注重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慎終追遠；中國內部語言相通，社會主體擁有共同的文化風俗和價值認同。正是這些先天的優勢，在龐大人口基數的規模效應下，讓中國在歷經磨難之后依然可以迅速崛起。二是在機制上，中國有強力的中央政府和強大的執行力；提升生育率是一項巨大的系統工程，需要將生育支持融入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因此強有力的中央政府至關重要。

當然，將生育率恢復到更替水平，僅依靠補貼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培育良好的生育環境，包括稅務減免和購房補貼、降低生殖醫療成本，實行普惠托育服務、男女平等的產假、靈活辦公、保障母親回歸職場等制度。這些措施能更大幅度降低高收入女性的機會成本，從而提升她們的生育率。

特別需要一提的是，最近幾年，反婚反育的思潮愈演愈烈。像“不婚不育保平安”“不生是一種善良”“不生孩子就沒有軟肋”“我是最后一代我驕傲”這類宣揚斷子絕孫的言論，早已泛濫成災。中國現在大學毛入學率達到60%，而有調查顯示大學生中愿意生孩子的不到50%。在各大網絡平臺，對生育持負面對正面的比例基本都在10:1左右。

這些言論與長期把人口視為負擔的宣傳不無關系，更反映了年輕人在經濟低迷下的躺平甚至絕望的心態。雖然年輕人的這種心態可以理解，但如果他們真的普遍拒絕生育，整個社會必將快速崩塌，而現在的年輕人則是最直接的受害者。而且，大批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不婚不育，未來將無牽無掛，今后一旦遭遇生活困境，會成為社會極度不穩定的因素，就像現在很多惡性事件很多都是單身者報復社會所致。而在人口的快速萎縮中，經濟一定會越來越低迷，遭遇生活困境者在人口中的占比也會越來越高。

在這方面，俄羅斯國家杜馬最近正在制定一項法律，旨在維護和強化傳統的家庭價值觀，在互聯網、電影、廣告和媒體中禁止宣傳“無子女生活方式”的行為。相對于經濟激勵措施，宣揚健康的婚育觀，并抑制反婚反育思潮可以有事半功倍的功效。該法案在解釋性說明中提到，目前互聯網上存在一些無子女團體，他們公開宣揚不生育的理念，并對父母、孩子以及多子女家庭表現出不尊重。今年2月，普京曾表示，想要實現國家的發展和繁榮，每個家庭應至少生三個孩子。俄羅斯生育率在1999年跌至歷史最低的1.18,之后在大力鼓勵生育的政策激勵下，穩步上升到2015年的1.79，但在這之后又開始下跌，到2023年已經跌至1.45。

盡快將生育率恢復到可持續的更替水平不僅造福于后代，也對當下具有根本性的現實意義。只要政府表現出提升生育率的堅強決心，如宣布在15年內將出生人口逐步提升到1500萬到2000萬水平的愿景，經濟發展和預期和信心很快將會恢復，經濟表現將進入上行通道。解決低生育率問題的關鍵，是讓養育成為有收入的工作，并確保養育家庭獲得的收入是穩定和可預期的。

讓生育福利成為經濟激勵政策的基石，通過向養育家庭大范圍發放補貼將經濟產出的分配更多向養育家庭傾斜，是讓民眾分享發展果實，實現共同富裕最直接的方式，也是對未來最好的投資，更是確保中華民族永續的可行之道。對每個孩子給予普惠性扶助也體現了民眾才是平等的國家主人，有利于促進共同體意識。這種政策可減輕養育家庭的經濟負擔，激發生育意愿，穩定出生人口，還可緩解貧富差距，提升民眾生活質量與幸福感，同時提振內需，帶動投資，促進經濟發展。長遠來看，該政策將提高生育率，維持人口的可持續發展，為確保中國創新能力和綜合國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奠定堅實的人口基礎，并最終讓經濟回歸其根本意義——增進個體福祉并促進社會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