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構“中國式的現代化”：要有點政治經濟學的頭腦

　　解讀經濟工作會議，多少要有一點政治經濟學的頭腦。

　　經濟學不同，它考慮的人、不是社會學意義上的人。從投資者的角度說，是市場中逐利的“理性人”，胖東來也不能例外，再美好的語言，也都是一種”營銷“；從勞動者的角度說，不是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被異化“、因而也是被奴役的有血有肉的生命；經濟學的“勞動”只是可用于商品交換的“勞動力”，是一種生產要素。

　　這是不是說經濟學不能有人情味，不是這樣去理解，它只是把人的生產行為抽象出來了，從而找出市場規律，談人性談道德，不是經濟學關注的問題。

　　但是，要解讀政策語言，用單純的，從而也是抽象的經濟學概念是無法直達核心的。比如會議提出了“高質量發展”，企業家會去努力提高產品質量，這是當然的，但是，政策表述的其實是一種重要轉變，過去強調ＧＤＰ增速，強調高增長，強調經濟總量超美；這引起了唯ＧＤＰ論，實際上ＧＤＰ成了地方業績考核的重要標準，這就不是經濟學意義上的“理性人”了，是政治經濟學，關注的是經濟現象與數據背后的故事。從結果上看，難以持續，所以，“高質量發展”是對唯ＧＤＰ論的終結，今后不再強調ＧＤＰ必須實現預期，更多的是強調經濟多要素之間的平衡。

　　有人說高質量發展是個新方向，錯了，因為從來也不存在一個低質量的發展要求，這僅僅是對高增長期結束的一個政策性的反應。

　　會議的核心定位是“中國式的現代化”。

　　什么是中國式的現代化？

　　這又是一個燒腦的解讀，現代化是經濟學意義上的現代化嗎？現代化從技術創新的角度說有什么本質不同嗎，有中國式的人工智能嗎？完全沒這種問題。

　　中國式的現代化其實定位的是中國經濟特有的運行模式

　　這是一個政治定位，或者說是政治經濟學的定位，不是經濟學本身的問題，這就是為什么“必須把中國式現代化作為最大的政治”的原因所在。能提到這個高度，什么是中國式的現代化也就清楚了。

　　這個定調非常高，算是對前一階段的改革先，還是擴需先的爭論，做了一個了斷，不用再討論了。

　　中國式的現代化意味著，經濟的主導必須是公有經濟，對低效、資源錯配等問題修復，重在措施，不會是去改變機制；中國式的現代化也意味著，中國的管理是行政權下的市場管理，這一點也不會有根本的改變；學者們呼吁的不干預主義，也可以休矣了。

　　政策所追求的還是一個字：穩。

　　一切不利于穩的要素，都不在政策的視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