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九龍城寨要被“強拆”

1948年1月5日凌晨，港英當局派出武裝警察300余名，外加便衣、工匠各百余人，攜帶催淚彈、湯姆森機槍，強行進入時屬寶安縣的九龍城，強拆民房50余間。從睡夢中驚醒的九龍城民眾被殺氣騰騰的軍警嚇得到處躲藏，引起踩踏事件。

30年代的九龍城

消息傳到內地后，群情激憤，引起了廣東多地的抗議。這一事件再次觸發了中英兩國政府對九龍城主權問題的交涉。

港英的通牒

實際上，在1948年1月的這次強拆之前，港英當局就曾對九龍城發動過強拆。隨著九龍地區市政建設的全面推進，三不管地帶的九龍城便成為港英政府的心頭的一塊釘子，1933年，港英政府決定征用九龍城的土地。此時城里已住進了436人，建起了64所房屋。居民以此地主權在華為由，進行反對，并向當時的寶安縣政府和廣東省民政廳申訴求援。1934年，1939年，港英當局均曾下令讓九龍城的居民搬遷。

1915年的九龍城寨

在1933至1937年間，中英雙方斷斷續續就九龍城的治權問題進行交涉，長達四年，但毫無結果。隨著全面抗戰的爆發，華南和香港相繼淪陷，九龍城的談判也就此擱置。

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曾想以主權國的名義在香港接受日軍的投降，但因美國阻撓，最終由英國在香港受降。國民政府收回香港的努力就此付諸東流。

日軍向港英投降

1946年10月7日，寶安縣長林俠子寫信給廣東省政府主席，陳述關于復治九龍城寨的相關事宜。同月17日，寶安縣同鄉會請求民國政府接管九龍城寨。11月7日，寶安縣政府做了《九龍城寨復治大綱計劃（草案）》，不過最終還是泥牛入海。

香港重光后，淪陷期間流離失所的華人難民陸續在九龍城搭建棚屋居住。數據統計，1947年九龍城的居民已有2500多人，是1933年時居民數量的接近五倍。人口密度大，木屋雜亂，加之為三不管地帶，此處成為整個九龍的一處隱患。加之，港英當局為擴建啟德機場，對附近的九龍城寨，覬覦已久。

50年代的啟德機場

當年11月27日，港英向九龍城的局面發出最后通牒，限全體居民于12月11日前盡數搬出，港英當局要對九龍城進行拆屋。實際上在當年五月起，港英當局便接連兩次發布類似通牒，但此次最為強硬。

中國的交涉

一石激起千層浪，九龍城的居民紛紛起來抗議，于12月1日齊聚龍津義學，成立了“寶安縣九龍城居民大會”，推選了朱沛唐作為大會主席。大會要求港英當局收回命令，并要求國民政府進行外交交涉。12月9日，朱沛唐、陳振州等六名代表帶著相關文件前往南頭，向寶安縣長林俠子（幾天后縣長就換成王啟后）匯報相關情況。

《嶺南日報》1947年12月7日

通牒發出后，國民政府的反應也是比較迅速，于11月29日和12月2日，派駐港外交部辦事處特派員郭德華前去與港督葛量洪會晤，進行交涉。但港英政府態度強硬，兩次交涉都沒有有效的結果。郭德華也只能將相關情況匯報給南京國民政府。

南京方面，外交部則向英國駐華大使施蒂文提出交涉。實際上，當時國民政府的表現是比較軟弱的，他們一方面想通過外交手段進行斡旋，另一方面，則對民眾日趨激烈的言行感到擔憂。

《現象報》，1947年12月6日

當時的外交部長王世杰致電給廣東省主席宋子文，讓宋子文管控省內輿論，要求國民黨報紙“暫取鎮靜態度，力避評論”。郭德華也向宋子文提議，在堅持主權在我的原則上，讓寶安縣調查九龍城里的木屋是否有在縣里進行業權登記。

作為“封疆大吏”的宋子文，將外交部的命令執行到底，一直尋求外交斡旋，并對輿論進行限制。

港英的得寸進尺

12月5日，港英當局派出大量警員進入九龍城，肆意圍捕居民代表，并拒絕記者與城內居民接觸。12月11日，港英當局向九龍城發出71張傳票，勒令居民16日到九龍裁判司接受調查處理。當地居民接到傳票后，立即在龍津義學前召開會議，決定不予理會港英的傳喚，等待國民政府交涉的結果。

龍津

12月16日，九龍裁判司發出裁決告示：“凡市民占用政府公地，或在政府公地建有建筑物，未經政府許可者，概由警務處長與工務司商定日期，由警務處長督使各該市民遷離該建筑物，并于必要時得強制執行。又各該未經政府許可之建筑物，概由工務司定期將之拆毀。拆毀之后并由工務司自行酌奪，督使將其移去。”

軟弱的外交

在得到消息后，郭德華于17日再次與葛量洪進行交涉。交涉過程中，郭德華的表現十分軟弱，只提到走法律途徑來解決問題。隨后，郭德華甚至向外交部提議，由我方先拆除港督所稱的“不良分子”的“非法占用城內工地”建筑。而外交部的態度則更為軟弱，認為此事該從長計議，雙方均該保持克制，不要有過激的言行。

《嶺南日報》，1947年12月22日

12月24日，郭德華發表聲明，聲明主要為兩條：一、等待政府交涉，政府會解決的；二、現在那些木屋的業權，已經讓廣東政府進行核實，如果屬于“違建”，那九龍城的居民就只能認命了，中國政府不會保障這些“非法”利益。

聲明發出，輿論嘩然。連原本對此事謹慎發表意見的香港中文媒體都直接表達對國民黨當局的不滿，更何況九龍城的居民了。香港《工商日報》直接開罵道：“不圖一個小小的九龍城問題，而竟辦得如此糊涂，最近所發出的聲明，其實反不如不發表”。

野蠻強拆

看國民政府如此軟弱，港英當局便更無顧慮了。1948年1月5日凌晨四點，強拆行動開始。實際上，九龍城的居民是知道當天港英要來拆屋，在4日的時候，便已開會應對。但沒想到港英當局不講武德，于城內居民熟睡時發起總攻。

《嶺南日報》，1948年1月6日

當天，九龍警司施冰勞率隊乘六輛沖鋒車及十數輛大卡車秘密進城，所有人佩戴防毒面具、鋼盔，手持藤牌及攜帶催淚彈。進城后便由工人將東西門的數十間木屋拆毀。港英當局還在城內豎起“催淚”（兩塊）、“速即離開否則放槍”（十二塊）字樣的木牌，已警告居民。

朱沛唐與居民代表劉義夫在和幫辦麥當努交涉過程中，因語言不通，與之發生沖突，被押往九龍警署。據報紙記載，當時朱沛唐擋在麥當努前，宣稱此處系中國領土，港英政府無權干涉。

在沒人指揮的情況下，城內居民毫無辦法，只得眼睜睜看著工人強拆自己的家園。實際上，在拆除的過程中，一些工人是不忍動手的，在外國督辦的敦促下，最終還是服從指揮。

1948年1月7日，《現象報》

為了追求效率，工人們先掀屋頂，再砍四柱。被強拆的居民在蒼茫間只得冒險進屋搬家具。一時間婦孺的哭泣聲響徹全城。天亮時，拆屋工作還沒結束，為了減少影響，港英當局暫停拆屋，于6日凌晨繼續強拆工作。據統計，兩天共拆除房屋54間。

居民請愿

強拆事件發生后，九龍城的居民代表分批前往外交部駐港辦事處和寶安縣城報告情況。此時在港的郭德華避而不見，只派了秘書會見代表，表示會繼續交涉，并會前往九龍城察看情況。5日夜里，郭德華一直“按兵不動”，久等的九龍城居民怒氣更甚，于6日集結50多人前往駐港辦事處請愿，表示如果郭德華不露面，他們便不走了。

《現象報》，1948年1月8日

無奈之下，郭德華接見了4名代表。代表們提出了居屋被拆之交涉、居食救濟、釋放被捕代表、在九龍城內居住與行動自由等4項請求，要求郭德華答復。軟弱的郭德華含糊其辭，居民代表只得另想它法。當天，九龍城居民發表血淚陳情書，呼吁全國各界予以聲援。

《現象報》，1948年1月5日

5日當天，寶安縣便組織起了后援會，聲援九龍城居民。

兩地輿論

面對著洶洶民意，宋子文也坐不住了。他叫廣州的報紙發動輿論攻勢，將鍋甩給外交部和郭德華。面對甩鍋行為，外交部長王世杰也只能強硬起來，12日，他密電宋子文，稱當天已召見英駐華大使，讓其致電港英當局交涉期間暫停一切行動。

宋子文

除了政府喉舌，廣州的其他媒體也出來抗議，紛紛痛斥港英當局侵犯我國主權的行為，而一直忍讓的香港華文媒體，也發文抗議，并痛斥民國政府外交軟弱行徑。事件發生當天，《新生晚報》就直接痛罵：“自勝利以來，最大的恥辱，是由宋子文、王世杰出賣了外蒙，今日又再由王世杰、宋子文送掉了九龍城！”

6日，《華商報》在社論中痛批，稱一個月以來外交部就只會打官話，而廣東省和寶安縣就只會依照上級的指示，外交部駐港辦事處更連“主權”和“業權”都分不清。在社論最后，《華商報》還直接怒罵“九龍城這一悲劇的造成，至少給本港和海外僑胞又一個嚴重的教訓，使大家更明白南京政府是怎樣一個辱國殃民的政權了”。

二次強拆

盡管外交部已和英駐華大使交涉，但就在當天，港英當局發動二次強拆。

第一次強拆之后，部分居民拿著拆剩的木料和帷幕，在九龍城搭起了臨時住所，以示抗議，并等待中英雙方的交涉結果。

12日，港英當局以居民違反法院命令亂搭房子為由，派了150多名全副武裝的警察，帶著真槍實彈、催淚彈和防毒面具，還跟著幾十個便衣和拆遷隊，再次沖進九龍城強拆臨時棚屋。

《嶺南日報》，1948年1月13日

而這次居民們早有準備，上百人聚集在東門口跟警察對峙。大家用石頭當武器，在惜字亭附近和警察展開拉鋸戰，你來我往打了六七回合，僵持了半個多小時。警察眼看壓不住場面，竟然直接開槍掃射，還扔催淚彈驅散人群，把二十多間臨時搭的棚屋全拆了，連拆下來的木料都用卡車拉走。這場沖突造成十多人輕傷，兩人重傷。

更過分的是，事后香港警察把整個城寨都封鎖了，進出的人都要被搜身盤問，連外面送來的救濟物資都被攔下。無辜居民只能睡在廢墟上，處境非常凄慘。

《中山日報》，1948年1月13日

13 日，九龍法庭無理判決拒絕拆屋的居民代表朱沛唐、劉毅夫服苦役3個月。據相關報道，兩人于監獄曾被毆打。

外交后援會的建立

二次強拆發生后，群情更為激憤，有廣州媒體甚至將此次事件與“沙基慘案”、“九一八事變”做類比。

《大公報》于 13 日在頭版頭條上以《九龍城內港警逞兇,拆毀陋屋槍傷同胞》為題報道了該事件。《申報》13 日頭版頭條的標題是《九龍城事件突惡化,港警竟槍擊我居民》，《中央日報》15 日發表社論《抗議九龍城事件》譴責香港政府的暴行。

而外交部也向英國駐華大使提出嚴正交涉，并指示中國駐英大使鄭天錫向英方提出抗議，要求英國政府迅令香港政府釋放被捕居民。

《嶺南日報》，1948年1月12日

相比宋子文的不作為，國民黨廣州市黨部主任高信則是出動出擊。二次強拆前，國民黨廣州市黨部召集了30多家社團，開了一次座談會，宣布將此前已經成立的省后援會和市后援會聯合起來，成立粵穗各界對九龍事件外交后援會，以發揚廣東革命精神，爭取外交勝利。隨后，先南京行政院、外交部通報此事。

1月12日，外交后援會在律師工會禮堂舉行成立后的第一次委員會議，并通報當天發生的二次強拆事件。高信表示，鑒于港英當局的表現，后援會應行動起來，發起游行抗議。會上還成立籌募委員會，負責募捐。

《南海日報》，1948年1月13日

當宋子文知道后援會準備發起游行后，于13日約見高信等人，希望他們不要不要把事態擴大。當然，他也不想背負阻撓游行的責任，但他希望游行時務必保持安全，不能擴大事態，不要經過沙面（當時外國在廣州的駐華使館所在）及“沙基慘案”的發生地六二三路。在得到與會人員的保證后，宋子文便允許游行。

國府擔憂

當時，全國各地紛紛發起聲援活動，南京國民政府非常擔心出現過激行為，特別是廣東。南京國民政府則召開多次會議，商討以外交關系解決九龍城事件，并通電英國政府，讓其下令港英方面釋放被扣押的九龍城民眾。

《中山日報》，1948年1月15日

1月14日，宋子文給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發出密電，將廣州方面應對九龍城事件的最新進展做了匯報。他表示，經與廣東、廣州兩級黨部及相關人員開會后，最終決定：

①由省市黨部在背后秘密指導游行，既要讓群眾發泄情緒，又要防止失控；

②不和香港徹底斷交（擔心影響太大），但要求外交部硬氣起來跟英國人談判；

③派省府委員蕭次尹帶慰問團去九龍城，先墊付5億救濟金，給被強拆的居民給予復位。

同日，行政院特向廣東省政府發出密電，要求廣東省務必安撫民心，以免過激事件的發生，產生反英運動。并且，必須保證英國使館以及英國僑民的安全。

游行前的準備

14日，外交后援會召開第二次會議，商議游行路線，這個路線依然會經過沙面和六二三路。消息傳到宋子文處，宋子文大為惱火，立即召見高信等人，要求修改路線。15日，后援會召開第三次會議，修改了游行路線。

為了保證游行不出亂子，市黨部于14日下午3時特召集廣州市內包括市學聯、中山大學、珠海大學、中華文法學院、法商學院、國民大學等在內主要專上院校的學生代表，在市黨部召開座談會，要求學生務必按照既定路線進行，控制情緒，不要搞出額外風波。

《中山日報》，1948年1月15日

在15日上午召開的廣州市黨政軍聯席會議及特種情報處第95次常會上，市黨部把游行一事提出討論。會上對游行路線亦作嚴密布置，除武裝憲警盡量出發維持秩序外，特安排特情處各單位，屆時派出便衣人員，或喬裝學生混入隊伍，從中監視。

沙面事件

1月16日上午10時，廣州各界民眾在“粵穗各界對九龍事件外交后援會”的組織下，舉行聲援游行。游行原定路線不包括沙面，但在中山大學學生等的帶動下，游行隊伍偏離預定路線，涌入沙面。

游行隊伍到達沙面后，與維持秩序的警察、憲兵發生沖突。學生和群眾高呼口號，用石塊打破英國領事館的玻璃，扯下英國國旗，推倒花園圍欄，并焚燒文件。隨后，人群攀越領事館圍墻，破壞門窗，毆打英人，焚燒了英國新聞處、渣甸洋行和太古洋行等建筑。

廣州沙面

當時在沙面維持治安的僅有警察30余人、憲兵30余人，警備司令部派來的2排士兵在誤判形勢后撤離，導致現場秩序失控。警察局長黎鐵漢請求增援被拒，只能向省主席宋子文求助。

沙面事件中共有六名英籍人士受輕傷，焚毀房屋4間，受損單位包括英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渣打銀行、渣甸洋行和太古洋行。

沙面事件使國民政府在九龍城問題的外交上陷于被動，一場原本正義的示威行動演變成外交事件。事件發生后，廣東地方當局為消除不利影響，下令新聞界統一口徑，不得刊登相關不利新聞、評論和照片。

其他地方的支持

除了廣州，南京、上海等地也出現了類似的抗議事件。1月14日，被視為國民黨“黨校”的國立中央政治大學學生向外交部請愿，要求政府采取強硬的外交手段，以維護國家主權。15日，政大的學生舉行游行示威，連校長顧毓琇都加入隊伍。

上海市學生于英國使領館

17日，上海全市學生匯集外灘，舉行大游行。學生們突破重重障礙，成功逼迫英國使館降下英國國旗。學生隊伍到達南京路、西藏中路交叉口開闊的街頭，2萬余學生匯集在一起，數萬市民緊緊地圍在四周，形成了十分壯觀的場面。

無果的結局

實際上，在沙面事件爆發前，外交部長王世杰與英駐華大使施蒂文已經達成初步協議，即將寨建成公園,另擇它處安置居民，公園中興建外交部兩廣特派員公署。

然而，沙面事件的爆發，讓國民政府再次陷入被動。倫敦時間1月16日晚，英國召見中國駐英大使鄭天錫，指控中方縱任煽動分子,以致沙面事件的發生，要求中國政府迅速采取有效辦法,保護英僑。

《中山日報》，1948年1月18日

軟弱的國民政府迫于壓力，對輿論與民眾運動收緊控制。行政院院長張群與王世杰商定,要嚴懲縱火暴徒。根據相關報道，共有20多名游行群眾被捕并受起訴。蔣介石還將17日上海學生游行,迫使降下英使館降下國旗的事件與義和團類比，讓國民黨喉舌發動輿論攻擊。

1月23日,中國外交部照會英國駐華大使,要求港英當局立即釋放被捕居民，撤掉圍城的警察，賠償九龍城居民的損失，懲處開槍的警察。而英國駐華使館也照會中國外交部，要求中方告知英方沙面事件的調查結果,懲處肇事者及予以充分賠償。

《國華報》，1948年1月21日

之后，雙方一直就九龍城問題進行拉扯，最接近解決的辦法的則是于原地建造“同盟公園”，以悼念二戰對日作戰時犧牲的盟軍將士。但中英雙方又因治權問題進行長時間的拉鋸。

之后，英國內部對九龍城治理的問題也進行討論，最后港督葛量洪“維持現狀”的建議得到了采納。中英雙方在治權問題上沒有突破，又開始就事件賠償問題而互相指責。

《廣東日報》，1948年5月5日

南京政府最后一次向英方提出九龍城問題是1949年2月,郭德華建議由香港政府先承認中國對城寨的主權然后中國政府再請求香港政府履行管理權。英國對此未加理睬。而1949年4月，英國還在追討沙面事件賠償。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16日，寶安縣解放，19日，深圳鎮解放。29日，九龍城自發升起了五星紅旗，以宣告對人民政權的擁護。

尾聲

自1948年1月12日起，港英當局就再沒對九龍城進行強拆工作。之后，九龍寨城逐漸變成九龍城寨，成為港英時期香港最混亂的地方。

七八十年代九龍城寨鳥瞰圖

1987年，中英雙方達成共識，拆毀九龍城寨，將居民安置到別的地方。1993年，5000名港英政府警力抵達城寨，這場集抓捕、清除、拆遷、改遷為一體的、史無前例的“出警”，歷時1年，扣押了近萬人、花費了27億港幣，將在這座80多年的“黑暗之城”夷為平地。

1994年九龍城寨拆除后，此地劃入了香港的九龍城區。不久開始修建九龍寨城公園，1995年九龍寨城公園修建完成。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九龍寨城公園成為香港的一個著名旅游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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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948年廣州沙面事件之經過——以宋子文檔案為中心》

《大國夢幻中的弱勢外交——1948年中英九龍城寨事件交涉析論》

《大公報》《中山日報》《廣州日報》

《現象報》《嶺南日報》《國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