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辦、國辦發文，漲工資真的要開始了？

文|大 何

但錢從哪來是個問題。

昨天，中辦、國辦聯合印發了一份文件：

里面提到：完善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機制，合理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制定技能人才最低工資分類參考指引。

事實上，這不是兩辦第一次提漲工資。

早在今年3月份，中辦國辦就印發《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首次在2025年提出“健全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機制，科學合理提高最低工資標準”；

到了五月下旬，中辦、國辦聯合又印發了一份重磅文件《關于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的意見》，再次強調推動企業健全工資合理增長機制；

然后隔了不到半個月，兩辦又再次應該發文強調要合理提高最低工資標準，這政策釋放的信號是越來越強烈。

難道說，漲工資真的要來了？

先別急著高興，這目前還只是一份意見，落地要看執行力度和具體指標，

文件下去，下面會不會認真執行，一是看有沒有考核標準。

沒有考核標準，那就只能是原則上支持了，缺點是太有原則了。

就像我一個朋友一樣，每年都喊著要減肥，要戒煙。

壞處都知道，口號也喊出來了，就是不動作，然后每年接著喊。

二是要看有沒有具體指標，有具體指標才可能是要落實的，

作為對比看看的說法，

所以說，當前政策文件雖觸及這些領域，但執行層面仍顯遲疑。

所以暫時還不用太過期待。

雖然給漲工資肯定是一個好的政策，我們要堅決擁護，但我覺得方向可能需要調整下，調整最低工資不如調高時薪。

雖然總說只要嚴格落實勞動法，社會風氣就會好很多了，

但現實是有很大一批人，如果真的是按八小時工作制去做，可能真的養活不了自己。

過去10年，看著人均收入似乎上升了，但是如果去算下時薪，很多人薪水還沒工作時間上升得多，時薪反而是下降的。

我們常說一個人月薪5000元、月薪8000元…..如果這是實打實的月薪標準工資，那么你就超越了很多人了，為什么？

有無數在制造業的勞工，薪資模式是當地最低工資標準2000元出頭（每天8小時）+基于2000出頭月薪基數倍數計算加班工資（超過8小時部分），最后得到5000-6000元綜合月薪的血汗模式。

如果勞工每周只工作40小時，那就是拿2100元（折合每月的時薪只有12元），如果努力加班每周加班至70-80小時，那么最終的月薪可以達到5000-6000元。

我拿電子廠來舉例，電子廠設定了不同的工資標準：8小時內每小時10元，加班時增加到每小時15元，節假日或周末加班則為每小時20元。

難道節假日的生產力是平時的2倍嗎？

并不是，這是因為公司在設計勞動力成本的時候早已經把勞動力加班的成本算進去了。

不管你再怎么加班，所能拿到的工資都只是他們設計好給你的那部分而已，如果不加班，其實相當于工資被倒扣了。

所以現階段的現實是，很多工人只能靠加班來獲取相對過得去的收入，而在加班和挨餓之間，只能選擇加班，又或者，本就沒得選擇。

所以限制工時是治標不治本，根子在最低時薪，最低時薪資定義了工人最低工資和加班工資標準。

而當我們總在討論要給普通人漲工資，但這背后有一個繞不開的問題：錢，從哪兒來？

是靠開征新的稅種，還是重新依賴賣地收入？

是推動一次徹底的分配改革，還是繼續發行國債來支撐？

這個問題非常關鍵，因為它直接決定了，在任何一場變革中，到底由誰來承擔代價。

在尋找新的財源之前，我們或許可以先看看現有的錢是怎么花的。

一個最能引發大家討論的領域，就是養老金。

這里有一個很有意思的邏輯：

社會普遍認為，一個城市的最低工資標準，足以保障一個年輕人，甚至是一個需要養家糊口的成年人的基本生活。如果這個前提成立，那么用同樣的標準來發退休金，理論上也應該能保障老人的基本生活，對嗎？

反過來說，如果覺得這點退休金太低，沒法讓老人安度晚年，那又怎么能指望比這更低的最低工資，去支撐一個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呢？

這個想法聽起來可能有些直接，但它背后反映出的巨大差距，卻有實實在在的數據支撐。

根據2022年的數據：

• 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約2072萬，他們的人均養老金，是每年7.25萬元。
• 城鄉居民領取養老金的人數最多，有1.6億人，但人均養老金，每年只有2456元。

兩者相差了將近30倍。

我們不妨做一個簡單的計算：如果把前者的養老金水平，降低到和城鎮企業職工（人均每年4.3萬元）看齊，省下來的錢，足以讓1.6億城鄉居民的養老金直接翻一倍還多（增長150%）。

這個數據很驚人。

僅僅是讓一部分群體的福利向社會平均水平靠攏，就能給一個更龐大的群體帶來如此巨大的改善。

這也無怪乎，為什么“考公考編”會成為那么多人向往的選擇了。

當然，養老金改革只是一個例子，它真正指向的核心是，在今天，我們該如何提升全民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有句話說得好：“種一棵樹最好的時間是十年前，其次是現在。”

完善社會福利體系也是如此。

當經濟高歌猛進時，我們或許會忽視一些問題。

但現在全球經濟增長都面臨瓶頸，單純依靠漲工資變得越來越難；而觸動利益的分配改革，又需要極大的魄力。

這時候，一條更直接的路徑或許已經擺在眼前，

那就是大力加強社會保障，通過降低人們在醫療、教育、養老等方面的生活成本，來反向增加大家的“可支配收入”。

工資漲得慢，但必須花的錢變少了，這實際上也是一種“增收”。

當人們對未來更有信心，不再需要為生老病死而過度儲蓄時，整個社會的消費活力，才有可能真正被激發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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