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白求恩病逝，臨走前向聶帥提出1個請求：撥點錢給我的前妻

“聶司令，能不能麻煩你一件事？”1939年11月11日深夜，唐縣黃石口村臨時病房的油燈閃著微光，白求恩的聲音沙啞卻透出熟悉的堅定。聶榮臻湊近床頭，沒有多問，先點了點頭。白求恩喘了幾口氣，才擠出一句完整的話：“給弗朗西斯，劃點錢，哪怕分批也行。”簡單的一句話，把在場所有人的目光都拉回到這位國際主義醫生的柔軟處：前妻。

周圍人原以為他的最后牽掛會是臨時衛生學校，或那批剛從保定繳獲還沒來得及改裝的器械。結果不是——他惦記的仍是那位在大洋彼岸獨自生活的女士。有人事后小聲嘀咕：“離了兩回，還惦記？”可聽過他半生故事的人，明白這不是普通的兒女情長，而是一個醫者的責任感在私人世界里的延續。

白求恩1890年生在安大略省，祖父是外科名醫，父親卻是拿不出幾個錢的牧師。家中清貧，他靠獎學金和打工熬完多倫多醫學院。早年在伐木營地抬原木、在報社跑夜班的經歷，練出一副好臂力，也磨出對底層疾苦的敏感。有人覺得他脾氣沖，他卻說：“看太多無錢治病的死人，想溫柔也溫柔不起來。”

1922年的愛丁堡，醫學會茶歇間，他遇見了22歲、戴白色呢帽的弗朗西斯。那姑娘家境富足，卻聽得懂他談公共醫療的激動。當天晚上，兩人就把茶歇變成了演講賽。半年后，他們在蘇格蘭辦婚禮，白求恩當眾宣誓：“跟我，你不一定富貴，但一定有意思。”這句半玩笑半真心的話，如今回味仍帶火花。

事業剛起步時，他在底特律開診所，不收窮人掛號費，結果自己反而揭不開鍋。為了研究肺結核，他戴著口罩給病人做胸腔穿刺，終被傳染。那段時間，他推開弗朗西斯的手，“我不想你陪我等死。”一句話逼來第一次離婚。可等他用“人工氣胸療法”把自己治好，又追到愛丁堡去求復合。兩人復婚后，他的外科水平突飛猛進，卻也因徹夜研究把婚姻再度推向冰點——冰箱里的“晚餐”竟是一段備用腸管，弗朗西斯崩潰，第二次離婚。

若人生只剩手術臺，他可能會在北美當個頂流專家。偏偏西班牙內戰、盧溝橋炮火相繼響起，世界把他推向新的戰場。1935年他加入加拿大共產黨；1937年底抵達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周恩來舉杯歡迎，他卻先遞上一張清單，上面寫著“骨鋸、注射器、油布三十米···”周恩來笑道：“看得出你是真想下前線。”兩個月后，他果真跨過黃河，奔向晉察冀。

在那片山地，他干了幾件讓八路軍后勤拍案叫絕的事。第一，拆掉破汽車油管，裝配“簡易輸血器”，活生生把十幾條命從休克線上拽回來。第二，用竹片、繩索和棉被改造折疊擔架，戰士們私下給它起了個綽號“盧溝橋”。第三，拉著聶榮臻辦衛生學校，自寫教材，強迫每個衛生員背上止血八法，背不出不準上前線。說白了，他要的是“讓我走了也能打下去”的那股勁。

1939年10月底的摩天嶺阻擊戰，把他的體力透支到極限。炮彈碎片劃破手指，他只在鹽水里隨便泡了泡，又轉身給傷員縫合血管。幾天后，惡性鏈球菌沿著那道小傷口鉆進血液，他再怎么硬撐，也壓不住四十度的高燒。轉移途中的樹林里，他靠一根木棍勉強行走，還在嘀咕藥品配發：南丁格爾式的固執，旁人真勸不動。

11月8日夜，他躺在邊區醫院的木板床上，左臂已經烏紫發亮。有人建議截肢，他連搖頭：“截了我也下不了手術臺，留著吧。”第二天凌晨，他讓護士給自己輸了點鹽水，靠在枕頭上打草稿——那就是后來遞給聶榮臻的遺書。遺書篇幅不長，先交代藥械去向，再囑咐衛生學校教材別丟，最后才是那句“請國際援華委員會劃撥一筆款項，交我前妻弗朗西斯，用作基本生活”。寫完，他握筆的手徹底無力。

11月12日零時許，他的體溫計定格在42度。護士撕下最后一次記錄卡，他閉眼之前喃喃念的，是英語中“謝謝”與法語中“再見”的混合音。黎明時分，山坡上傳來雞鳴，聶榮臻站在床旁，沉默很久，才對副官說：“把他的遺愿照辦。”

兩天后，晉察冀邊區為他舉行追悼會，邊區少年團舉著寫有“純粹的人”四個大字的橫幅。遠在延安的毛澤東收到噩耗，題詞稱其“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這句話后來廣為流傳，可在我看來，更能代表他的是那封短短的遺書——面對犧牲、他最放不下的不是稱號，而是一個曾經相伴、后來分離的人，這份情感，比任何頌詞都更像人間煙火。

幾年之后，國際援華委員會果然將折合三百美元的款項分期寄到加拿大蒙特利爾。弗朗西斯收到第一筆匯款時，正靠替人縫補過日子。她握著支票，淚水混著針尖上的光。有人問她是否后悔當年離婚，她搖頭：“我后悔的，是沒跟他一起去中國。”

白求恩的故事常被寫成傳奇，仿佛他天生就該揮著手術刀闖戰場。可細想，他也是常人：會沖動、會醉酒、會戀愛、更會牽掛一個女人的柴米油鹽。正因為如此，他在硝煙中的堅持才顯得分外真誠——那不是鋼鐵戰士的公式動作，而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加拿大醫生，選擇把自己的命和民族解放的火種捆在一起。或許，這正是“純粹”二字最有力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