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五朵金花》被批侮辱丑化勞動婦女：荒唐的對號入座

拍攝于1959年的電影《五朵金花》，即使放在今天，也是如大理莫殘溪一般清純，它永遠有新意。然而在1970年，在廣泛開展大批判的調子下，這部影片成了“大毒草”。

1959年，向國慶十周年獻禮。夏衍等人有感于“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的作品太多了，建議拍一部反映山河秀美、社會新貌的影片，總的設想是：要喜劇要趣味性，政治色彩不要太濃烈，能向外國發行。

《五朵金花》的誕生就是這個背景。然后，毀滅它的理由，正是從它的“出身”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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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五朵金花》的第一個理由，是進攻“三面紅旗”。

“革命群眾”說，我們喜洲地區五萬二千多白族人民，用自己的雙手辦了好些社辦工廠，建立起了五個抽水站，興建了十三個大小水塘，還修建了一座能灌溉二千多畝的水庫。

這些巨大成績，影片全無反映，反而借劇中人物之口，喋喋不休地咒罵大躍進“勁頭十足頂啥用”，污蔑大煉鋼鐵出來的“不是和尚頭，就是馬蜂窩”，這種誹謗，簡直反動透頂！

其實，看過影片的都能懂，“五朵金花”分別是副社長金花、煉鋼廠金花、拖拉機手金花、畜牧場金花、積肥模范金花，這豈不是體現了上面的成果？影片沒有直接表現勞動，其實勞動蘊含其中。

這就如同表達千軍萬馬，畫面中只有三個人，背后那屹立的群峰，有著千軍萬馬。

今天看影片唯一不足的地方，恰恰是煉鋼的段落，盡管當時進行了弱化處理，但應時的傾向仍然明顯，最后不是也煉出了好鋼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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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理由，是侮辱丑化勞動婦女。

“革命群眾”說，影片把一個人民公社副社長丑化成地主階級的臭小姐，污蔑貧下中農，讓我們惡從心頭起，怒向膽邊生。

大批判還采取了“現身說法”的方式。1970年1月26日《云南日報》刊登大理縣喜洲公社副社長李壽英的文章，她說：“當我們看到影片時，連肺都氣炸了。大家憤怒地說，這部電影完全是假的，是丑化我們白族拼下中農和勞動婦女的。”

在我們白族人民的現實生活中，根本找不出這樣一個副社長，完全是影片炮制者憑空捏造出來的。

李壽英的文章說，那個副社長金花，一不抓革命，二不促生產，整天只是想著找對象，對大躍進毫不關心，甚至丟下工作去找阿鵬。這樣的人，會把群眾帶到什么地方去呢？他根本不像我們白族勞動婦女，更不配當副社長！這個形象是對白族貧下中農、勞動婦女的莫大污蔑和侮辱。

這位副社長還拿自己舉例子，她說我和我愛人，“首先是革命同志的關系”，“在大躍進中，我們在不同的崗位上，互相鼓勵，互相幫助，為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貢獻我們的力量。”

我最近看到這句話，恍然大悟，前幾年“新婚之夜抄黨章”的“低級紅”鬧劇，根子在這里。

如果什么都要緊密結合現實任務，那么今天生育率下降，就應該把愛情婚姻題材的文藝作品排到重中之重，一定要紅紅火火地反映年輕人戀愛、結婚、生孩子的故事。

誰要是敢拍不顧家、不顧孩子的女經理、女工作狂，誰要是敢拍一輩子獨身、不結婚的女科學家，那就是不正確，就是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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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理由，是販賣資產階級文藝。

“革命群眾”說，影片中的青年男女在大躍進的高潮中，不投入轟轟烈烈的運動，反而為了找女朋友，四處亂竄。影片宣揚的是“愛情至上”的資產階級情調。

我們改天換地的工作熱情，在電影中被歪曲成資產階級的談情說愛。試看影片中眼花繚亂的“賽馬、唱歌、做買賣”的場景，完全是一副資本主義世界，這是妄圖麻痹廣大青年一代的斗志，解除人們的思想武裝。

“革命群眾”還找到了切實證據。夏衍在指導影片拍攝時要求，這部片子要在西方國家發行，所以不要正面喊“萬歲”，墻上不要出現有關標語。他們這是公然瘋狂、險惡地禁止我們表達自己的一片真情，真是罪該萬死！

批判文章說，用歌曲、舞蹈、愛情、風景，這類輕飄飄的東西，大抒特抒資產階級情調，無非是迎合西方的低級趣味，宣揚西方“愛情至上”的價值觀。果然，影片在國外上映后，迎來一片喝彩！這正說明影片是反動的。我們決不允許資產階級文藝向我們猖狂進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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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朵金花》在46個國家和地區上映，為中國電影贏得了世界聲譽。

今天看，對《五朵金花》的批判就是個特大笑話，但是有兩點話風，遺傳屬性非常明顯。

第一個，就是所謂“迎合西方趣味”。

《五朵金花》表達了祖國山河的秀美，中國民歌的優美，我國白族兒女愛情的甜美，這和西方趣味有什么關系？

德國作家歌德提出了“世界文學”的概念，這個概念很重要，它強調了文學作品的普遍性和全球性。人類的感情就那么幾種，仁愛，悲憫，仇恨，嫉妒，寬和，狹隘，我看幾十個詞也就概括了，這是人類的共同特征。因為有了共同的特征，各國文化才有交流的可能。

《五朵金花》明明取得了世界聲譽，卻成了罪狀之一，豈不荒唐？

今天攻擊取得世界聲譽的作家，豈不是五十多年前的腦袋瓜子？

第二個，就是“對號入座”。

文學作品中的形象根本無法“對號入座”，因為它是虛構的。試問賈寶玉在哪？誰生下來嘴里含一塊石頭？李元霸在哪？誰能使八百斤鐵錘？

凡是在文學形象中找現實人物的，不但是不懂文學的土蛋，而且根本就是“神經病”，甚至是壞包一個。

1970年的副社長發表的文章，我相信不是她自己寫的，而是彭荊風那號人寫的。

如果一定要把文學形象對號入座，那可糟了：唐僧的母親殷溫嬌，可是跟了水賊18年，《西游記》是不是侮辱了天下婦女？

還有呢，柳如是、李師師、杜十娘、白居易“同是天涯淪落人”的琵琶女、杜牧柳永歐陽修蘇東坡秦觀筆下的那些女子，幾乎全都是“身為下賤”。

明明是好的形象，有人拼命變成壞的形象，認為作者在抹黑在丑化在侮辱，這就是壞包干的事。

如果一定要把文學形象對號入座，那可糟了：蔡偉忙不迭地贊美自己的母親，他母親是文藝兵，他要趕緊和上官魯氏劃清界限。這可真有喜感。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答一位長江紳士：對號入座上官魯氏之前，先看看唐僧母親，因為有人問如果上官魯氏代表你的母親，你是否接受。這種問題本是愚昧荒唐，而且內心很齷齪，但有位朋友這樣留言：

每次讀到上官魯氏，就想起了我的母親。上官魯氏身上有我母親的影子！

這位朋友懂文學，他懂得虛構和現實的關系，更重要的，他懂得人類的悲憫之心。

個人看法，在中國的概念中，“憫”比“愛”還要重要，那是一種“大愛”。偉大的作家，一定是表達人類的這種“大悲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