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富二代，扎堆進體制

　　 不知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一種現象？ 江浙那邊的老板，無論企業有多大，都喜歡把子女送往公務員系統。

　　尤其是送進公檢法系統，哪怕沒編制也行，即便當個沒保障的勞務派遣，也會被富商父母引以為榮。

　　在中國民營經濟最活躍的江浙地區，企業家們在完成原始積累后，往往不約而同地選擇擁抱體制。

　　他們對子女職業規劃的獨特選擇，是否折射了當前營商環境中，一些需要注意的深層邏輯？

　　放著億萬財富不繼承，非要拿著幾千的月薪，這種反常的職業選擇背后，蘊含了中國式商業智慧的生存法則。

　　首先要承認，這種職業規劃，反映出企業家對“制度性保護”的渴求。

　　在商業實踐中，企業無論規模大小，都難免會遇到各類法律糾紛或行政檢查。

　　從合同糾紛到稅務稽查，從環保評估到消防驗收，任何環節都可能成為企業發展的“絆馬索”。

　　有親屬在相關系統任職，相當于在企業與政府之間，架設了一條“綠色通道”，

　　都不必奢求特殊照顧，只需確保在關鍵時刻，讓人知道自己也能搭上話，不能隨意刁難，應該公平對待。

　　僅僅是這種“不被卡”的狀態，在商業競爭中就已構成巨大優勢。

　　從更深層次看，這種現象映射出某些地區“關系網絡”的特殊價值。

　　在“熟人社會”傳統深厚的商業環境中，信息不對稱往往帶來巨大的交易成本。

　　公檢法系統的內部人士，能夠提供權威的政策解讀和程序指引，幫助企業規避潛在風險。

　　如在環保標準調整前，提前獲知信息；或在法規變動時，第一時間掌握實施細則。

　　這些無形的信息優勢，會轉化為商業決策的先機，往往比直接的權力干預更有價值。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安排正在形成新的社會流動模式。

　　傳統觀念中“學而優則仕”的路徑，被創新為“商而優則子女仕”。

　　由于體制門檻的不斷加高，企業家不再追求自身的政治身份，而是通過代際分工，實現家族資源的多元化配置。

　　一個典型的江浙商業家族，往往這樣安排：父輩經營企業，子女進入體制，形成“商場+官場”的雙軌布局。

　　這種配置既保持了商業資本的持續增值，又獲得了體制內的話語權和信息源。

　　而公檢法系統之所以成為首選，與其權力特性密切相關。

　　相比其他政府部門，司法機關的權力，更具確定性和專業性。

　　一個基層法官對法律條文的解釋權，一個檢察官對案件性質的認定，往往直接影響企業重大利益。

　　這種有行業門檻的專業權力，不像行政審批那樣容易受到輿論監督，也不像基層執法那樣隨意性較大。

　　既能為企業提供穩定預期，又不易引發權力尋租的質疑。

　　因此這種專業化的趨勢，也催生了特殊的職業發展路徑。

　　不少有家底的年輕人，在通過公務員考試后，會選擇相對清閑的崗位，保留大量精力參與家族生意。

　　他們既不追求職務晉升，也不熱衷權力變現，而是將體制內身份，視為一種“社會資本保險”。

　　之前老貓和某位蘇州企業家聊天，老板的兒子在區檢察院工作。

　　某次和他兒子聚餐，這位二代可能可能一時興起，說起了一些心里話：

我的工作價值，不在于辦多少案子，提到什么級別，而在于父親和客戶吃飯時，能不經意地提到'我兒子在檢察院'這句話。

　　這種現象的普遍化，正在重塑地方商業生態。

　　在民營經濟發達地區，逐漸形成了以“公檢法親屬網絡”為節點的商業信息圈。

　　某個政策動向，可能通過這樣的非正式渠道快速傳播；某種商業風險，也可能通過內部提醒及時規避。

　　這種非制度化的信息交換機制，客觀上降低了市場交易成本，但也造成了新的市場壁壘：沒有體制內關系的企業，可能永遠慢人一步。

　　從長遠來看，這種代際職業選擇，也反映了企業家對法治化進程的復雜心態。

　　他們既期待更加規范透明的營商環境，又不得不在過渡期，采取自我保護策略。

　　正如一位溫州商人所說：我們把孩子送進體制，不是想破壞規則，而是怕別人先破壞。

　　這種悖論式的選擇，恰恰是當前市場經濟轉型期的生動寫照。

　　隨著“放管服”的深化和法治建設的推進，特別是體制內改革的不斷推進、網絡監督的配合，這種特殊現象已逐步弱化。

　　近年來，黨也多次強調：要保護民企企業家，對徹底否定民營資本的過激言論，要進行輿論糾偏，還要批判某些極端言論。

　　大家對未來是充滿信心的，但二代扎堆進體制，期望獲得某種信息優勢，也是客觀存在的。

　　這也從宏觀上說明，完善產權保護、規范行政執法、增強司法透明度，仍然是優化營商環境的關鍵所在。

　　隨著法治建設不斷完善，每個企業都能平等地獲得制度保護，企業家們自然無需像過去那樣，將子女送進體制作為“商業保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