澤連斯基削弱反腐機構權力，為何引發(fā)全國反政府抗議？

7月22日，烏克蘭爆發(fā)了戰(zhàn)后首次大規(guī)模反政府抗議，矛頭直指總統(tǒng)澤連斯基。

抗議活動的起因是澤連斯基簽署的一項爭議法案，該法案將國家反腐敗局和專門反腐敗檢察官辦公室這兩個獨立監(jiān)督機構的權力，轉移到了由總統(tǒng)澤連斯基直接任命的檢察長手中。這意味著，在戰(zhàn)時特殊情況下，檢察長幾乎擁有“無限”監(jiān)督權：他可以決定哪些案件繼續(xù)調查，哪些案件暫停，甚至能通過行政程序阻止案件調查。

消息傳出后，全國各地爆發(fā)抗議，憤怒之火在首都基輔、利沃夫、敖德薩和第聶伯羅蔓延——這是自2022年俄羅斯入侵以來，從未有過的政治對峙。與此同時，西方國家也反應激烈。歐盟委員會擴大事務專員瑪爾塔·科斯稱 這個法案是“嚴重倒退”，并直言不諱地指出 ，“這將對烏克蘭加入歐盟 造成嚴重沖擊”。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也致電澤連斯基，要求對該法案做出解釋，并強調對烏克蘭的反腐問題絕對不妥協(xié)。

很多人不理解，為什么這一次烏克蘭人會這么憤怒，西方又為何如此緊張？畢竟戰(zhàn)爭還在繼續(xù)，街頭抗議在戰(zhàn)時可不是小事。

但如果你稍微了解烏克蘭這些年的歷史，就會明白，這不是對一個制度調整的抗議，而是源于對烏克蘭腐敗現(xiàn)實的深惡痛絕，以及對制度性防線突然崩塌的恐懼。

烏克蘭的腐敗問題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在2014年之前，整個國家的政治系統(tǒng)可以說是被“寡頭”和“關系網(wǎng)”層層包裹，從總統(tǒng)辦公室到國有企業(yè)，從議會到法院，哪里都繞不開利益輸送，腐敗已經(jīng)成了一種常態(tài)。

轉折點發(fā)生在2013年底，時任總統(tǒng)亞努科維奇拒絕與歐盟簽署聯(lián)系國協(xié)定，轉而向俄羅斯靠攏，引發(fā)民眾強烈反彈，隨后爆發(fā)了改變?yōu)蹩颂m歷史的“廣場革命”。

但這場革命的真正火種，其實是民眾對體制內根深蒂固腐敗的徹底絕望。普通人看著權貴階層貪污腐敗、公權私用，卻無能為力，司法系統(tǒng)完全成了權力的附庸。所以，上百萬烏克蘭人冒著嚴寒走上街頭，不只是為了選邊站，更是烏克蘭人對廉潔、公正和法治的渴望。

這場革命最終推翻了亞努科維奇政府，但它也留下了一個亟待解決的重大課題：如何構建一個既能深入徹查、又勇于直面高層腐敗的反腐機制。最終，在國內社會的巨大壓力和西方國家的強烈要求下，烏克蘭在2015年分別設立了國家反腐敗局（NABU）和專門反腐敗檢察官辦公室（SAPO）。為了敘述方便，我們就叫它“反腐局”和“反腐辦”吧。

需要強調的是，這兩家機構并不是象征性的官僚機構，而是整個國家在“廣場革命”后反腐改革的制度支柱。“反腐局”專門負責調查“大人物”，從政府高官、議會議員到法院法官、國企高層，誰貪腐就查誰，哪怕是總統(tǒng)圈子也不例外。“反腐辦”則搭檔檢察機構，專門負責對這些案子提起公訴，并確保不會在司法流程中“被消化”掉。而且，它們還被特別設計成盡量不受總統(tǒng)、議會或檢察院影響的獨立機構，不但有獨立預算，領導層也是通過透明機制選拔上任的。可以說，這種制度安排，就是烏克蘭人用抗爭換來的制度性保障，也可以看作是當年“廣場革命”的一個重要成果。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歐美一直在背后資助“反腐局”和“反腐辦”，而且FBI還提供了技術支持。歐盟明確表示，烏克蘭若想加入歐盟，必須建立透明、獨立的反腐機制；而這兩個機構，正是歐盟評估烏克蘭能否入盟的“核心指標”。換句話說，它們不僅是反腐工具，還是民主改革的象征，是烏克蘭走向歐洲的“制度門票”。

這一點在2022年俄烏戰(zhàn)爭爆發(fā)后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戰(zhàn)時國家壓力空前，一大堆軍購、援助、戰(zhàn)時重建項目蜂擁而至，而腐敗也在這個過程中重新露頭。2023年，“反腐局”和“反腐辦”一共調查了21名高官、39家國企、16名法官、11名議員，追回大約2億美元的國家資金。其中不乏涉及前線軍備采購、國防項目挪用等敏感問題。可以說，在戰(zhàn)火之中，它們是少數(shù)仍然敢碰硬、敢暴露問題的機構。

也正因為如此，當澤連斯基以“國家安全”為由，將這兩個機構的監(jiān)督權交給總檢察長，就立刻引起了烏克蘭人的警覺。在普通民眾看來，這不僅僅是在架空“反腐局”和“反腐辦”，更是對整個國家反腐機制的破壞。而在歐美看來，這既是烏克蘭反腐改革的嚴重倒退，也破壞了他們對澤連斯基政府司法獨立的信心。

近年來，美國對烏援助雖然時斷時續(xù)，但一直附帶的一個唯一明確的條件就是，必須加強反腐、保持制度透明。事實上， 烏克蘭今天之所以還能得到源源不斷的西方支持，不是因為前線打得多好，而是因為它被西方視為“愿意走向民主”的希望國家。而一旦反腐機制遭到破壞，整個烏克蘭“融入歐洲”的戰(zhàn)略方向都會被質疑。

所以說，“反腐局”和“反腐辦”不是哪個總統(tǒng)的工具，也不是哪屆政府的政績，它們是烏克蘭“廣場革命”的產物，是西方國家對烏克蘭進行改造的制度保障。一旦這塊基石被松動，傷的不只是普通民眾對未來的信心，也是西方對烏克蘭這場戰(zhàn)爭的信任基礎。這才是烏克蘭人和西方社會真正焦慮的地方。

那么問題來了，既然民眾和西方盟友如此看重烏克蘭反腐部門的地位和作用，澤連斯基為什么還要一意孤行呢？

答案只有一個：鞏固權力。

明面上看，澤連斯基這次動手削弱反腐機構，是打著“國家安全”的旗號來的，而且為了名正言順，還進行了鋪墊。

就在法案通過前不久，“反腐局”和“反腐辦”各有一名工作人員被指控為“俄羅斯間諜”，官方迅速出動搜查、抓人。澤連斯基于是開始大做文章，說反腐系統(tǒng)都被滲透了，削弱這兩個機構的權力是清除俄國影響力的必要行動。

聽上去似乎有幾分道理，但問題是，這兩個機構一直是在歐美的監(jiān)督下運行的，怎么可能讓俄羅斯間諜混進去。就算是發(fā)生了這種事情，澤連斯基應該做的也只是修補制度漏洞，而不是直接把監(jiān)督權交給自己任命的總檢察長。

所以說到底，澤連斯基這么做，并不是真有什么俄羅斯“間諜”，而是為了加強總統(tǒng)集權、壓制批評聲音。

尤其是在目前戰(zhàn)爭吃緊、國內不滿上升、西方援助變得猶疑的背景下，澤連斯基越發(fā)需要一個高度可控的內部體系，避免任何意外因素引爆危機。

而“反腐局”和“反腐辦”就是目前烏克蘭最有可能“鬧出意外”的兩個部門。因為具有獨立性，他們可以不聽總統(tǒng)的指揮，敢查該查的人。事實上，在過去兩年里，他們已經(jīng)查了很多總統(tǒng)身邊的人。其中澤連斯基團隊內的高級顧問，總統(tǒng)的“朋友企業(yè)”都曾卷入腐敗丑聞。你想想，反腐機構一查一個準，不但動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奶酪，澤連斯基臉上也掛不住。所以，將這兩個總給他制造“麻煩”的機構變得“可控”就顯得十分必要。

從另一方面來看，這其實也是澤連斯基在為自己未來的政治前途做打算。別忘了，他2024年的總統(tǒng)任期就已經(jīng)結束了，雖然因戰(zhàn)時戒嚴推遲了總統(tǒng)選舉，但他能不能續(xù)任、什么時候重啟選舉，一直懸而未決。在這種不確定的氛圍下，他需要清理可能構成挑戰(zhàn)的人與事，保護盟友、壓制異見，為自己爭取更多掌控力和時間。而要做到這一切，最需要清楚的就是那些獨立的、敢說“不”的機構。

將“反腐局”和“反腐辦”劃歸到由總統(tǒng)直接任命的檢察長手中，就等于澤連斯基將反腐的權力收入了自己的囊中，反腐機構以后查誰、怎么查，甚至查不查，全都得看他的臉色。

所以，澤連斯基這次動手，既是對現(xiàn)實壓力的回應，也是對權力布局的主動出擊。他不是不知道這么做會引發(fā)爭議，但他可能認為，現(xiàn)在是動手的“窗口期”——戰(zhàn)爭仍在繼續(xù)，西方不敢真撕破臉，國內反對派力量還尚未形成氣候。如果等到戰(zhàn)后，該查賬的查賬、該清算的清算，說不定第一個被“秋后算賬”的，就是他自己這一任政府。與其被動接受，不如先發(fā)制人，把權力握在自己手里再說。

不過，澤連斯基雖然算盤打得精，但是他卻低估了民眾和盟友對烏克蘭腐敗問題的關注。能不能達到收緊權力的目的現(xiàn)在還不好說，但他這么做很可能遭到民意的反噬。

這次大規(guī)模抗議，對澤連斯基來說絕不是一場普通的“民意波動”，它觸碰的，是他整個執(zhí)政根基的穩(wěn)定性。

先從國內來看，澤連斯基上臺時，靠的就是“清廉”和“新人政治”的標簽，人們相信他不是舊體制里那幫只知道撈錢的政客。但現(xiàn)在，他在戰(zhàn)爭期間悄悄改法案，把獨立的反腐機構收歸總統(tǒng)體系，這種操作讓很多人感覺他不是在“改革”，而是在搞“專權”。連不少原本堅定支持他的中產群體和退伍軍人都站出來反對，說明他的做法已經(jīng)背離了民眾的期待。支持基礎一旦松動，就不只是支持率下降的問題，而是整個執(zhí)政基礎崩塌的開始。

而最要命的是，這還可能影響與歐美的關系。這些年歐美對基輔的援助不僅僅是經(jīng)濟支持，更是一種政治信任，是以烏克蘭“民主改革”為前提的。一旦烏克蘭在反腐領域倒退，這種信任會迅速消散，烏克蘭可能被視為“不再是一個真正追求歐洲價值觀的國家”。烏克蘭議會通過法案后，七國集團的外交代表立即對烏克蘭發(fā)出警示，稱未來的金融援助和貸款可能附加更加嚴格的條件。美國共和黨議員格林甚至呼吁停止援烏，推翻澤連斯基。

作為財務完全靠外援來支撐的烏克蘭來說，一旦歐美的援助減少或者是變慢，不僅軍事上難以為繼，基礎設施修復 和公共服務都將受到影響。而外交上的信任危機，也可能拖慢烏俄停火談判。烏克蘭一直試圖以“改革者”和“受害者”的雙重身份爭取道義上的上風，可如果盟友開始懷疑他內部也在玩權力游戲，那談判桌上就會少很多理解和支持。

除此之外，削弱反腐機構的權力，還將影響軍隊的士氣。很多士兵是帶著“保家衛(wèi)國，保護民主”的信念在戰(zhàn)斗，他們中不少人就是從2014年“廣場革命”走上戰(zhàn)場的。現(xiàn)在，政府“倒行逆施”，毀壞革命成果，讓他們情何以堪？烏克蘭現(xiàn)在面臨著嚴重的兵源不足，征兵早已經(jīng)是困難重重。以前為國家拼命都不情不愿，現(xiàn)在多了為“腐敗續(xù)命”的理由，年輕人就更不愿意上戰(zhàn)場了。

所以，從現(xiàn)實來看，在戰(zhàn)爭中煎熬的烏克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一個干凈、高效、為人民所信任的國家機器。而澤連斯基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削弱反腐機構，怎么看都不是明智之舉。這不僅不能加強國家安全，反而更像是引爆內部裂痕、動搖制度根基的導火索。從同仇敵愾抵御外敵，到聲勢浩大的反政府示威，烏克蘭面臨的困境，已從前線蔓延至體制深處，敗像正在逐漸顯現(xiàn)。

對澤連斯基來說，他似乎忽略了一個事實：烏克蘭在這場戰(zhàn)爭中究竟還能撐多久，不在于他個人的權威，而取決于他是否能維持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