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好文：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埋下的因果，如何導致了文革爆發

毛澤東說，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

文革前夕，1965年3月16日，72歲的毛澤東沿京廣線乘專列到達武昌，44天后離開武漢到長沙，之后他準備經株洲、醴陵、攸縣、茶陵、蓮花、永新、寧岡，沿著1927年秋收起義之路重上井岡山。

5月21日，在湖南省委的安排下，由十二輛車組成的小隊從九所出發，直奔托鋪毛澤東專列停靠處。毛澤東和他身邊工作人員、湖南省相關領導登上專列。

專列上，毛澤東看著綠色、廣袤的早稻，心情很是舒暢，他問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今年的早稻收成會不錯吧？”

張平化想到了1962年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關于農業的判斷，他說道，“主席對農業恢復時間的判斷是正確的。”

“問題不在于誰的判斷正確，在于包產到戶還是農業集體化。這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包產到戶，短期內可能會增加一些糧食，時間長了，就會兩極分化，資產階級就會重新起來，剝削勞動人民。”毛澤東說。

張平化有些嚴肅，“所以主席在北戴河會上說，搞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是一種階級斗爭。”

“對。客觀上就是階級斗爭。現在有些人不愿意承認它。我找了一些同志談話，有人聽說我國還有階級存在，大吃一驚。”，毛澤東接著說。

“一部文明史，就是階級斗爭的歷史。現在無產階級掌權了，不讓資產階級復辟。資產階級掌權，不讓無產階級起來，不是你壓迫我，就是我剝奪你，這就是階級斗爭嘛。”

張平化在一旁用力地點頭。

“大躍進”之困

1957年國際形勢發生了顯著變化，11月2日，毛澤東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離開北京，飛往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慶祝活動，同時，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

這是毛澤東第二次來到莫斯科，與第一次享受到的待遇完全不同，中國代表團的意見受到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信任和推崇，中國共產黨的地位和威望達到歷史空前的地步。但另一方面，毛澤東強烈的感受到中國經濟落后造成的壓力和束縛，他迫切希望改變這種處境。

在他回國不久，劉少奇在中國工會八大的祝詞中，將毛澤東的十五年內趕超英國的設想公布于全國，從此“趕超英國”就成為一個響亮的口號，動員全國各族人民向中國貧窮落后的面貌宣戰。

立刻，全國范圍內出現了“大干快上”的熱潮，解放思想、敢想敢做的呼聲壓倒一切，人民公社化運動也隨即在全國迅速展開，甚至許多地方提出了“向共產主義過渡”、“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口號。

一些不切實際的計劃指標被提出，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認為繼續這樣下去國家預算和經濟計劃有失控的風險，于是他和劉少奇著力推進“反冒進”工作。

到了1958年，在杭州和南寧召開的會議上，毛澤東多次對“反冒進”進行了批評，更是點名批評了周恩來。

毛澤東嚴肅地警告道，“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這是政治問題！”，他說，“最怕的是六億人民沒有心勁，抬不起頭來。”

在毛澤東看來，六億多人斗志昂揚，意氣風發地投入生產中去，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盛況，他說：“由此看來，我國趕上英美不需要從前所想的那樣長的時間了，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也就夠了。”

但這種急于求成，違背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的事情，注定是要栽跟頭的。

當然，毛澤東對于可能出現的亂象是有一定的心理準備的，他說：“這條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是正確的(雖然有時說還要看幾年)，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已經高漲起來，只要中央和省市自治區這兩級領導一年抓四次，開會研究，看到有問題就調節一下，就不會出大問題。”

然而問題很快就找上門來，政策下到地方，地方在執行過程中，總會有一些偏差。日積月累，農村中一些問題逐漸暴露出來，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標志的“左”傾錯誤開始凸顯和泛濫，這讓毛澤東很是不安。

他雖然是大躍進的倡導者和推動者，但也是最早察覺大躍進中“左”的錯誤的中央領導人。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中央工作會議在鄭州召開，在聽取部分省委負責人匯報后，毛澤東提出要給“大躍進”降溫。

面對一些高不可攀的經濟指標，他斥之為“吹牛而已”，甚至鼓動下級“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的可能性”。當一位省委領導信誓旦旦地保證十年內過渡到共產主義時，他反感地說：“不要一扯就扯到共產主義。你說十年過渡，我就不信。”

接著武昌會議，他再次對于在經濟建設中普遍存在的急躁情緒表達出十分擔憂。他說：“我們現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實，沒有反映客觀實際。蘇聯在1938年宣布社會主義建成了，今年提出12年準備進入共產主義的條件，因此，我們要謹慎。我們有說兩年的，也有說三年的，也有說四年的，也有說五年的，就要進入了，哪有那個事呀？”

再后來，八屆六中全會、第二次鄭州會議以及在之后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無時無刻不在談“糾左”，他嚴肅地說道，“我現在是支持保守主義，我站在‘右派’這一方面，我反對平均主義同‘左’傾冒險主義。”

到了1959年6月21日，毛澤東登上南下的專列，再上廬山，準備繼續糾正“左”傾錯誤。他充滿自信地預言：“再有幾個月，根本好轉就會來了，這是明白無疑的。”

但他沒想到的是，接下來彭德懷的那一封信，掀起了驚天的波瀾，糾左戛然而止。

對于大躍進的過程里出現了一些工作方式上的錯誤，毛澤東也曾主動承擔這些錯誤，據記載，僅在1962年以前，毛澤東主動提出要承擔責任將近十次。

但毛澤東認為彭德懷的批評不同，他認為彭德懷瞄準的是他的“總路線”，這是毛澤東不可能接受的！

但躲避不了的現實是工農業的生產都受到了一些影響，問題出現了就要找到病根去解決，但圍繞著解決辦法，他和他最親密的戰友產生了難以愈合的分歧。

分歧初現

1961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的通知》。通知指出：一九五八年以來，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間，發生了一些缺點和錯誤，并且產生了一些不正確的觀點和作風，妨礙著克服困難，必須召開一次較大規模的會議來統一思想認識。

在會議開始之前的一段時間，毛澤東沒有在北京，而是在江浙一帶小住。他要到地方走一走，了解真實的情況，這是他一向的習慣。這一年多以來，關于國內的情況，毛澤東聽到了太多負面內容，農業嚴重減產、工業計劃完不成、農村的餓、病、逃、荒、死現象等等，一度以來，讓他感到無比的壓抑。

1961年12月14日上午，毛澤東聽取了江蘇省第一書記江渭清、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圣等人的匯報，工業、農業、財貿等方面的恢復工作很有起色，讓毛澤東耳目一新。

他對于國家形勢的好轉，甚為高興，“對形勢要從積極方面去看，有困難要想辦法去戰勝它。缺點可以有幾千條，但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氣不壯，不要灰溜溜。久臥思起，現在是起床的時候了。”

之后，毛澤東回京，一路上又路過濟南、天津，聽取了山東、河北、天津等地方負責人的匯報。毛澤東認為，“今年比去年好，形勢已經在向好的方面轉。農村在向好的轉。工業有了七十條，也在向好的轉。商業也搞出了一百條。困難不要好久就可以克服，再有一年就過去了，還是大有希望。”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開。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地委、縣委、重要廠礦黨委及軍隊的負責干部，共七千多人。這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舉行的規模最大的工作會議。人們習慣地稱它為“七千人大會”。

毛澤東在會上首先做了自我批評，他誠懇地說：“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他還著重提到了陳云，他說陳云在經濟方面是專家。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次會上，他邀請了陳云三次講話，但都被陳云以“在做工業調查，還沒有調查完，現在還沒有把握來講”為由謝絕了毛澤東的邀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