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周太安，曾是“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簡稱二司）的“總指揮”，時年22歲，卻是“文革”文革初期叱咤風云的統帥人物。在周恩來總理的關愛和教育下，他及時退出了紅衛兵組織，有幸未進入被毛主席稱之為紅衛兵“五大領袖”之列，而免于歷史審判。周太安就此引退、沉寂。
周太安與郁蕾娣，一個是出身將門的“紅衛兵 司令”,一個是“樣板團”里演主角的紅色芭蕾舞女明星。他們在偶然的機緣里相識相戀，卻在特定的年代里遭遇到種種必然的磨難……當筆者打開塵封60多年的歷史記憶，向讀者朋友講述的不僅僅是一個凄婉動人的愛情故事……
01、他在“二司”時，認識了后來成為他妻子的郁蕾娣
“文革”初期，“二司”的文藝部成立不久，北京的 文藝團體都主動上門來和“二司”聯系，希望加盟。當時中央芭蕾舞團群眾組織的兩個年輕頭頭，更是積極，三天兩頭地找周太安，希望他到團里去“講話”,去給予支持。后來，他們告訴周太安，團里另一派已經和“三司”掛上鉤，得到支持，所以他也必須去表明“二司”的態度。
于是，周太安在1966年10月的一天來到位于虎坊橋的 中央芭蕾舞團，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走進“藝術殿堂”,第一次面對面和演員見面。
在支持“二司”的一群演員的熱烈歡迎下，周太安和這批與他年紀相仿的男女演員們進行了交談。演員們七嘴八舌述說著團里兩派不同的觀點，爭先恐后地介紹著劇團的歷史、現狀。
這時，只有一個女孩靜靜地坐在一邊，一言不發。散會后，她才走到周太安身邊，十分大方地問他對劇團形勢的看法，周太安卻反問她為什么會上一言不發，她坦率地講，她現在并不是哪一派組織的，現在也沒下決心加入哪一派，今天只是來聽聽。周太安和她就這么相識了。
那時，“樣板戲”這個名稱還未出現，“樣板團”產生 還是兩年以后的事情。郁蕾娣當時還只是剛剛分配到劇團不久的舞蹈學校畢業的高才生，排練《紅色娘子軍》中吳清華的C角，還未來得及和觀眾見面。
周總理在先農壇接見的“二司”長征宣傳隊中，有一支隊伍，就是以中央芭蕾舞團為主的文藝宣傳隊，路線是由太原步行到延安。
在“長征”串聯隊伍中，周太安又見到了郁蕾娣。他走在她身邊，他們邊走邊聊。話題自然還是“文化革命”, 是劇團斗爭“大方向”。兩人都十分坦率地談了自己的看法。
后來，周太安和郁蕾娣相熟了，她講，是那次“長征”路上的談話，使她對周太安產生了好感。她說，她這個普通工人出身的孩子，從來對高干子女就沒好印象。她認為周太安不像她想象中的高干子女，而更像是個大學生。
一個月后的一天，郁蕾娣和劇團的群眾組織頭頭到“二司”的辦公地點找周太安，看著經過長途跋涉而歸的她，周太安從心里欣賞這個只有十八九歲的芭蕾舞演員。
郁蕾娣告訴周太安，昨天他們才從西安擠上全是紅衛兵到北京串聯的火車回到團里。他們聊起了他們一路的艱辛，聊到了革命老區人民十分貧窮而艱難的生活，聊起了他們一路的感受。大家說得十分熱烈。
分手時，周太安告訴郁蕾娣：“中央有文件，要群眾組織里的高干子女都退出去，我可能最終也要離開‘二司’,回到學校去參加‘文化革命’。”
郁蕾娣沉默片刻后，抬頭對周太安說：“不管你去哪，都告訴我，別失去聯系。”
從此，他們成為朋友。
02、在他經歷了兩次短暫的“戀愛”后，郁蕾娣闖進了他的生活
周太安回到學校后，因為種種謠傳，說他是劉少奇和鄧小平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支持的“保皇派”的頭頭，所以有幾個月他在學校宿舍中被幾個同班的“人大三紅”的紅衛兵看管著，沒有行動自由。當然，他們也沒有完全把周太安當成“犯人”,因此，除不許回家之外，他還能接電話，還能在他們陪伴下去看大字報。
周太安被“關押”的這段時間，他父親在機關也正遭受著批判。母親忙于機關的“文革”,也無暇過問他的處境。此時只有郁蕾娣幾乎每天都往學校打電話，問問他的情況，給予了他真誠的支持和鼓勵。在那自感孤立無援、被誤解的寂寞中，每天聽到郁蕾娣電話中充滿感情的問候，成了周太安那時生活中唯一的“亮點”。
在此之前，父母都曾為周太安的婚事操過心，他除了感謝父母的關懷之外，也十分坦誠地表示，他自己的“對象”由他自己選擇，希望父母今后不要插手。
由于周太安在這個家里的“特殊地位”:父母以前生的三個孩子——他的一個哥哥、兩個雙胞胎姐姐，均因戰爭年代的艱苦生活和艱難處境，先后夭折。他由“老四”變成“老大”,從此父母對他疼愛有加；加之，不管是學習，還是其他方面，他讓父母操心的地方很少，因此父母從來對他都是言聽計從，十分尊重。
自從那一次周太安跟父母鄭重地談過話之后，父母也真的再沒有對他的個人生活插過手。郁蕾娣恰恰是他經歷過兩次短暫的“戀愛”后，一心一意為政治而獻身時，闖入他生活中的。
中央芭蕾舞團由于江青插手排練的《紅色娘子軍》漸漸聲譽鵲起。飾演劇中吳清華A角的舞蹈演員又因為江青的一句話而獲罪，被送進“牛棚”。郁蕾娣由C角升為B角。由于她年輕，身體好，因此演出的機會比較多，漸漸地她在北京，甚至全國的知名度也高了起來，不時坐在人民大會堂主席臺開會，不時又參加國宴，歡迎來訪的外國貴賓，報上還時不時刊登演出后領導人上臺接見演員的照片，街上賣的“紅劇”照片也是她的舞臺形象。相比而言，周太安由學校回到家，只是“文革”中的一個“逍遙派”,無所事事。
而此時，周太安的父親被批判的“調門”越來越高，大有“不打倒誓不罷休”的趨勢。一天，他見到郁蕾娣，講起他的擔心，隨口問她：“小郁，以我和我家現在的狀況，恐怕會耽誤你的事業，我們是不是現在分手，以免今后對雙方造成更大的感情傷害。”
他話語剛落，郁蕾娣哭了，哽咽著說：“別說你父親沒被打倒，就是真打倒了，我也不離開你……”
周太安又問：“那你的事業……”
郁蕾娣遲疑片刻后說：“不怕，不讓我上臺，我就去教學生，不一樣是從事芭蕾舞事業嗎?”
“這是你真實的想法?”周太安懷疑地問。
郁蕾娣認真而嚴肅地點著頭說：“這么大的事，我還能 騙你!”
03、他們在來自政治上的種種壓力下，充滿激情地度過那特殊的歲月
周泰安和郁蕾娣相識不久，江青為了充實和加強她在文藝界抓的幾個團體的“聯系”,決定派軍代表進駐。世界上的事情就是這么巧，到中央芭蕾舞團的軍代表恰巧是由海軍機關派去的。剛剛進駐劇團時，幾位軍代表，特別是兩位負責人，對周太安都十分友好、熱情，郁蕾娣作為劇團的主要演員，又與“海軍”有這種特殊關系，自然也得到了關照。
但好景不長，隨著周太安父親在海軍的日子一天天難過，處境一天天變壞，批判的調子一天天升高，他們的態度也一天天發生著微妙而明顯的變化。起初是見面一改過去問寒問暖的熱情，只是冷冷地點點頭，不久，如果在劇團碰見，他們會扭過頭，裝著根本就不認識周太安……
對此，周太安思想上早就有準備，郁蕾娣卻無法接受他們態度的變化。她本來就是一個性格開朗、坦率、外露的人，見到他們對周太安如此，每次都要罵幾句“勢利眼”、“小人”之類的話。有時兩人在樓道口或大門口碰上這種場面，若不是周太安拉著郁蕾娣，她都會沖上去和軍代表正面沖突。
沒過多久，劇團軍代表在全團宣布了一條紀律：今后劇團的演員，除已經結婚的，一律不準在外過夜。周太安一聽，就知道這條紀律是沖著郁蕾娣和他來的。因為劇團的年輕演員幾乎都是在團里找朋友，像郁蕾娣和他這種戀愛關系的在劇團里鳳毛麟角。
這之前，每到星期六下班，郁蕾娣都要趕到周太安家，和他的兄弟姐妹聊天，或是與他一起逛街后回家，晚上同他妹妹住在一起，又是嬉鬧到很晚；直到星期天的晚上，她才趕末班公共汽車回團。如果趕上星期一沒有重要事情，偶爾也會星期一一大早，她趕頭班的汽車回團上基本功的訓練課。
可這條紀律公布后，郁蕾娣只能在星期六下班后急匆匆地趕回家，吃個飯，聊不了多長時間，又要急急忙忙趕末班車回團。那時全北京也沒有出租車，中間要倒一次車，她才能回到天橋附近的劇團住地。因此周太安9點多鐘就要動身，坐一個小時的電、汽車把她送回，然后再趕末班車回來；星期天早上，她練完功，再坐公共汽車來，晚上又是急匆匆地返回。
很多次，大家聊天聊過了時間，趕不上末班車了，周太安只好騎自行車馱著郁蕾娣，把她送回團，然后再騎車回來。記得有一年冬天，雪下得特別大，不能騎自行車，那天晚上，周太安和郁蕾娣早早地從家里出來，踏著厚厚的積雪步行，從公主墳趕回城南的劇團。
他們一路走，一路聊，一路欣賞著冬天雪中的北京，走到劇團已經是深夜11點多了，劇團的大門早已關閉，周太安托著郁蕾娣，從大鐵門上爬進去。
郁蕾娣在門里叮囑周太安：“這么晚了，你一個人回去要小心。”
周太安則在門外安慰郁蕾娣說：“別擔心，我今天不回家了，去附近一個朋友家借住一夜，明天星期一，我正好要在城里辦事。”她這才放心回宿舍去了。
然而，周太安不可能這么晚去打擾任何一個沒有事先講好的朋友，于是，他一個人又踏著雪，迎著飄飄灑灑的雪花，到深夜兩點多才回到家。
每當周太安想起那時的日子，雖然有來自政治上對家庭、對他們的種種壓力，但愛情是美好的，生活依然是快樂的，有時甚至是十分浪漫的。直到多年后，那趕末班車急匆匆的腳步，那雪夜的北京，那深夜兩人漫步街頭的笑聲，依然歷歷在目，令周太安難忘、留戀。
周太和郁蕾娣1966年相識，到1970年已經談戀愛4年，他已是26歲，郁蕾娣也24歲了。正當他們談婚論嫁時，1970年初，劇團的劉慶棠突然在一次全團大會上正式以黨委名義宣布，劇團的主要女演員結婚年齡最底限是28歲，并講這是報江青批準的，理由是為了保證樣板團主要演員的藝術生命。
其實這條規定，對劇團而言就是為郁蕾娣制定的。因為那時鐘潤良已經結婚，女主演只有郁蕾娣還沒有結婚。周太安和郁蕾娣雖然憤憤不平，也只能接受這不平等的現實。
也就在這時，郁蕾娣找周太安，說起她埋在心頭很久的一個秘密：她有一個妹妹，1964年在支援西北建設的熱潮中，中學畢業報名去了新疆建設兵團，和同去支邊的一個上海同 學同居，并懷了孕。不想這個男朋友和幾個人一起盜竊農場的木材，后來事發，按盜竊集團主犯被判了12 年徒刑。她妹妹流著淚，承受著方方面面的指責和壓力生下了他們的孩子。由于原來就沒有正式的結婚手續，“事實婚姻”在那個年代不被承認，也不受保護，孩子一生下來就沒有父親，她妹妹只好把孩子留在上海母親家中，只身又回到建設兵團。現在這個孩子已經兩歲，快要懂事了。她妹妹將來要再嫁，拖著這么一個孩子很難；孩子的父親還要再坐10年牢；一個小孩留在外婆家，外婆還在工廠上班，身邊還有郁蕾娣的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生活更是十分艱難。
在和盤托出一切后，郁蕾娣試探性地對周太安講：“我們結婚后，你是不是可以考慮考慮，我們把這個孩子領養過來，這樣對我母親、對我妹妹、對孩子都好。對我們講，就算結婚后想要一個孩子，也沒關系，兩個孩子不算多。”
周太安經過考慮后，征求了我父母的意見，接受了這個與我們沒有血緣關系的孩子。他讓郁蕾娣把他們兩人的照片寄回上海，掛在墻上，讓孩子從小認識他的“爸爸”、“媽媽”,后來，周太安每年回京休假時，又讓外婆帶孩子到北京來和他們見面，培養感情。就這樣，在周太安和郁蕾娣結婚遙遙無期時，他們已經有了一個孩子——周陽。
04、江青的幾句話差點讓他們成了牛郎織女
隨著“樣板戲”紅噪一時，郁蕾娣也是聲名鵲起。雖然那時傳媒沒有今天如此發達和具有影響力，但因為全國只有這么幾出“樣板戲”,因此這幾個劇團的主要演員，可以講比今天的許多明星知名度要高。周太安也因父親的“高位”,女友的“出名”而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
那時，全國普及“樣板戲”,劇團要為全國所有省市的舞蹈團體排練“紅劇”,郁蕾娣也在全國各省市有了許多飾演“吳清華”的學生。周太安所在的38軍112師宣傳隊，也請郁蕾娣到部隊駐地去幫助他們排練“紅劇”片段，師里的領導給予了非常熱情的歡迎，對于郁蕾娣這位“名人”能為一個師級宣傳隊認真負責地排練，他們十分感謝，郁蕾娣給他們留下了深刻而良好的印象。同時，郁蕾娣同師里負責宣傳的領導，也建立起良好的關系。這種交往本來并不具有任何功利的目的，但后來卻因此而改變了周太安和郁蕾娣的生活。
不知什么原因，飾演“吳清華”A角的演員被冷落了，郁蕾娣成為A角。演出是她，出國是她，為來自世界各國的元首、政府首腦演出也是她。特別是1970年我國恢復聯合國席位，美國和中國關系開始松動后，世界各國的領導人更是頻繁來訪。他們只要來，總是也只能是用“樣板戲”接待他們。
由于芭蕾舞是世界“語言”,所以“紅劇”的接待任務就特別多。直到多年后，周太安都還能回憶起來接待的外賓就有：美國總統尼克松、法國總統蓬皮杜、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阿爾巴尼亞國家主席霍查、越南國家主席胡志明、總理范文同、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等幾十位外國領導人。
雖然膝蓋的傷病困擾著郁蕾娣，每月一次的月經依然痛苦不堪；但為了和周太安的相戀，她仍然承受著各種各樣的壓力。后來，郁蕾娣常跟周太安講，這段日子是她從藝以來過得最有意義的。
1971年，“9 ·13”之后，周太安和郁蕾娣的相處，曾經有過一段比較輕松的日子。劇團的大門可以自由進人了，那些已經轉業在劇團任職的軍代表也有笑臉了，“不許在外過夜”的規定似乎也不再強調了。他們原以為生活會按著這種節奏和氛圍正常地延續下去，誰知，隨后而來的政治“風暴”和壓力來得那么快，又那么大。
記得那是1972年的夏天，錫蘭(現在稱斯里蘭卡) 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到北京訪問，演出“紅劇”依然是郁蕾娣。幾天后，江青突然興起，要審查她陪同這位女總理訪問的紀錄片。據講，在審查到她陪同觀看“紅劇”時，江青與在場的劉慶棠有這么一段對話：
江青：“這個演員(指郁蕾娣)今年有多大?”
劉慶棠：“今年二十三四歲。”
江青：“她跳得不錯，表現怎么樣?”
劉慶棠：“很刻苦，表現不錯。”
江青：“要好好培養，有男朋友嗎?”
劉慶棠：“有了。”。
江青：“是什么人?”
劉慶棠：“是海軍一位副司令（開國中將周希漢）的兒子。”
江青：“告訴她，我的人(指‘樣板團’的人)不要和這樣家庭的人(指走資派出身的人)來往。”
劉慶棠：“我們一定轉告她，并堅決按您的指示執 行。”
這段決定周太安和郁蕾娣命運的講話，是劉慶棠親口向郁蕾娣陳述的，并且以黨委和劇團的名義正式通知郁蕾娣：“組織上不同意你現在的戀愛關系，希望你為了事業，從政治上慎重考慮，聽江青同志的話。”
那是一個周末，郁蕾娣打電話到部隊，讓周太安無論如何請假過去，說有急事。駐地高碑店到北京只要兩個小時，周太安請了假匆匆趕到北京，在離劇團不遠的陶然亭公園等她。她不讓周太安去團里找她，這一反常的舉動，讓周太安意識到可能遇到了嚴重的問題。
他們走在公園的路上，郁蕾娣淚水止不住地往下流，一言不發。周太安問她，她也只是哭。在一棵樹下站住后，周太安厲聲地問她：“到底什么事， 告訴我，光哭有什么用。天不會塌，再大的事，告訴我，我們一起想辦法!”
當郁蕾娣抽噎著把事情告訴周太安后，他也吃驚得半天說不出話來。他想不到，一個如此顯要的“人物”，會去干涉一對年輕人的感情生活；他想不到，他和郁蕾娣歷經磨難的戀愛會遇到如此巨大的障礙!但他懂得，在那個年代，江青一句話，可以讓一個人坐牢，讓一個家庭家破人亡，甚至可以置一個人于死地。
周太安試探地問郁蕾娣：“你怎么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