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當前全球AI治理正面臨治理機制碎片化、技術能力南北差距擴大、話語權失衡、多元主體協同不足等結構性挑戰。對此,中國提出以“善治”為價值導向的全球AI治理框架,強調以人為本、發展與安全并重、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從能力、制度、標準等維度構建行動路徑,推動構建以風險可控為前提、以協同為特征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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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翠紅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
人工智能 (AI) 正迅速重塑全球生產方式與權力格局。其全球治理已超越技術監管,成為倫理、公平與安全的制度性議題。推動AI“向善”成為當下全球共同面對的重要課題。
“善治”作為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議程中的關鍵理念,其核心不僅是“有效”與“有序”的制度安排,更強調公正、包容與問責的治理過程。當“善治”邏輯引入AI領域,其含義被進一步拓展:不僅要關注AI部署過程中的安全性、可控性與透明性,還要關注技術是否助益于社會整體福祉,是否減少結構性不平等,是否強化而非削弱全球合作網絡。簡言之,AI的全球善治是一項以多邊多方協同與跨領域合作為路徑的制度性建構過程,旨在確保AI的發展在技術上安全可控,在倫理上合乎正義,并切實服務于公共利益與人類福祉。
盡管全球AI治理討論愈加頻繁,但現實中仍面臨四重深層障礙,制約了善治路徑的落地與共識構建。
首先,治理機制碎片化削弱了制度協同力。經合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G7等機構雖已提出倫理原則,但在執行路徑、議題重點與參與機制上分散無序,缺乏統一標準與強制執行架構。尤其是,發達國家主導的機制忽視了發展中國家的實際需求與聲音,使全球治理規則在關鍵議題上難以互認、互通,形成標準失序與集體行動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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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新華社
第二,技術能力不對稱持續拉大全球數字南北差距。當前AI發展的關鍵資源——算力、數據、算法與人才——高度集中于少數國家和頭部企業,而發展中國家則面臨能力建設乏力與技術路徑依賴,陷入“起步即落后”的結構性困境。語料系統的不平衡、人才流失的單向趨勢,進一步削弱了南方國家參與AI議程設定與標準博弈的能力,甚至滋生出“算法依附”“數據殖民”等新型治理不平等現象。
第三,話語權主導失衡導致標準輸出存在文化偏向。雖然多邊文件表面上倡導包容與普適,但實際仍以歐美倫理范式為主導,嵌入自由主義語境中的隱性假設,忽視發展中國家的制度現實與技術差距。同時,西方科技巨頭借助算法產品、語料結構與平臺協議,強化了文化輸出與規則塑造能力,邊緣化“全球南方”的知識體系與價值表達,形成治理認知的深層不對稱。
第四,主體協同機制薄弱,多元參與缺乏制度支撐。盡管政府、企業、學術界和社會組織等多方力量日益活躍,但全球治理平臺仍缺乏角色清晰、責任明確的協作機制。非國家主體多以“咨詢”身份參與議程,難以實現深度嵌入與政策反饋閉環;而發展中國家由于機構配置不足和平臺參與受限,更易在國際規則博弈中處于邊緣,缺少共建治理的實質能力。“全球人工智能伙伴關系” (GPAI) 等機制雖嘗試多元參與,但常因流程冗長、議題宏觀而流于形式,未能真正構建有效協同的治理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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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面對全球AI治理的結構性張力與制度碎片化挑戰,中國提出“以人為本、合作共贏”的全球善治框架,正通過能力建設、制度倡議、標準引導、多元協同等路徑,推動構建兼具本土韌性與全球適配力的善治體系,展現出負責任大國的制度供給能力。
第一,能力建設:強化本土治理,帶動“全球南方”共建共治。中國不斷完善AI治理法規,出臺《生成式AI服務管理暫行辦法》等核心文件,建立起從備案到評估,從內容水印到責任追溯的閉環治理體系。北京、深圳等地已設立AI監管沙箱并試點模型風險分級、透明度標注。國際層面,中國通過“數字絲綢之路”等機制協助發展中國家建設AI能力培訓中心,并聯合企業開展本地化人才培養與開源技術共享,助力彌合“智能鴻溝”。
第二,制度倡議:搭建多維平臺,增強發展中世界制度能見度。中國積極推動多層次、跨區域的AI治理平臺建設,逐步構建理念引領、區域協作與議題聚焦三類機制的治理矩陣。一方面,通過《全球AI治理倡議》明確“智能向善、普惠共享”的核心理念,構成對現有西方主導規則體系的補充;另一方面,通過中非、中拉、中阿數字合作機制等推動南方國家深度參與議程協商。2024年7月,上海召開的世界人工智能大會 (WAIC) 正式發布《AI全球治理行動計劃》,在技術標準、能力建設、合作路徑等方面提出中國方案,進一步強化多邊議程引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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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新華社
第三,標準引導:推動可信AI理念融入國際標準實踐。圍繞“以人為本、風險可控、發展為要”的可信AI理念,中國發布《可信人工智能白皮書》,推動倫理、安全與發展三重底線共識。通過“一帶一路”項目試點標準應用,并參與ISO、IEEE等國際組織,中國積極推動算法透明性、語種多樣性與跨文化適配等議題進入全球議程,提升標準傳播力與影響力。
第四,多元協同:構建政府-企業-智庫聯動格局。中國形成了政府主導、企業參與、智庫支撐的治理聯動機制。政府通過跨部委協調推進AI治理外交,華為、阿里等企業參與國際規則制定,智庫與高校深度融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經社理事會等平臺,提供知識轉譯與政策建議。這一“集體走出去”模式,增強了中國理念在國際舞臺的傳播力與實踐落地能力。
當前,AI治理進入關鍵拐點,技術風險加劇與全球共識碎片化并存,使“善治”成為全球制度挑戰。中國提出以人為本、發展與安全并重、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并通過倡議文件、平臺建設與國際合作積極推動全球善治機制。展望未來,中國將以理念倡導者、機制建設者與責任踐行者的角色,助力全球AI治理走向公平、普惠、共贏的共識化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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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本文英文版發表在中國日報國際版,英文版標題為 "Empowering AI governance"
出品: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責編:宋平 欒瑞英
編輯:張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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