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教授公開喊話90、00后：這件事，要早做準備

景軍，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在過去15年間，他和團隊走訪了

全國的多家醫院、臨終關懷機構和養老院，

研究中國人如何養老和面對死亡；

他也嘗試

與更多人公開討論這個“禁忌的話題”——

給本科生上死亡社會學的課，

舉辦以“死亡”為主題的展覽，

把抽象的學術成果融入進藝術作品。

7月下旬，

一條在北京見到了景軍。

他與我們談到90后、00后

可能面臨的養老送終危機，

提醒年輕人應該提前為此作準備；

談到臨終關懷的多種模式與反向關懷，

個人的尊嚴死，以及多元生死觀。

在聊天接近尾聲時，他說：

“我們不知道到最后是什么樣子，

只能給我們自己和我們的社會

提出一個最低的要求，

就是提升中國人的死亡質量。

最起碼的，不要讓我那么疼。”

編輯：藍雨約

責編：魯雨涵

2019年，景軍在清華大學開了一場講座，

主題為“我們將如何老去”

67歲的景軍是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的教授，也曾在清華大學醫學院做過10年的公共健康研究中心主任。

從2010年開始，他與研究團隊開始關注“中國人如何養老”，并逐漸延伸到對國人臨終關懷模式、死亡質量等問題的研究。

2019年底，景軍在清華大學開了一場主題為“我們將如何老去”的講座，吸引了全國將近200多萬人線上觀看。他后來反思，這次講座之所以受到這么高關注，也許是因為它探討的不僅僅是我們會如何老去，還有“我們將如何離去”的問題。

過去5年里，景軍與團隊調研走訪了全國多家醫院、臨終關懷機構和養老院，從逝者家屬、朋友和醫務人員的口中收集了364份臨終敘事。他們想知道，中國人如何談死亡？

景軍曾給本科生上“死亡社會學”課程

作為本次展覽“將死亡帶回生活”的學術支持和參展人

他將課堂上學生分享的《我的五個愿望》生前預囑

也帶到了展覽現場

除了學術研究，近年來，景軍也越來越多地在公共場合談論“死亡”。

他曾給清華的本科生開了一門“死亡社會學”的課程，但覺得開展得并不順利。

他觀察，面對死亡這個話題，學習知識和好奇心都不是學生們選課最重要的動機，他們心里各有所求——有人失去了男朋友，想來這里療傷；有人想了解死亡具有什么意義，從而尋到人生價值。

他還記得有一位外校來旁聽的男生，20多歲，兩條胳膊上全是自殘留下的刀疤。他嘗試用自己那個年代的觀念與男生交流，告訴他這樣做對不起父母，結果男生回答說，“我的父母對不起我，他們不應該把我帶到這個世界”。

電影《人生果實》劇照

在這些時刻，景軍感到力不從心。“我熟悉的理性主義是沒有辦法的，一個老師的學術背景不足以幫助解決學生面臨的所有問題，我覺得我得給他介紹一個心理咨詢師……講死亡實際上是非常難的一件事情。”

大概半個月前，一條在北京MACA藝術中心“將死亡帶回生活”的展覽現場和清華大學見到了景軍。他來時戴著墨鏡，頭發灰白，剛坐下便點了一杯三分糖的凍檸茶。他會在半夜看美劇《絕命毒師》，平日愛騎著電動車到處走，說話語調頓挫、聲音洪亮。

最近他時常在這兩地往返。在展覽的學術支持的身份之外，他回顧自己的研究，與藝術家周雯靜、岳明月，學生宋敏等合作完成了數件不同主題的藝術作品。

“把死亡變成公共教育的一部分是有風險的，因為很多人不愿意聽你說的。”但讓他高興的是，在過去的數個周末，每周都有幾千人來。

以下是他的講述。

在疫情期間，我母親去世了。

得病了之后，我們一開始要求她去醫院，她不去。她自己也是醫生，是內科大夫，她說我太了解他們了，像我們這種80多歲快90的，醫生不會給我們看病，就是糊弄糊弄我們，說所有的問題都是因為我們歲數大了。

當她在家的時候，就有一個問題，叫不可承受的照顧負擔。

我們家可以說照顧條件非常好，姊妹兄弟三個，加上各自的配偶和孩子，再加上護工，有7個人可以照顧我媽。但是她1個人把我們7個人的生活全部打亂，因為我們不會幫她清洗身體。

每一次幫她清洗身體都需要一個多小時，然后過一個多小時就又亂了。她的房間是臭的，大家全都病了。以至于護工后來說，景老師你必須把你媽送到一個醫療機構里去，否則我是干不了了。

周雯靜、景軍，《給自己開藥方》

反思在農村和老人群體中更多見的

抗生素和過期藥物濫用等問題

我們這次經歷可能是未來25年之后根本看不到的一種經歷了。90后、2000年以后出生的小孩，可能連兄弟姐妹都沒有，是低生育率的一代，你沒有精力，也沒有經驗去照顧你們的父母。

老年照顧也好，養老也好，還有臨終關懷也好，應該是一種社會性的服務。

但是我們現在很少有人關心這個問題，90后的孩子他們的父母還很健康，意識不到這個問題的緊迫性。

2001年，我們國家65歲以上人口達到7%。而到了2021年，65歲以上的占到了14%（根據聯合國標準，此為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的標志），翻了一倍。

很多歐洲國家，至少用了六七十年才完成了老年人口的翻番，那就意味著很多國家在面對老齡社會的時候，有充足的時間去做準備，我們只有21年，沒有時間做準備。

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養老送終的危機，但是如果不去做努力的話，在90后這一代就必定發生。

我希望90后的年輕人能更超前一些，能夠更及時地意識到你們這代人將來可能面臨的一個巨大的危機。應該大聲疾呼，社會建立更好的養老和送終機構。

鎮江大圣寺，老人飯后自行洗碗

養老不可能是單獨的養老，它必須還有送終。

最傳統的臨終關懷是家庭臨終關懷。第二個比較新潮的，就是在醫院里頭做安寧療護。

很多人認為在醫院死就是安寧療護。其實不是那樣子，死在ICU里頭，死在最后的搶救臺上，那不叫安寧療護。

安寧療護

安寧療護就是最后不做任何的醫療干預，只做止痛和舒適。在中國能夠得到安寧療護的人每年是多少呢？不到30萬人。大多數人死得非常痛苦。

每年300多萬癌癥患者去世，他的問題是劇痛，他回家之后不能帶任何注射的麻醉劑，因為麻醉劑的注射必須在醫院完成。尤其是在農村，很多人打著滾死的，死于劇痛。

一個老師告訴我們，有一天他接到緊急電話，得知爺爺失蹤了，回到家里才問清楚，爺爺半夜夢見自己的弟弟召喚他走，說這么疼了，你跟我走，我們不要留在這個世界了。

爺爺走到山上跳下去，被一棵松樹攔著，從樹上爬下來，然后回到家。

寒山寺養老院房間

除了醫院的臨終關懷模式（安寧療護），在汕頭有醫學社工模式，上海現在是街道和家庭的臨終關懷模式，還有醫生周末尋訪模式，農村的赤腳醫生模式；其實還有佛教的助念團模式，這個歷史是非常悠久的。

我這幾年一直在做臨終關懷研究，我覺得我們不應該把所有的精力、把所有的錢放在一個領域，好像只有一個安寧療護值得推廣，而應該是多元的，應該撒錢。

我們應該考慮一下農村的赤腳醫生是不是應該輪訓做臨終關懷的培訓，赤腳醫生是不是也應該被信任，可以獲得注射性的高效的止疼劑，他們現在是不允許的。

中國人是非常有想象力的，我們有非常豐富的經驗和模式可以使用，醫療機構只不過是中國人關于怎么處理死亡的一小部分而已。

宋敏、景軍，《反向關懷》

收集整理了來自各個家庭的臨終者反向關懷的故事

探究這個事情的時候，這里有很多非常感人的故事。

中國人走的時候關心別人的故事太多了，這叫反向關懷。最典型的是拒絕繼續治療，把錢省下來給家里人。

還有其他并不是一個物質上的。張伯伯是一個農民，他不會對自己的4個女兒說我愛你。最后一天他坐在家里沙發上，給這些女兒剝花生，剝了一桶花生放在這兒，一仰頭走了。

還有疫情期間住在清華大學一家醫院的李奶奶。每當護士走到她的房間的時候，她都抓住護士的手，已經不能說話了，指指自己，然后指了指外頭，那意思是說我很好，你去照顧其他的病人。

還有一個故事是四川的一個大夫跟我們講的，有一個12歲的女孩得了血液病，臨走的時候說我要捐獻器官。她說我就懂一個道理，大家對我太好了，我只能這樣回報大家。

關心自己的家人，關心病友和醫者，關心社會，我們很多中國人都能做到的。

從社會學的角度說，死亡跟社會變遷和社會價值觀有特別的關系。

100年前的死亡大多數是死在家中。今天的死亡在上海，70%是死在醫院，像北京、杭州這樣的城市，至少一半死在醫院，全國跟上海是一個倒數。

這種情況我們就要反問，我們怎么變成這個樣子了？為什么越來越多的人死在醫院了？

一個簡單的答案，就是說現在醫院普及了，其實也不完全是這么回事。現在越來越多的希望來自現代醫學，現代醫學給我們更多的承諾。它可以把你放在ICU里頭，讓你多活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在北京郊區外頭有一個植物人醫院，可以讓你活5年7年10年。

現代醫學給我們帶來了希望，但是這種希望又帶有更多的不確定性。

在面臨生死的時候，我們是尊重臨終者的個人意愿，還是尊重超過個人意愿的其他意愿，比如兒女的意愿？

中國每一年去世1000多萬人，正常死亡的人有70%左右選擇把最終的決定權交給別人。

大多數中國家庭不會把所有的尊重放在個人上，多數情況之下是代替父母做決定。而在這些案例中，哪怕醫生告訴我們無力回天，我們選擇的全都是全力的搶救，最后給我們的父母造成了不必要的傷害。

涼云、景軍，《要不要告訴TA？》

反思家庭主義醫事抉擇、臨終者尊嚴等議題

我們中國人有一個強烈的孝道，就是我們覺得我們要竭盡所能地對父母好。但是這孝道里頭也是有悖論的。

到底是誰的生命？一個人的生命難道屬于他者嗎？我們的現實就是，對了，你的生命不屬于你個人，你的生命屬于你父母、屬于你的孩子、屬于你的配偶。

我曾經在一定的場合下批評過把生前遺囑當成一個預立醫療計劃的文件的這種做法。很多人認為簽署了一個文件，醫生就應該按照這個文件執行，尊重個人的這些意見。我覺得這完全是一個西方的做法，即便在西方，實際上也很難實現。

對我個人而言，我對自己的死亡選擇，如果你不尊重我，我是不可以接受的。

但是我也可以理解為什么我們個人尊嚴死的愿望是不能實現的，因為我們經常不是獨立的存在。

景軍與學生交流

有的人說景老師，你都這么大歲數，還研究什么死亡。甚至我們很多學術雜志你寫死亡的，它都不采用稿子，就忌諱到了一種完全不可思議的地步。

在清華開死亡社會學課的時候，有一個學生寫的感言特別有意思。他說“我們家母親是一個內科大夫，但是即便每一次我提到死亡的時候，我的媽媽都連續會說，呸呸呸，不許再說”。

我們只談生的意義，不談死的意義，只談生的事實，不談死的事實，我們不斷回避。

過去我小時候，每當家里有人死亡之后，你會在他身體上看見一個標志，一個黑箍，像一個袖子，上頭寫一個“孝”字。我在清華20年沒有見過，現在人連這個都不戴了。

我不敢戴，我怕得罪你，我們越來越把這件事情藏起來了。所以法國歷史學家阿里耶斯說，現在的死亡反而進入了一個“野蠻的死亡”，它不體面。

岳明月、景軍，《以身轉生》

將轉經輪與長明燈的形態合二為一

我們不是第一次面臨死亡，我們的文化一代又一代的人面臨過死亡。在唯物主義的觀點里頭，死亡就是一把灰，但是各種傳統社會里頭有各種各樣的意向對它解釋。可以重于泰山，可以輕于鴻毛。

早年我曾經在甘肅做過田野，我知道甘肅的轉經輪，也知道漢族有長明燈。我和岳明月就做了一個作品。看到這個作品的時候，它既像一個轉經輪，又像一個長明燈，把手伸進去之后，它的圖像是我們中華56個民族的生命象征。

我覺得我們要回歸傳統，它可以讓我們中國人關于死亡的意象多元具象化。我們需要豐富起來，不能夠用單一的價值觀去解釋死亡。

在北京的一間安寧療護房間里

老人為志愿者的歌聲鼓掌

別人說你講半天死亡社會學了，你自己有沒有準備？

今天是陽光燦爛的日子，我作為一個沒有直接面臨死亡的一個狀態，我就在想我也應該做到反向關懷，應該提前做出決定，應該把什么東西捐出來。

但是我一定要說，那是因為還沒有直面它。當告訴你只有三個月就沒有的情況之下，可能反應完全不是今天這個樣子。我不敢吹牛。

我們不知道到最后是什么樣子，只能給我們自己和我們的社會提出一個最低的要求，就是提升中國人的死亡質量。

最起碼的，不要讓我那么疼。

部分圖源：MACA藝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