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戰爭期間，美國向日本提供武器與石油曾一度超過對中國的供應

中日戰爭期間，美國向日本提供的武器與石油，曾一度超過對中國的供應。

日本侵華戰爭相關史料譯文（1937-1939 年）

（本文檔為俄羅斯史料翻譯，旨在為研究提供參考，文中所述觀點不代表譯者立場，部分歷史表述需結合多源史料交叉驗證）

一、日本侵華戰略計劃：妄圖 “兩至三個月征服中國”

東京方面認為，中國無法對日本形成有效抵抗，極易淪為日本的囊中之物。因此，在其征服中國的計劃中，僅劃撥了日本帝國陸軍的部分兵力。1936-1937 年間，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制定的對華作戰 “鶴”（Хэй）計劃明確：擬以 5 個步兵師團（視戰場形勢可縮減至 3 個）占領中國北方；以 5 個師團進攻中國中部，1 個師團進攻中國南方。通過進攻作戰，日軍計劃將中國的天津、北京、上海、杭州、福州、廈門、汕頭等城市作為戰略據點加以奪取，并認為控制這些城市及周邊區域后，即可實現對全中國領土的掌控，且計劃在 “兩至三個月內” 完成對中國的全面占領。

由于此次日本計劃侵占的中國中、南部地區，集中了美國與英國的核心利益，日本需制定更為靈活的政策，以確保美英兩國不介入戰爭。后續事態發展表明，日本的這一判斷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印證。1937 年 7 月 14 日，美國駐日大使約瑟夫?格魯（Джозеф Грю）向美國國務院發電報稱：“日本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標之一，是消除西方列強作為遠東政治影響因素的作用，尤其是在中日關系中的影響。” 盡管如此，美國政府仍認為，最終能夠與日本達成妥協。格魯還向華盛頓傳遞信息：日本會認可 “綏靖政策”，因為他們 “沒有忘記我們在滿洲事變（即‘九一八事變’）期間采取的應對方式”。

英國方面，日本開啟侵華新階段的消息引發了英國政府的擔憂。1937 年 9 月，英國派遣以 “堅定奉行綏靖政策” 聞名的羅伯特?克雷吉（Роберт Крейги）出任駐日大使。他向英國政府提出的核心建議是：西方列強若對日本采取強硬行動，只會加劇日本軍方在本國政壇的影響力，進而增強日本的好戰傾向。后來在 1939 年夏季，這位英國外交官與日本簽署了所謂的 “有田 - 克雷吉協定”，該協定在歷史上被稱為 “遠東慕尼黑協定”。

日本陸軍迅速向中國北方腹地推進。1937 年 8 月，日軍在中國中部開辟新戰線，并于 8 月 13 日在空軍與海軍的支援下，向上海發起進攻，對當時的中國首都南京構成直接威脅。而美國對日軍入侵中國中部的回應，僅是向上海派遣了一支人數為 1200 人的海軍陸戰隊。

二、西方列強的綏靖政策與美國的 “中立貿易” 實質

對侵略者的縱容，使中國陷入了隨時可能喪失國家主權的極度危險境地。在與美英駐華外交官的多次會晤中，國民黨政府首腦蔣介石反復勸說他們：阻止日本侵略的唯一途徑，是美國、英國及其他國家采取聯合行動。與此同時，蔣介石一方面指出美英在華利益將面臨嚴重威脅，另一方面呼吁西方列強履行 1922 年《華盛頓條約》中承諾的 “維護中國獨立與領土完整” 的道德義務。

1937 年 8 月初，中國外交部長王寵惠（Ван Чунхой）曾這樣概括西方列強對日本侵略的態度：

1. 美國：完全不介入，拒絕采取任何集體行動；
2. 英國：試圖阻止日本進一步對華侵略，已在東京向日本政府提出 “友好” 照會，至少已告知日本，雙方之間的所有談判將暫停；
3. 法國：對中國態度最為友好，但未獲得美國支持，不敢采取任何獨立行動。

日本領導人在策劃侵華戰爭時，極為忌憚 1935 年美國國會通過的《中立法案》—— 該法案對向交戰國出口軍用物資作出了限制。1937 年 4 月 29 日（日軍大規模入侵中國北方前夕），該法案經修訂后擴大了適用范圍，美國總統獲得了禁止向交戰國出口武器彈藥的權力。但當時的法律并未禁止向交戰國出口戰略原材料。

從美國進口戰略原材料與物資，對日本而言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1937 年，美國在日本進口總額中的占比達三分之一。正如日本歷史學家所言：“美國當時的地位，足以決定日本經濟的命運。”

為規避美國《中立法案》的限制，日本政府刻意不向中國宣戰，頑固地將其侵略行為包裝成 “事變”。1937 年 8 月 15 日，日本政府在官方聲明中稱，日軍在中國北方的軍事行動 “僅是對中國軍隊暴行的懲罰，目的是迫使南京政府承認自身過錯”。

與此同時，美國壟斷資本堅決反對本國政府將中國定性為 “戰爭狀態”，也反對將《中立法案》適用于日本。日本侵華戰爭為美國大資本家帶來了巨額利潤：1937 年，美國對日本出口額較此前增長了 2-3 倍。其中，與 1936 年相比，1937 年美國對日本的總出口額增長 41%，而軍用物資出口額的增幅高達 124%，軍用物資占美國對日本出口總額的 58.5%。具體來看，1937 年美國對日本出口的以下物資較 “和平時期” 的 1936 年大幅增長：廢鋼鐵（2.7 倍）、飛機及零部件（2.5 倍）、金屬加工機床（3.5 倍）、原油（2.5 倍）、汽油（1.5 倍）、銅（2.4 倍）、鉛（1.1 倍）、生鐵與鋼材（16.3 倍）。

美國參議員施韋倫巴赫（Швеленбах）的表態，揭露了美國在中日戰爭中適用《中立法案》的真實意圖。他表示：“毋庸置疑，我們正積極參與日本在中國發動的戰爭。如此看來，日本人的行為或許比我們更坦誠 —— 他們至少會派遣國民冒著生命危險參戰，而我們在這場戰爭中無需付出生命代價，只需輸送他們所需的軍用物資，便能從中牟利。”

三、日本侵華暴行與中國的抗戰困境

美國等西方列強的縱容政策，給中國帶來了慘痛后果。1937 年 11 月 12 日，日軍以 15 萬人的突擊集團攻占上海；一個月后，日軍攻入中國首都南京，制造了慘絕人寰的 “南京大屠殺”。據中國方面統計，約 30 萬手無寸鐵的平民在這場屠殺中遇害。

四、蘇聯對中國的援助：唯一的實質性支持力量

在當時的主要大國中，唯有蘇聯向中國提供了實質性支持 ——1937 年 8 月 21 日，中蘇兩國簽署《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該條約不僅包含雙方互不侵略的承諾，本質上更是一份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互助協議。1937 年 7 月 23 日，王寵惠曾向蘇聯駐華大使德米特里?鮑格莫洛夫（Дмитрий Богомолов）痛心地表示：“我們過去對英國和美國寄予了過多希望，如今我將采取一切措施改善中蘇關系。”

蘇聯在國際聯盟中所持的立場，彰顯了其阻止日本侵略、推動世界主要國家聯合抗敵的決心。1937 年 9 月 21 日，蘇聯代表在國際聯盟的發言中指出：“在亞洲大陸，一個國家未宣戰、無任何正當理由便對另一個國家（中國）發動進攻，派遣百萬大軍蹂躪其領土、封鎖其海岸、癱瘓全球最大商業中心之一的貿易活動。而我們目前所見的，恐怕還只是這場侵略的開端，其后續發展與結局尚無法預料……”

無論是在國際聯盟，還是在 1937 年 11 月 3 日于布魯塞爾召開的專門國際會議上，蘇聯代表都呼吁采取具體措施制止日本侵略，并提議依據《國際聯盟盟約》第十六條，對日本實施包括軍事手段在內的集體制裁。然而，西方列強代表竭力阻撓這一提議的通過；蘇聯支持的 “中國提出的對日實施經濟制裁” 提案，同樣遭到否決。布魯塞爾會議上起決定性作用的是美國立場 —— 美國國務卿科德爾?赫爾（Кордэлл Хэлл）明確表示：“向日本施壓的方法問題，不屬于本次會議的議題。”

1937 年底，中國政府陷入極度困境，徹底放棄了對西方列強援助的期待，并向蘇聯方面通報了這一情況。12 月 13 日，中國外交部長王寵惠對蘇聯駐華臨時代辦表示：“中國政府掌握確切情報，7 月的盧溝橋事變是日本預先策劃的，目的是應對中國拒絕其無理要求的情況。經過六個月戰爭，中國如今已走到十字路口。中國政府必須決定下一步行動 —— 若無外部援助，中國無法繼續抵抗。中國政府有堅決抵抗的決心，但所有資源已消耗殆盡，中國的抵抗還能持續多久，這一問題很快就會擺在政府面前。” 在請求蘇聯援助時，王寵惠還指出：若中國戰敗，日本將把中國變為進攻蘇聯的跳板，并動用中國的全部資源發動對蘇戰爭。12 月 29 日，蔣介石向蘇聯政府正式提出請求，希望蘇聯派遣軍事專家、提供武器裝備、汽車運輸工具、火炮及其他技術物資。

盡管滿足這一請求可能導致蘇日關系惡化，蘇聯政府仍決定向中國人民提供直接援助。1938 年上半年，蘇聯向中國提供了 1 億美元的優惠貸款；向中國派遣了 477 架飛機、82 輛坦克、725 門火炮、3825 挺機槍、700 輛汽車，以及大量彈藥。1937 年 10 月至 1939 年 10 月期間，蘇聯共向中國提供 985 架飛機、1300 余門火炮、1.4 萬余挺機槍，以及各類彈藥、裝備和物資。

1938-1939 年，蘇聯向中國提供的貸款總額達 2.5 億美元。相比之下，同一時期美國僅向中國提供了 2500 萬美元貸款。在中日戰爭初期最艱難的階段，美英對中國的援助幾乎只是象征性的 ——1937 年 7 月至 1938 年 1 月，中國僅從美國獲得 11 架飛機和 450 噸火藥。

與此同時，美國對日本的軍用物資出口持續增加，為日本繼續擴大侵略提供了物質條件。據中國方面數據，在中日戰爭頭三年，日軍消耗的 4000 萬噸汽油中，70% 來自美國。當時的美國駐華貿易專員曾記錄：“若有人跟隨日軍在中國行軍，親眼看到他們裝備了多少美國物資，便會誤以為自己在跟隨美軍行進。” 據中國方面統計，每 100 名中國平民中，就有 54 人死于美國供應給日本的武器之下。

五、蘇日矛盾激化：哈桑湖與諾門罕事件的背景

蘇聯對中國的大規模援助，切實阻礙了日本侵略計劃的實施。因此，迫使蘇聯停止援華，成為日本外交與軍事戰略的核心任務之一。日本政府有充分理由認為：“中國事變（日本對侵華戰爭的稱謂）遲遲無法解決，根源在于蘇聯向中國提供了援助。”

為孤立蘇聯、切斷其對中國的援助，日本軍方正蓄意加劇蘇日關系緊張。1938 年，日軍在蘇滿（蘇聯與偽 “滿洲國”）邊境的挑釁行為急劇增加：1937 年日軍侵犯蘇聯邊境的事件為 69 起，1938 年增至 124 起，幾乎翻倍。1938 年 6 月 25 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副委員鮑里斯?斯托莫尼亞科夫（Борис Стомоняков）在向蘇聯駐日大使通報局勢嚴重性時寫道：“日本軍方在滿洲推行的邊境挑釁政策，正持續且愈發肆無忌憚地實施。”

1938 年春，日軍繼續在中國中部推進攻勢，同時毫不掩飾其戰略意圖 —— 不僅要將美國及其他西方列強逐出中國，更要徹底逐出亞洲。這一態勢迫使美國采取相對強硬的立場。1938 年 3 月 17 日，美國國務卿赫爾發表題為《我們的外交政策》的重要演講，宣稱美國 “不打算放棄在華的權利與利益”。

出于對美日關系惡化的擔憂，日本政府決定采取措施，向西方列強展示其 “軍事力量將針對蘇聯” 的姿態。1938 年夏，日本軍政當局試圖將遠東濱海邊疆區哈桑湖（озеро Хасан）地區的一起邊境沖突擴大為大規模武裝沖突。不過，日本的目標不僅是向西方列強示好，正如日本《太平洋戰爭史》所記載：“1938 年起，蘇日關系持續惡化，原因是從此時起，蘇聯對中國的援助在質量上顯著增強…… 這激怒了日本…… 日本陸軍參謀本部開始醞釀‘試探蘇聯軍事實力’的計劃，核心是摸清蘇聯對日本開戰的準備程度…… 最終決定調動直屬天皇的朝鮮軍第 19 師團進攻蘇軍，以達成這一目的。”

綜上，哈桑湖事件的核心目標之一，是通過展示日本陸軍實力 “震懾” 蘇聯政府，迫使蘇聯改變對華政策、停止援華，避免蘇聯直接卷入中日戰爭。

在哈桑湖的軍事挑釁失敗后，日本軍政當局仍在尋找通過 “大規模戰爭威脅” 迫使蘇聯停止援華的途徑。1939 年夏，日軍進攻蘇聯的盟國蒙古人民共和國，在哈拉哈河（река Халхин-Гол，即諾門罕地區）發動戰事，但其侵略行徑再次被蘇聯紅軍堅決粉碎。

不過，日本的挑釁仍部分達到了目的：向西方列強證明了其 “與蘇聯對抗” 的意圖，同時確認蘇聯政府希望避免直接卷入中日戰爭。但日本未能實現核心目標 —— 蘇聯對中國人民抗擊侵略者的支持，始終在持續……

史料使用說明

1. 本文檔中涉及的 “滿洲”“中國事變” 等表述，均為當時日本對中國東北及侵華戰爭的不當稱謂，翻譯時予以保留僅為還原史料原貌，不代表認可相關歷史觀；
2. 文中部分數據（如美國對日軍火出口比例、中國平民傷亡統計等）需結合中國近現代史料、國際檔案等多源資料交叉驗證，建議在研究中參考《中國抗日戰爭史》《美國對外關系文件（1937-1939）》等權威文獻；
3. 關于蘇聯援華的具體細節，可進一步查閱《中蘇外交文件集（1937-1941）》及蘇聯解密的軍事援助檔案，以獲取更全面的歷史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