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恩涌先生與中國旅游（地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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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指導北大旅游地理人才培養與旅游研究發展

1995年1月，中國首屆生態旅游學術研討會在云南西雙版納召開。當時我以華東師范大學旅游系副教授、在職博士研究生身份與會。會上遇到了時任北大城環系自然地理教研室主任的盧培元教授，我向他表達了想到北大進行博士后研究的意思。盧教授當時正在創辦北大旅游開發與管理專業，并且把課程設置帶到西雙版納會上與大家交流。他對我的想法十分支持，回北京后很快與陳傳康先生溝通，促成了我到北大地理學博士后流動站研究計劃的實現。

1997年1月我進站后不久，就在陳傳康先生和王恩涌先生的支持下，創建北京大學旅游規劃研究中心，后因不斷擴大研究領域，將其更名為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系）旅游研究與規劃中心。盧教授也一直對我的狀況表示關心，多次鼓勵我在北大的學術發展。我進站時盧教授創辦的旅游開發與管理本科專業雖然后來種種原因而停辦，但是他和陳傳康教授創辦的這個旅游專業方向，不管是自然地理學專業，還是人文地理學專業，一直是北大地理學領域最受研究生報考者追捧的方向之一，當年不少本科年級第一、第二名學生免試直升研究生都會首選旅游地理與旅游規劃研究方向。盧教授退休后患有眼疾，可是我一直認為他是北大城環系最具有戰略眼光的學者之一。不幸的是，尊敬的盧培元教授也在今年的1月9日在北京積水潭醫院回龍觀院區不幸去世，享年91歲。北大旅游研究與人才培養，盧培元老師、王恩涌先生和陳傳康先生一樣，都是第一代開創者，值得我們尊敬與感激。

1997年陳傳康先生不幸去世后，自然地理專業的旅游開發與管理方向面臨暫時困難。這時候，雖已退休但一直受聘繼續擔任教學工作的王恩涌教授義無反顧地站出來承擔了善后和繼續推進工作。作為我的博士后合作導師，以及另外三名博士研究生（崔鳳軍、劉家明、楊新軍）的聯合指導教師，王先生可以說是在陳傳康先生去世之后北大旅研的中流砥柱。2007年，北大旅研成立十周年之際，我們組織出版了一本《旅游發展與公共管理》的論文集（中國旅游出版社，2008）。在那本書的前言里就強調北大旅研在創始人的推動下聚焦于旅游公共管理的研究和人才培養。在該書后記（北大旅研的故事）中，分析了北大這一類綜合性大學對于旅游研究來說不一定會有成建制的學科設置，但會容許旅游研究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很不容易的事情，這種存在得益于王恩涌先生等幾位知名教授的支持與幫助。有了他們的重大支持，才使得北大旅游教育得以連續發展。北大旅游研究與高等教育的今天，如果說有所成就的話，王恩涌教授的貢獻誠不可抹也。

陳先生去世后系里安排我接任陳先生的旅游規劃教學任務，辦公室也搬到了原來陳傳康先生的工位，與王恩涌先生有了十多年的對面而坐的亦師亦友的深交。我們不僅在逸夫二樓三層3363房間靠近電梯的那間辦公室“促膝”而坐，而且一起參與了北京海淀區山后區域旅游規劃、北京市旅游發展總體規劃、黑龍江伊春市旅游規劃、湖北大別山生態旅游規劃、長江三峽旅游發展規劃、吉林省旅游發展總體規劃等一系列旅游規劃研究。

王先生對我們幾個學生的出站報告和學位論文都十分上心。劉家明（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回憶：王先生融通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對地方發展號脈準，找問題和開藥方總能獨辟蹊徑，提出的方案總能讓人眼睛一亮。現任西北大學教授的楊新軍回憶：王先生在研究和分析地方旅游發展時，非常注重實地調查和對當地傳統文化的挖掘與活化。在運城鸛雀樓景區旅游發展策劃和運城市旅游發展總體規劃實地調研中，每到一個縣域或者景區，王先生總是能夠敏銳的覺察到該地方或者景區的文化資源基礎和旅游發展潛力。

曾在北大陳傳康先生門下攻讀碩士學位的吳承照（現任同濟大學教授）回憶，1989年8月吳承照碩士論文《區域旅游開發理論與實踐—以皖南為例》答辯，王先生是答辯主席，在答辯會上王先生肯定了他對新安文化體系的梳理，同時提出今天旅游界最核心的熱點話題——文旅融合，王先生說新安文化歷史上如此輝煌，是中國農業文明的杰出典范，保護與發展應該統籌，新安文化保護與旅游發展是一個大問題，黃山風景與新安文化需要交相輝映，直接關系到徽州與大黃山市發展。從這一點來看，王恩涌先生就是提出文旅融合思想的首倡者也不為過。

曾在北大城環學院就讀碩士研究生的吳建峰（現任復旦大學教授）2001年夏季參加了北京大學城市規劃設計中心組織的《安徽省旅游旅游總體規劃》編制的工作，考察途中王先生給課題組和安徽省發改委的幾位陪同領導上了一堂如何保護自然資源的課程，那次王先生對人地關系的討論，不僅貫穿在后來的安徽規劃中，至今仍影響著吳建峰對城市和區域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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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籌謀劃旅游地理研究格局，悉心關懷旅游研究人才成長

王恩涌教授的博士研究生趙榮（畢業后曾任陜西省文物局局長）撰文提及，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在趙榮畢業分配至西北大學任教時，特地將其招至居所，分析其今后教學科研方向，王先生跟趙榮談到，他有一個未來中國旅游地理研究的設想，希望廣東的保繼剛（中山大學）從自然地理角度深化旅游資源與規劃研究，上海的吳必虎（時在華東師大）從旅游空間過程開拓旅游地理學的重要地位，希望趙榮（時在西北大學）利用西安古都的區位優勢，從歷史文化資源角度開展旅游研究。他認為，只要我們努力，中國的旅游研究一定會有地理學人的重要地位，旅游地理學甚至是引領旅游事業發展的支撐學科。從中國旅游地理三十年來的發展成果，足以證明王恩涌先生的高瞻遠矚。

王恩涌先生對中國旅游旅游地理學的發展的貢獻還表現在對年輕一代學者進入旅游地理和旅游規劃研究的深刻影響。據華南理工大學教授戴光全博士回憶，2004年6月，戴光全的博士論文答辯通過后，王先生還專門跟他通了一個電話，原來他的博士論文王先生是外審專家之一，除了書面給予專業和到位的指導，王先生在電話里跟他探討了昆明世博會的影響，由于我們的國情和發展階段跟國外不同，因此二者舉辦的重大事件其影響應該有很多區別，這是值得進一步注意的問題。當時論文確實沒有注意到這個，只是把國外的有關理論拿過來，再用到昆明世博會的研究之中。這件事給了戴光全很深的感受和很大啟發。這個電話不僅顯示先生具有深厚的學養和研究功力，而且還表達出對后學細致而深深的關愛，第三是作為一個學者“守規矩”的嚴謹做事態度（在答辯后、修改提交正式稿之前在書面匿名提出評審意見之后再次跟答辯人通電話深入指導）。

以地理學家的專業訓練指導區域旅游發展規劃研究，現任北京大學教授的汪芳博士（本科建筑學出身）提到，三峽規劃考察時，王先生帶著大家讀地圖，教課題組怎么把一張平面的地圖看出山形水系的立體空間，怎么從地圖上看出一個城鎮的發展脈絡和生長邏輯。考察途中還給年輕人出題，翻開手里的地圖冊，隨意指著一張城市地圖便問“能看出來哪里是老城區嗎？”，還繪聲繪色地給大家解釋“張飛廟為什么設在那個湍急轉彎的地方？”。對于野外考察的杰出能力這一點在經濟學出身的周尚意（現任北京師范大學教授）看來，王先生留給她深刻印象的同樣也充滿傳奇色彩。周尚意教授回憶道：“記得大約在2003年，我和王先生等一起會議后的考察。他得知我也喜歡跑野外，就跟我做了一個觀察游戲：判斷汽車經過聚落的行政等級。游戲后，我跟隨車的當地人印證，王先生的判斷都是對的。王先生說：野外感覺很重要。這句話對我觸動很深，后來我就開始留意訓練自己的野外觀察能力。” 學以致用，融會貫通，處處是生動的課堂，這就是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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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個地理學家的學術魅力影響中國旅游事業發展

作為1949年新中國成立那一年考取清華然后于1952年隨地理系整建制搬家到北大的地質地理系的學生，也就是新中國甫成立培養出來的第一代地理學家，王恩涌先生以其獨特的地理學視角，產生的學術影響不僅涉及旅游地理和旅游行業發展，同時也延伸至其他學科，如經濟學。王恩涌先生與厲以寧教授在南京讀中學時是校友，并與厲以寧先生領導的光華管理學院合作，關注我國的環境生態問題。他曾對厲以寧教授講經濟學是看不見的手，而地理學就是看不見的腳。這一地理學思想相當大程度上影響了改革開放后初期北大經濟學和管理學的研究。

以地理學家的廣博深邃影響到中國旅游發展的一個具體案例就是曾任國家旅游局多個司局的司長魏小安先生與王先生的君子之交和深厚情誼。魏小安在其專門撰寫追懷王恩涌先生的文章中說，拜讀了王先生的一系列文章之后“大吃一驚”，王先生的文章提供了一個新的解釋角度，即人文地理學的角度；運用了一套分析手段，綜合分析的手段，從中讓人感受到了一種“思想的穿透力”，受到王先生文章的觸動，小安還特地花了不少心血幫王先生的文章整理成冊，他認為編的這本書中的許多觀點和方法都是很有意思的，也都是很有意義的，值得旅游行業的人士研讀，舉一反三，必有所悟，必有所獲。后來這本書終于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即《王恩涌文化地理隨筆》）。

王恩涌先生由早年的植物地理、環境科學等自然地理研究，轉而深入文化地理、政治地理研究，可以稱為是現代世界少有的具有綜合地理學思想和能力的杰出學者。“將地理環境、社會發展、經濟增長、文化遺產、歷史進程融為一爐，是王先生一以貫之的學術思想，也是他特有的學術能力。這極大地啟示了我們的旅游規劃工作”，這是蔡運龍教授在其回憶中特地提及的。區域旅游發展如何植根于當地的歷史文化，將文化和旅游融為一體編制發展規劃，王恩涌先生很早之前就已提出這樣的研究路徑，可以稱為是中國文旅融合最早的提倡者之一。

長期從事考古、大遺址和文物保護研究及管理工作的趙榮博士回憶，在王恩涌老師的悉心指導下，他將旅游活動引入文物保護規劃，創新文物保護與旅游活動、區域發展的關系，主持完成了秦始皇帝陵、周原、安陽殷墟、漢長安城、唐昭陵等保護利用規劃。后來主持陜西省文物局工作，推動西安城墻景區活化、大遺址國家公園建設、策劃唐華清宮《長恨歌》演出……二十多年來，這些工作無不凝結著王先生深刻的文旅融合學術思想教育和不斷的鼓勵、提點與指導。

王恩涌先生文旅融合、將歷史記載轉化為現代旅游吸引物的能力最具體的案例就是內蒙古鄂爾多斯成吉思汗陵文化旅游景區規劃的神來之筆。成吉思汗陵原來的面積較小，僅限于祭祀大殿周邊。當時我是成陵文旅項目的組長，提出要把范圍擴大，做成一個旅游區，用寬闊威嚴的陵道連接大殿和新區。王先生應邀擔任顧問，深度參與規劃設計，他從我倆共用的辦公室書架上抽出一本很多年前出版的美國《National Geographic》，里面有幾幅插圖，隱約記得是古代中亞色目人繪制的蒙古征服繪畫，其中一幅鐵馬金帳的畫面，以及成吉思汗家族征服的歐亞大陸版圖。王先生建議建設鐵馬金帳群雕、歐亞地圖廣場等創意。這些創意得到了當地政府的一致同意。景區建成后獲得內蒙古第一個5A級旅游景區，并受到多位國家領導人參觀訪問和認可。

圖：建成后的鐵馬金帳景觀?

1999年我們承擔了遼寧五女山景區規劃的任務，王先生再次作為顧問參加了規劃研究，在考察五女山的過程中，王先生對山頂地形、遺址布局、城墻構造等進行了詳細的研究，當即指出，五女山山城是一座衛城，它和雅典衛城一樣，具備了衛城的六個要素：城墻、神廟、宮殿、糧倉、兵營、水源，并提出了“東方第一衛城”的文化定位。這一定位后被桓仁縣文化、旅游部門采納，成為五女山旅游開發中一張閃亮的名片，隨著2004年五女山山城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先生為五女山打造的這張名片更加光彩奪目。五女山研究再一次顯示了王先生文旅融合的深刻意義。

王恩涌先生學術一生，大學畢業之后的前三十年主要貢獻給了行政事務并伴隨著無法回避的政治運動，后四十年則投身于遲到的學術生涯。由早期的自然地理訓練轉向人文地理開創，尤其在文化地理和政治地理方面獨辟蹊徑，影響超出地理學之外。王先生的學術魅力和研究成果，正式見之于所謂核心期刊的并不多，而更多地表現在其“思想的穿透力”以及在此穿透力支撐下的學術專著和教材編寫。他的另一個不可磨滅的貢獻就是科研組織和學科領導力。他的思想穿透力和學科領導力，體現在旅游研究方面，不僅為北大的旅游研究和旅游規劃研究提供了重要保障，而且也以一個偉大地理學家的深刻見解和靈活運用，積極影響了中國旅游學術和旅游產業的發展。

（吳必虎，2023年2月6日夜，帝都北郊游歷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