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字節跳動的通報，看專家訪談模式的困境

今年9月4日，字節跳動企業紀律與職業道德委員會發布通報，披露今年二季度員工違規情況。在“違反信息安全制度”的案例通報中，提及有10名違規參與外部付費訪談的員工受到處罰。通報明確指出：外部咨詢公司會以“專家訪談”、“行業研究”等名義，發起有償訪談邀約，“為保護公司信息及數據安全，守護自己的職業生涯，請拒絕此類邀約。”

熟悉我的人大概知道，我基本上是反對專家訪談的——信息魚龍混雜，難辨真偽，學習方式碎片化，不一定能學到自己真正需要的東西。但是，我也有一些朋友相當成功地利用了專家訪談。按照其中一位的說法：“我經常打電話給專家，用他們提供的信息，校準我自己的認知。如果他們說的互相有矛盾，或者與我自己的認知有矛盾，我會思考，努力尋找更好的驗證途徑。”這可能是利用外部專家的最佳途徑，但是有個前提：他本人非常了解自己研究的行業，清晰地知道自己要什么，以及什么渠道提供的知識的可信度較高。一般人并不具備這種資源稟賦。

付費的專家訪談，當然不是中國的發明，多年前成熟于美國。事實上，國內的專家訪談模式基本上是從美國學來的，根據實際情況略作修改而已。過去我在金融業混飯吃時，骨子里對專家訪談是比較抵觸的，原因無非三個：

1. 我不喜歡花錢，雖然錢不是我自己花的，但肯定算我的業務成本。

2. 專家提供的信息往往是碎片化、魚龍混雜的，上面已經提到過了。

3. 絕大部分專家是一次性的，不能保證下次還能請到他，就算請到了也還要再付一次錢；你幾乎無法跟付費專家“交朋友”。

然而，我也能認識到：再不趁手的工具，落到正確的人手里，還是能發揮不錯的效果。你不可能跟所有行業的人交朋友。你更不可能在所有行業都有朋友。你不可能在任何情況下都通過信息交換、利益交換等方式獲得有效信息。所以從資本市場到實業界，很多人都對專家訪談存在持續的需求。我們無法否認這些需求的真實性。

現在最大的問題來了：最近幾年，大廠管得越來越嚴了。就拿字節跳動來說，根據我的印象，早在六七年前，對員工當“專家”導致的信息泄露就比較敏感。騰訊、阿里等大廠曾經管的很松，后來總體的趨勢是越來越嚴。尤其是對于重大經營數據、經營決策的保密，早已進入了零容忍的范圍。這次的通報內容說的很清楚：“請拒絕此類邀約”。我相信，幾乎所有互聯網大廠均有類似的規定或通知，甚至中廠小廠也差不到哪里去。

對比一下2018-2020年，我了解到的大廠的態度：當時它們中的一部分會說“喔，這太嚴重了，我決不允許”；另一部分則會說“無所謂，只要不出大事，我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現在則統一改成了嚴防死守的態度。哪怕員工的行為沒有觸犯法律，大廠本身也有權力制訂規章，員工一旦違反，至少內部處分是逃不掉的。考慮到現在的就業形勢，絕大部分員工恐怕難以拿自己的職業生涯開玩笑。

這種局面持續下去，久而久之，專家網絡里能提供的，只會剩下兩種人：要么是地位太重要導致不害怕的，要么是地位太不重要導致無所謂的。前者為什么要出來當專家呢？后者就算當專家又有什么用呢？當然，上面提到的是經過很長時間之后的“平衡狀態”，現在還沒到這個平衡狀態，但是明顯在向這個方向走，至少對互聯網行業是如此。

有些聰明人會提出：“要解決也不難，只要嚴格保密專家的身份，不要被捅出去不就行了！”很可惜，在現實中根本不可能做到。我們不妨分出兩種情況：

• 行業內的公司和個人找專家，保密效率較高，專家不暴露的可能性較大。

• 投資者找專家，保密效率極低，專家暴露幾乎是早晚的事情。

為什么呢？因為投資者找專家，不僅要“學到知識”，還要“證實專家的權威性”，所以他們必須千方百計地確認專家的身份細節。而且，他們往往還需要說服自己的客戶、上級、同事，相信專家提供的觀點；后者會問：“我為什么要相信呢？”此時他就必須提供詳細的備忘錄、會議紀要乃至證明文件。眾所周知，國內金融機構的保密意識形同虛設，這種東西不可能不流傳出去。當大廠的合規、公關或投關部門看到這些“鐵證”之后，會怎么想？如果能直接找到責任人，那肯定要懲罰個人；就算找不到，肯定也會在公司內反復進行教育，確保無人敢于造次。

一言以蔽之，最“安全”的專家訪談是：一個很熟悉行業的人，一個電話打給一個專家，從對方發言的內容和語氣當中，就能夠大致判斷出對方靠不靠譜；而且他可以找多個渠道驗證，所以不會拘泥于一個專家靠不靠譜；就算他需要說服別人，被他說服的也是懂行的人，例如經驗豐富的上司。這種好事不可能存在于資本市場，而資本市場恰恰是專家網絡最大的客戶，沒有之一。

附帶說一句，資本市場對專家提出的問題往往也更加敏感。業內人士可能通過各種旁敲側擊，填補“拼圖”，最終得出一個合理的結論，從而讓專家不至于承擔泄密責任；而資本市場只想知道結論。但是如果專家或咨詢公司說“我們不服務資本市場客戶”，他們就很難賺到大錢。

我想強調的是，大廠處理員工違規的第一標準，是有沒有“拿錢提供信息”，其次才是“信息的嚴重性”。只要金錢交易存在，員工基本上就難逃一劫了；如果提供的信息不太重要，可能是小劫，否則就是大劫。時至今日，想隱瞞金錢交易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大廠都不傻，偵查手段花樣百出，你不配合也沒用，最多就是晚暴露幾天罷了。而且，決定要不要開除乃至移交司法機關的核心因素，也是“金錢交易規模的大小”——拿了幾千、幾萬乃至幾十萬的性質肯定不同。就算員工能夠證明“我都是拿假信息騙他們的，我啥都沒泄露”，銀行轉賬記錄本身也足以將其拿下。

十年前乃至五年前的互聯網行業，還是一個草莽江湖、冒險家的樂園，權力結構尚未固化，管理制度尚未收緊；整個行業的每一個環節都存在大量縫隙。現在完全不同了，互聯網行業就是一個相對新潮一點的“傳統行業”，某些方面甚至管得更嚴。可是資本市場對互聯網行業，及其作為其有機組成部分的游戲行業、電商行業等的信息需求，又遠遠大于對一般的傳統行業。矛盾就出在這兒。這個矛盾是無法解決的。

從今往后，重要的專業信息會變得越來越稀缺，用錢越來越難買到。而不花錢買往往又是不現實的。怎么辦呢？我們恐怕得接受一個現實：不是所有矛盾都存在解決之道。世界不公平、不完善，要學會適應它。適者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