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周恩來親自批示一份逮捕令,立即逮捕了周同宇。
經過整整7年半的監禁后。周同宇終于出獄。他沒有一句怨言,眼眶發紅,眼里泛著淚花說道:
“多虧你伯伯,不然早就沒命了。跟我關在一起的都是部長以上的大人物,他們抓我是想整你伯伯!我是不會讓他們得逞的!”
原名周恩壽的周同宇,正是周恩來的弟弟。周恩來為何下令逮捕周同宇,以及周同宇為何改名?
真相令人肅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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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被抓
1968年1月,周同宇的兒子周秉鈞在北京學習結束后,買了一條煙回家,想孝敬父親。
回家后才得知父親昨天被人抓走了。
他下意識地想到了七媽——鄧穎超。
他立即給她打電話,電話接通后,鄧穎超說了一句話:“你馬上到我這里來!”然后掛斷了。
當周秉鈞匆忙趕到西花廳時,燈光下,鄧穎超站在走廊門口,披著一件大衣來回走動,正在等他。
那時正值寒冬,天氣格外寒冷。
他剛想說:“七媽,你為什么不進屋呢?外面天寒地凍的……”
還沒等他開口,鄧穎超注視著他:“你對這件事有什么看法?”
周秉鈞說:“毛主席在1955年肅反時,曾講過‘這次肅反不同以往,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殺的可不殺的不殺’。”由于當時他也不了解具體情況,也不便多說。
鄧穎超只說了一句“好吧”,然后他們一起走進客廳。
兩人坐下,鄧穎超看著周秉鈞問道:“你知道為什么我在外面等你嗎?就是在你還沒進客廳、腦子還沒來得及轉圈的情況下問你,你這時說的才是真心話,你的態度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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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鄧穎超要求周秉鈞當晚必須住在西花廳。
周秉鈞回家拿行李后,還要告訴媽媽和妹妹,讓她們放心。
在他離開之前,鄧穎超特意交代他,無論多晚都必須回來住在西花廳。
鄧穎超之所以堅持讓他住在西花廳,是因為周秉鈞當時是空軍部隊的人。
如果他繼續住在家里,有心人日后查起來會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可能還會受到牽連。
而住在西花廳,那些有意制造麻煩的人就無話可說。
周秉鈞回到家里,向母親了解父親被抓的情況。
那天晚上,吃完飯后,一家人各自忙著自己的事情。
突然,北京衛戍區的政委黃作珍和幾個士兵來到家里帶人。
周同宇一直保持沉默,他的妻子著急地問:“這是怎么回事?”
黃作珍說:“這需要經過調查才能弄清楚,你們要相信黨,繼續上班,好好照顧孩子,不能外傳,孩子也不能說。”
接著他又說:“周同宇的退休金每個月會發放,但你們不能使用,每個月會有人按時來取30元錢作為他的生活費。”
在那個特殊的時期,作為周恩來總理的家人,每句話都要小心翼翼,每個行動都要考慮周全。
周秉鈞回到西花廳時,已經是晚上10點多了。
周恩來總理也回來了。周秉鈞問伯伯,自己該如何向組織匯報父親被抓的事情。
周恩來總理讓他直接告訴吳司令(吳法憲),而不要向部門的基層組織說。他會在合適的時候告訴他們何時可以說。
周秉鈞還問總理,母親在父親的抽屜里發現了500元錢,不知道該怎么處理。
周恩來總理說:“先看看錢是否新的,號碼是否連續。如果是,就不能動。”
與此同時,鄧穎超立即寫了一封信,交給周秉鈞的大姐周秉德,當時周秉德在西安工作。
她立即讓15歲的妹妹周秉建送去西安。
周恩來總理和鄧穎超安排得周密而周秉鈞就回到了部隊。
從那時起,他再也沒有得到關于父親的任何消息,也不知道他被關押在何處,更不知道為何被抓。
但是他不敢問伯父和七媽,問了也不會得到答案。但是他也不擔心,因為他知道,伯父這樣做有他的理由。
每個月,只有一個名叫王金嶺的干部來家里取父親的30元退休金,或者收取一些換洗的衣物。
直到1975年的夏天,周同宇才被釋放出來,整整被關押了7年半的時間。1979年,他才獲得了平反。
02真相
周同宇出獄后沒有一句怨言。他眼眶發紅,眼里泛著淚花對家人說:“多虧你伯伯,不然早就沒命了。跟我關在一起的都是部長以上的大人物。他們抓我是為了整你伯伯!但我不會讓他們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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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周同宇被抓是江青搞的。
當時,周同宇退休后,空余時間與好友一起聚聚,聊天吃飯。
經常來往的人中,有一個是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還有兩個老教授。
劉少奇倒臺后,他們家被抄,抄家的人在一疊請帖上發現了周同宇和那兩個教授的名字,他們如獲至寶。
王光琦和那兩個教授立即被紅衛兵抓走。其中一個教授因害怕而自殺。
這些紅衛兵見到死人,開始害怕起來。于是他們把案卷送到了江青那里。
江青一看到周同宇的名字,臉上露出不易覺察的詭笑,終于抓到了把柄。
她直接批示:“請總理閱。”
“這是你親弟弟,看你怎么辦?”
在那期間,江青為了整倒周恩來,想方設法找材料,鉆漏洞,這種機會自然不能放過。
沒有調查,就直接給周同宇扣上了“劉少奇黑線上的人物”、“反革命聚餐會”等大帽子。
周恩來心里明白得很。他早就看出江青的險惡用心。
針對這件事,他給主席寫了報告,并在最后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一是交給紅衛兵,二是先由衛戍區部隊控制起來,然后由組織進行調查,并備注第二種為宜。
毛主席作為睿智之人,怎么會被江青牽制呢!他批復道:“請總理酌辦。”
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后,周恩來找來當時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商討周同宇的案子。傅崇碧提議:“讓紅衛兵亂來,不如讓衛戍區拘留周同宇,保護他。”
周恩來沉吟了一會,提筆批示道:立即逮捕周同宇。
周恩來為什么將"拘留"改為"拘捕"呢?因為"拘留"的時間較短,而且不能對住所進行搜查,而"拘捕"則不同。
周恩來考慮得非常周到,他逮捕周同宇的目的是為了保護他。在那樣的形勢下,江青不會善罷甘休。周恩來當時也是用這種方式保護了一批人。
結語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作為周恩來總理的親人,沒有得到特殊的照顧,相反比普通人付出更多,要求更嚴格。
在戰爭時期,他盡力保護親人。周恩來參加無產階級革命后,他時刻都面臨著危險,因此讓親人改名以避免被連累。
新中國成立后,他又要求親人不要公開與他的關系,以避免受到特殊的照顧。
他的弟弟周恩壽從1928年開始就一直叫"周同宇"。
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建,在15歲時響應黨的號召前往內蒙古插隊。
2年后,她在那里應征入伍。在她完成北京的新兵集訓后,周恩來要求她脫下軍裝,重新回到內蒙古。
她感到委屈,因為她按照正規手續入伍,并沒有受到特殊的照顧。
周恩來說,內蒙古那么多人,為什么偏偏選中你?難道不是因為看在我們的面子上嗎?我們不能搞特殊,一點也不能。
周秉建含著淚脫下了軍裝,回到了內蒙古。
周爾輝是周恩來的侄兒,也是烈士后代。1952年,周恩來接他來到北京,他大學畢業后在北京工作。
1961年,他娶了淮安小學教師為妻,為了解決分居的問題,周爾輝的單位幫助他的妻子調到北京。
周恩來得知后,批評道:“國家正面臨災難,北京需要減少人口。作為總理的親屬,不能享受特殊待遇。”于是,周爾輝夫婦聽從了建議,放棄了特殊手續,回到淮安工作。
在那個特殊的時期,周恩來以自己的方式保護家人,甚至親自批示逮捕自己的弟弟,以確保他的安全。
周秉鈞和他的家人在嚴峻的政治環境下生活,無法得知父親的安危,只能默默忍受著分離和無奈。
他們必須小心謹慎地行動,以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
周恩來總理和鄧穎超的堅定決策和細心安排保護家人。
他們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和困境,但始終保持著忍耐和堅定的信念。
周恩來作為一位領導者,他關心家人的安危,并為他們的安全著想。他展示了智慧和決策力,同時也展現出對親人的關愛和保護。
也反映了那個特殊時期的艱難和不易。他們在政治風暴中保持著家庭的穩定和團結,
在動蕩的年代,周恩來用自己的行動詮釋了對家人的保護和忠誠,他親手批示逮捕弟弟,以保護他們免受政治斗爭的危害。
周恩來在國家需要面前,讓親人放棄特殊待遇,他秉持著公正和紀律的原則,體現了作為總理家人的責任與擔當和無私奉獻精神。
參考文獻:《我的伯父周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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