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人最喜歡「整頓職場」？

成見與數據

你更相信誰？

前幾天，一位老板對我說，剛剛打完一場「焦頭爛額」的官司。是一位員工，給了一個月的離職補償，結果人家要三個月。

「是河北人還是貴州人？」我問。

「你怎么知道？確實是河北人。」

因為我也跟河北人打過一場官司。不過那人是個職場騙子，不能代表普遍的河北人。他一轉正就開始曠工，逼著我開除，以便拿到離職賠償。離職半年后，有人來問我他的情況，我就知道下一個受害者已經出現了。

至于猜測貴州人，是因為曾經連續有三位貴州籍員工（含實習生）在辦公室偷偷錄音，隨時準備「整頓」公司。

我曾問過一位應聘的貴州人為何如此。他說貴州人骨子里對熟悉的人掏心掏肺上，但對陌生人有很強的戒備心理，這可能跟地理環境、經濟經構塑造的地方性格密切相關。

那喜歡整頓職場的員工有地域性嗎？是不是某些地方出身的員工格外喜歡 「 整頓職場 」 ，認為打到了老板就取得了階級斗爭的勝利？

我決定翻一下三年口罩前的判決文書公開網，找出2019年杭州和深圳兩個城市勞動糾紛案件文書，排除浙江和廣東本地人，給這些員工按照地域分組。

數據顯示，在杭州，與公司官司最多的10個省份是安徽、四川、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江蘇、黑龍江、山東、遼寧：

而在深圳，排名前10的省份則是湖南、河南、四川、江西、重慶、安徽、山東、遼寧、貴州、黑龍江：

在這個表格里，河北人壓根沒有出現，貴州也僅出現在深圳，排在第9位。

這與我們的印象完全不同。

是不是成見跟所在行業有關？

比如在杭州，排名前三的安徽、四川、江西，正好都是外出務工大省，而安徽、江西和河南是杭州外來人口最多的幾個省份。人口 基數大， 按比例分布，來自 這三個省的員工 發生勞務糾紛的數量自然也高 。

而且，安徽、四川和江西籍的勞動糾紛，呈現出 「窩案」特點，即集體訴訟。可以推測，這些案件應該發生在工廠車間里，而非市區寫字樓里。

深圳的情況應該也差不多。

相比數字經濟大市杭州，工廠密集的深圳更容易發生員工集體維權，十多位員工集體訴訟是常見現象。

相應地，2019年全年，此類型的案件在杭州僅有215起，而深圳則高達1227起，可見人們印象中浙江勞動關系更和諧，不算是錯誤的成見。

如果去掉這些勞務輸出大省，那么杭州排在前面的，就是江蘇、黑龍江、山東、遼寧；

而深圳排在前面的，是山東、遼寧、黑龍江。

說實話，河北人且多半喜歡往北京、天津跑，在南方城市的統計數字上，可能根本體現不出來。

如果將各省份務工人員占比和各省發生勞動糾紛人員的比例相對比，也能看出來一些差距。

在深圳，湖南、河南、四川、江西籍員工的訴訟比例遠超占人數占比；反之，湖北省輸出勞動人口達11%，發生勞動糾紛的比例卻不到1%：

而在杭州，排第一的也是湖南，其次是四川、江蘇：

此外，從年齡來看， 無論杭州還是深圳，30-40歲的中年人占比最高。雖然都說年輕人整頓職場，但事實上，生活壓力更大的中年人面對離職，才是索要賠償更為迫切的群體。

當然，可能年輕人都在勞動仲裁階段就停止了，沒有走到訴訟這一步。

面對著近1500份判決書，也能看得出來司法更偏向于哪邊——杭州市勞動糾紛企業敗訴率約為57.67%，深圳市勞動糾紛企業敗訴率約為59.25%。

從判決書看，縱使企業拿出打卡記錄、員工守則等一系列證據，也會因「勞動合同當中未提及曠工開除」「員工守則未通過員工集體決議通過」「員工入職時并不了解且未和企業達成協議」等種種理由，讓企業承擔舉證不能的后果。

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是「誰主張誰舉證」，公司要面對更大的舉證成本。大廠往往有這樣的經驗，那提供了超過50%就業崗位的小微企業呢？

在互聯網大環境都在整頓企業的風氣下，再看這六年前的判決書，不得不感慨一句能做到 「 給員工一口飯吃 」 的老板不容易。

我采訪一位上市公司老總寫家傳時，他說，平時對員工各種掏心掏肺，為高管建別墅，為員工蓋免費宿舍。結果他被叫進去幾個月，公司幾乎被烘搶。

「人性啊！」，他慨嘆說，這也算是「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很多之前看不到、想不通的事，經歷波折，就全通了。

面對互聯網 「 老板VS員工 」 的對立話題，員工以搞垮老板為榮，少數群體老板成了傳播鏈路里失聲的一環《》。

一位在應聘的求職者，面對一句 「 為什么投遞這個崗位 」 的問題，發來了一句 「 那你為什么發布這個崗位」 「 你這個提問毫無意義 」 的反問，不知是不是一位熱衷于 「 對立話題 」的年輕人 。

賣本我的作品，講什么從南宋起，浙江人既會讀書又會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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