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誰是中流砥柱？說說抗戰中的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

國民政府毫無疑問貢獻了絕大多數的戰爭資源，以及承擔了主要的犧牲。但是國共雙方軍事組織能力和社會動員能力的巨大差距，決定了只有中共抗日武裝才能領導全國人民奪取抗戰勝利，雖然這只是個假設，但是中共軍事力量的驚人潛力，在三年內戰和朝鮮戰爭中得到了驗證。

到底誰是抗戰的中流砥柱？是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還是國民黨的武裝呢？這個問題爭論已久了，基本可以說大家是根據自己的意識形態信仰站隊，普世價值派傾向于國民黨是抗戰取勝的關鍵，“左派”認為中共是抗戰勝利的關鍵。不過筆者認為，我們不能單純從意識形態好惡出發，或某一階段的戰績數字出發，還要從戰場全階段動態情況，以及各自戰略路線前景出發，才能做出接近真相的分析。

一、國民政府和國民黨軍隊，在抗戰絕大多數時間（1937年-1944年）發揮了抗戰主力的作用

根據中華民國行政院1947年2月發布的《關于抗戰損失和日本賠償問題報告》，從1937年到1945年的全面抗戰中，國民革命軍犧牲132.8萬人，另外有42.3萬人病故，13.01萬人失蹤，共損失超過188萬人。另據中共一方在戰后發布的《抗日戰爭八年敵我兵力損失統計》，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游擊隊人員損失共犧牲160603人，失蹤87208人，被俘或病故45989人，共損失超過29萬人，國軍損失遠遠大于共產黨抗日武裝。

在戰績方面，國軍曾先后組織了22場大規模的會戰，發生了重要戰斗1117次，小型戰役3萬余次，根據何應欽所著《八年全面抗戰之經過》，國軍共擊斃日軍483708人，這大致與戰后日本厚生省的統計類似。關于共產黨抗日武裝擊斃日軍數量，官方統計只有“殲滅日軍52余萬”的籠統說法，殲滅中包括受傷、俘虜和死亡，俘虜極少、可以忽略不計，依據戰場負傷和死亡比1:3的慣例，中共軍隊約擊斃10—15萬日軍。另外，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鉗制了大多數偽軍，8年抗戰中去消滅118萬偽軍，當然其中絕大多數應該不是擊斃，而是打散、俘虜復員或反正。從總體看，國軍的戰斗成績也大大高于中共抗日武裝。

在財政上，國民政府承擔了絕大多數戰爭支出，全面抗戰八年的軍費開支折合1936年法幣160 億元，或48億美元，而戰前國民政府財政收入僅10億元，戰爭支出是政府收入2倍。開戰后，國民政府的絕大多數稅源（關稅、統稅和鹽稅）喪失，1938年財政收入僅2.97億，軍費開支卻要18億。這種情況下，國民政府通過改革稅制，征收田賦、對商業流通領域征收重稅，發行公債，大大增加了財政收入，保障了戰爭抵抗機器的運轉。

國民政府的財政撥款，在抗戰初期也是支撐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根據地，能夠堅持和發展的極其重要經濟支柱。比如根據中共西北財經辦事處公布的《抗戰以來的陜甘寧邊區財政概況》，1937年下半年至1940年，陜甘寧根據地共獲得國民政府撥款1640余萬元，占全部財政收入的50%以上；另外，僅從1937年8月至1939年11月，國民政府直接撥付八路軍子彈約1000萬發，手榴彈15.3萬顆，各類炮彈1.6萬發。

此外還不容忽視的是，國民政府在抗戰中實行了正確的外交決策，它在初期堅持抗戰，決不做喪權辱國的媾和、苦撐待變，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積極與英美結成統一戰線，獲得了大量援助（美方提供軍事援助約8.45億美元，另外約有7億美元非軍事用途貸款，二者合起來約占抗戰期間中國財政收入的60%），都避免了中國戰場出現崩潰，并為戰后中國國際地位提升打下了基礎。

二、盡管正面戰場犧牲最大、出力最多，但是國民政府的抗戰路線和戰爭動員能力注定無法取得抗戰勝利

但是由于國民政府拉胯的管理能力和戰爭動員能力，正面戰場只能是作為某一歷史階段的抵抗主力而存在，它只能將中國的抵抗運動堅持下去，但是無力扭轉被動趨勢，并且它的主力地位在戰爭末期即將喪失，除了長江中游地區外，在多數戰區，中共的抗日武裝力量已經開始超越國軍數量。

國軍在八年全面抗戰中，只有中期在兩湖戰場有些起色，全局上看是敗多勝少。1943年以后，全球戰場已經進入反攻階段，中共領導的敵后戰場也開始進入反攻（這個后面詳細講），反倒國軍丟失的土地并不比戰爭開始階段少，國民政府領導的正面戰場是二戰后期，盟軍抵抗力量中唯一繼續出現大潰敗的戰場。

1943年之前，河南、江西、浙江、福建大部，湖南、廣西的幾乎全部都是歸國民政府控制，日軍除了占領少數交通樞紐外，力量很小。但是抗戰最后兩年，上述六省多數國土淪陷，僅1944年，國軍就丟掉了鄭州、洛陽、長沙、福州、柳州、桂林等大城市，日軍在內地的占領的城市和人口幾乎又擴大了一倍，直到1945年6月日軍仍舊有能力對國軍發動進攻并且占領新的城市。

所以，我們不可片面擴大某些局部戰斗上國軍勝利的意義，它總體上無法抵御日軍的進攻，直到日本的戰爭資源耗盡前，仍處于節節后退的狀況，照這種戰斗狀態，根本無法打贏抗戰。國軍戰斗力的提高主要依賴于美國武器的供給充足程度（如新六軍、整編74師），其軍事組織管理水平沒有根本提升，甚至不如北伐時期。

在全面抗戰中，雖然國軍不乏可歌可泣的愛國英雄，但是投降變節者數量也是驚人。國民黨中央委員投敵者20人，少將以上將領投敵者70多人，共為日軍貢獻了近百萬偽軍，像長江以北的國軍幾乎多數都投降，山東、河北、河南等地都出現了降日國民黨軍隊遠遠多于當地駐守日軍的情形，山東戰場日軍數量不過3-5萬，而以原國民黨軍為主體的偽軍近20萬，這大大加大了中國人民取得抗戰勝利的難度。

筆者認為最重要的是，非軍事方面的國民黨的戰爭資源動員機制。國民政府采取了極為自私、短視的做法，利用戰爭的“機遇”，趁機推行經濟管制政策，建立起龐大的官營經濟體系，控制了全國最優質經濟資源，導致其迅速腐敗。加上濫發貨幣引發的劇烈通貨膨脹，導致大后方經濟面臨崩潰，民不聊生。

到1944年左右，國統區的戰爭資源動員也達到極限，國民政府很難支撐起長期抗戰，如果沒有美國對日本的致命打擊，很難想象國民政府還可能撐多久，國民政府的三年內戰情況只不是“抗戰綜合病”的延續，國民黨必敗的格局在抗戰后期就奠定了。

三、敵后戰場在戰爭早期是輔助角色，但是越到后來越關鍵，只有中共抗戰路線才能最終打敗日本侵略者

1937年八路軍僅有4.5萬人，新四軍僅有1.03萬人，這時候單從人數上講，中共抗戰武裝尚不及國民黨的一個地方軍閥，只能配合正面戰場做一些牽制作用。不過到1940年，八路軍數量已經超過40萬、新四軍超過10萬，這一年中共抗日武裝斃傷日軍6.4萬人，偽軍2.3萬人，已經具備對日軍發動較大規模游擊戰的能力了。

共產黨能夠發展壯大，根本上它實行了一個與國民黨截然不同的抗戰路線和社會治理動員路線：

國民黨大規模征收田賦來增加財政，共產黨減租減息，讓農民休養生息，這改善了農村生產關系，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

國民黨實現國有化、統制經濟，共產黨減輕工商業稅收，鼓勵民營工商業發展，像陜甘寧根據地商戶數量增加了三倍多；

國民黨搞一黨專制，共產黨在根據地廣泛建立抗日民主政權；

國民黨害怕發動民間力量抗戰，共產黨則認為兵民是勝利之本，國民黨靠官僚體系拉壯丁來補充部隊，共產黨則依靠群眾動員組織，源源不斷可以獲得兵源。

所以，共產黨雖然力量弱小，但是它的民主抗戰路線、信任人民的抗戰路線是最大限度可以進行社會動員，并且不斷增加自身抵抗力量和資源支撐的一種模式，注定了它可以支撐持久戰，并且越打越威武。

另外，中共在抗戰初的5萬軍人，都是經歷了反圍剿、長征、東征、西征等戰斗，千錘百煉后剩下的，具有豐富斗爭經驗和堅定斗志的領導型人才。像八路軍一一五師進入山東的時候不過兩三千人，但是由于這些人能力很強，幾十個人就可以統合領導一個縣的抗日武裝，然后再逐步發展壯大，到抗戰結束后一一五師東進部隊已經成功孵化出有27萬正規軍和50萬民兵的超大規模軍事集團了。

盡管1941年至1942年的掃蕩、清鄉和治安強化運動給八路軍、新四軍帶來很大損失，但是中共抗日武裝在1943年迅速就恢復起來了，就有能力攻占城市，開始蠶食日軍占領土地了。再以筆者家鄉山東為例， 1943年初，一一五師教導二旅成功攻克郯城縣城，這標志著八路軍不再是小規模游擊，而是開始有進攻奪取縣一級城市的能力，這也是這次閱兵“郯城戰斗模范連”旗幟能夠登上閱兵戰旗方隊的原因。

1944年山東敵后戰場進一步反攻，到年底根據地面積已經增加到7萬平方公里左右，控制人口1700萬，以及占領了30多座縣城，到日軍投降，山東根據地面積達到12.5萬平方公里，控制了80多座縣城，人口2800多萬，也就是說控制了山東80%的土地、80%的人口和80%的縣城，共產黨抗日武裝在人數上已經遠遠超過日軍和偽軍了，可以進行大規模正面戰爭了。

1945年春，駐魯3萬日軍和近10萬偽軍，發動對濱海根據地最后一次掃蕩，攻勢僅維持了20多天，就被完全擊潰。1945年夏，駐魯日軍數量從1944年的2.5萬激增到10萬，目的是為了防止盟軍從山東海岸線登陸，把日軍攔截為南北兩段，這10萬日軍瘋狂對抗日根據地發起最后的進攻，八路軍仍然取得了殲敵3萬的戰果，并且把濱海、魯南和魯中三個解放區打通。而同期，國民黨軍隊仍然丟失了戰略要地衡陽，日本把兵鋒逼近芷江；并且國軍還在豫西鄂北會戰中失利，丟失了老河口空軍基地。

晉察冀、晉冀魯豫和晉綏在1944年之后也都進行了反攻。比如1944年，晉察冀的八路軍共斃傷日偽軍3.8萬余人，俘日偽軍3.5萬人，收復縣城11座，解放人口500余萬，收復國土6萬余平方公里；1945年上半年，又收復縣城15座，解放人口500多萬，擴大解放區面積13.5萬余平方公里，并且開始具有進攻張家口、石家莊這種大城市的能力。

我們通過解放軍在1946年至1949年的內戰，以及抗美援朝中的戰斗力提升表現可以看出，1944年其實是中共力量的一個轉折點，它逐漸從分散的游擊隊向規模化的正規軍轉變，加上它的超強社會動員能力，即使沒有美蘇介入中國戰場的戰斗，中共抗日武裝用5—10年也可以將日軍完全驅逐出華北、華中，最后到關外與日軍決戰，中共的組織模式決定了它能夠通過時間的積累，獲取最終的勝利。

這也是1944年9月，中國共產黨代表在國民參政會上，提出改組國民黨的一黨政府，建立聯合政府主張的由來。隨著中共抗日武裝地位的驟然上升，國共在戰場上力量的此升彼落，共產黨開始謀求從一個參政黨向執政黨轉變了。

所以，筆者的一個綜合觀點是，如果非要比抗戰中誰的犧牲大、付出多，那肯定是正面戰場，因為它是代表中國的中央政府領導的戰場，聚集了全國絕大多數的抵抗資源。國軍在緬甸和長沙會戰等局部戰爭中的表現，盡管可以滿足民族主義者的自豪感，但是直到日本投降前夕，整個正面戰場上的前景還是非常黯淡的。

如果非要說誰能領導中國最終取得抗戰勝利，那肯定是共產黨，雖然這是假設，不過也可以通過后來的國共內戰和朝鮮戰爭得到驗證。國民黨是抗戰主力，是從它在抗戰中的犧牲來講的，共產黨是中流砥柱，是從它歷史作用、地位變化和戰略前景來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