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收復新疆的戰略智慧

導讀：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我們既需要“抬棺西征”的決絕勇氣，更需要“謀定后動”的戰略智慧。

左宗棠（1812－1885）：湖南湘陰人，中國近代民族英雄、政治家、軍事家，洋務派代表人物之一

近期湖南衛視紀錄片《左宗棠收復新疆》的熱播，不僅喚醒了一段塵封的歷史記憶，更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當下，為思考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提供了深刻的戰略鏡鑒。

1875年，面對阿古柏侵占新疆、沙俄覬覦伊犁的危局，左宗棠以“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讓人”的錚錚鐵骨，抬棺西征，最終收復新疆全境。這一壯舉不僅捍衛了國家領土完整，更以其蘊含的戰略智慧，為今日中國應對復雜國際形勢提供了寶貴啟示。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曾言：“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當我們站在新的歷史節點回望左宗棠收復新疆的歷程，會發現其中蘊含的戰略定力、經濟支撐與民心凝聚三重智慧，恰是破解當今中國發展難題的關鍵密鑰。

《文史博覽·人物》2025年第8期 《左宗棠收復新疆的戰略智慧》

大國博弈中謀定而后動

左宗棠收復新疆的首要啟示在于其面對復雜內外部形勢時具有的非凡戰略定力。

面對清廷內部“海防”與“塞防”之爭，左宗棠力排眾議，在《遵旨統籌全局折》中提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這種全局視野下的戰略堅持，與《孫子兵法》“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的思想高度契合，在李鴻章等“海防派”主張放棄新疆的聲浪中尤顯珍貴。面對沙俄、英國、阿古柏三股勢力對新疆的虎視眈眈，左宗棠既不畏艱險、又充分利用當時的國際局勢巧為周旋，在有限的時間窗口達成了收復新疆的戰略目的。

當代中國的戰略處境與晚清時期有著本質不同，但西方國家對華圍堵打壓的策略卻與歷史驚人相似。從特朗普政府發起的貿易戰到拜登時期的科技封鎖，從“印太戰略”的地緣圍堵到“脫鉤斷鏈”的經濟脅迫，美國對華遏制手段層出不窮。

面對這種態勢，中國必須清醒認識到，大國博弈本質上是國家利益的持久較量。“善謀國者，不爭一時之得失，而爭百世之利害”，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也強調 “戰爭是政治的延續”，而左宗棠的戰略定力正是政治目標對軍事行動的精準把控。中國堅持不沖突不對抗的底線思維，持續推進“一帶一路”等倡議，深化與俄羅斯、中亞國家的戰略合作，正是這種戰略定力在當代的生動體現。

尤為值得關注的是，左宗棠的“緩進急戰”策略對今日中國應對事關國家主權安全等問題具有重要啟示。他在用兵新疆前，花費兩年時間籌措糧餉、整頓軍隊，待時機成熟后以雷霆之勢平定阿古柏盤踞在疆的偽政權。這種“靜如處子，動如脫兔”的戰略藝術，與《周易》“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的智慧一脈相承。

當前中國在維護核心利益問題上，同樣需要這種戰略耐心與決斷力的完美結合。例如，在應對美國科技封鎖時，中國并未急于全面對抗，而是通過長期投入研發，逐步實現芯片等關鍵領域的自主可控，這種“緩進”背后正是對戰略全局的深刻洞察。

卓越的經濟謀劃能力

左宗棠收復新疆的第二個關鍵成功因素是其卓越的經濟謀劃能力。

面對千里戈壁的補給難題，他創造性地實施“屯田養兵”政策，命令軍隊“且耕且戰”，在哈密、巴里坤等地開墾荒地數十萬畝。這一舉措不僅解決了軍糧問題，更恢復了當地經濟。“富國強兵之道，始于足食”，左宗棠的實踐正是這一古訓的完美詮釋。“左宗棠西征之成功，半在軍事，半在屯政”，這種以經濟支撐軍事、以建設鞏固勝利的思路，對當代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極具啟發意義。

當今世界，經濟實力已成為國家綜合國力的核心指標。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必須牢牢把握發展這個第一要務。面對美國在芯片、新能源等高科技領域的封鎖，中國需要發揚左宗棠屯田養兵的思路，把經濟發展和科技自主創新放在國家發展的重要位置。例如，中國當前推動半導體產業自主化的戰略，中芯國際等企業在先進制程上的突破，以及中國光伏產業占據全球80%以上市場份額的成就，正是這種經濟支撐戰略的生動實踐。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左宗棠在收復新疆后立即著手建設行省、興修水利、發展商貿，使新疆迅速恢復生機。這種“以建設促穩定”的思路，與當代中國在新疆實施的”一帶一路”核心區建設、對口援疆等政策內在一致。《管子·治國》有言：“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中國在民族地區的治理實踐表明，只有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才能真正實現長治久安。例如，截至2025年，中歐班列累計開行突破11萬列，發送貨值超4500億美元，其中新疆作為核心樞紐，已成為連接亞歐的重要經濟走廊。

高超的民心凝聚藝術

左宗棠收復新疆的第三個重要經驗是其高超的民心凝聚藝術。

他嚴令部隊“勿擾民間一草一木”，尊重當地穆斯林習俗，有效爭取了民心支持。《孟子·離婁上》云：“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左宗棠深刻理解這一治國真諦，其能以夏變夷而不強夷變夏，故能久安。這種文化包容與政治智慧的結合，為當代中國的民族政策提供了歷史借鑒。

當今中國面臨的社會多元化問題帶來的挑戰更多、更復雜。在國內，需要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國際上，需要講好中國故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近年來推動的文明對話論壇、孔子學院建設等舉措，正是左宗棠“民心相通”理念在全球化時代的拓展延伸，要把文明文化的對話交流作為替代文明文化對抗的最佳途徑以應對新時代面臨的各種挑戰。

值得深思的是，左宗棠在收復新疆后立即恢復科舉考試，興建書院，傳播儒家文化。

這種文化認同的構建，與其軍事勝利同樣重要。當代中國提出的“和而不同”文明觀、“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觀，正是中國文明和智慧的現實體現。

歷史是過去的現實，現實是未來的歷史。站在新的歷史方位回望左宗棠收復新疆的壯舉，我們能從中汲取的戰略智慧愈發清晰。晚清思想家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與左宗棠的實踐相互印證，共同構成了中國近代應對危機的智慧譜系。

今天，中國已經走出了一條不同于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新道路，但歷史的啟示依然熠熠生輝。左宗棠收復新疆的經驗告訴我們：戰略定力是大國崛起的穩定器，經濟自立是國家安全的壓艙石，民心凝聚是長治久安的定盤星。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我們既需要“抬棺西征”的決絕勇氣，更需要“謀定后動”的戰略智慧。

《尚書·說命中》有言：“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面對波譎云詭的國際形勢，中國唯有以歷史的眼光審視當下，以戰略的思維謀劃未來，方能在大國博弈中立于不敗之地。

左宗棠的精神遺產，正如他在蘭州黃河邊手植的左公柳，歷經百年風雨而愈發蔥郁，繼續為后來者提供蔭庇與啟示。在新時代的征程上，這份歷史智慧必將助力中國式現代化道路越走越寬廣，最終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文 | 吳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