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份近百年的歷史檔案，背后真相是——

為了一份近百年前的《宣言》，作者跨越千里，從紙張的油漬、字體的歪斜，到補刻的“國”字、特殊的用字寫法，每一個細節都成了破解歷史密碼的鑰匙。當真相逐漸清晰，我們看到的遠不止一份完整的革命文獻。

文、圖丨洪榮昌

2017年年底的一天，一位自稱拍賣公司紙雜文獻負責人的奚先生請求添加我為微信好友。作為長期癡迷于在紙雜文獻中探尋歷史印記的收藏者，我對這類涉及歷史遺存的信息向來格外關注，當即欣然通過了他的好友請求。交流中，奚先生提及幾天后公司將舉辦一場“紙雜文獻”專場拍賣，可免費寄送拍賣圖錄，我立刻提供了詳細的收件地址與聯系電話。時隔三日，一份厚重的拍賣圖錄便如期寄到了我的手中。

發現

拿到圖錄后，我如同面對一份塵封的歷史檔案，逐頁仔細翻閱，從每件拍品的高清照片到文字說明，都逐一認真研讀，生怕錯過任何一件有價值的歷史遺存。當翻至第5447號拍品時，我的目光驟然被吸引——這是一件標注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文物，文字說明清晰寫著：“1931年紅軍時期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印制《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東三省第二次宣言》宣傳單一份，尺寸為47厘米×19.5厘米，起拍價8000人民幣。”作為專注紅色文獻收藏的研究者，我深知這類直接關聯重大歷史事件的中央級文獻，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與收藏意義。

當時我身處福建，而拍賣時間定在2018年1月7日，恰好此前我已答應中央電視臺攝制組，要前往江西瑞金參與紅色金融節目的拍攝，這意味著我無法親自趕赴上海拍賣現場，上手觀察這件關鍵拍品。這種“身不能至”的情況，在專題收藏領域十分常見——對我們而言，一場拍賣或許僅有一兩件拍品與自身收藏方向契合，即便如今交通便捷，為了寥寥幾件物品千里奔波，從時間與經濟成本來看都并不劃算。因此，借助互聯網獲取拍品細節、判斷真偽，成了我們這類收藏者的常用方式。

為了精準了解這件宣傳單的品相與細節，我按照慣例先通讀圖錄，隨后打開電腦登錄該拍賣公司官網，搜索到第5447號拍品并下載高清圖片。通過圖片的放大與縮小功能，我清晰地看到：這份宣傳單由兩張棉紙組成，紙張邊沿雖有輕微破損，但正文內容完整無缺，沒有一個字的缺失。對文獻收藏者來說，“文字完整”是核心標準——即便紙張存在局部破損，只要不影響內容辨識，就不會阻礙對文獻本身的研究；可一旦出現文字缺漏，文獻的歷史信息便會斷裂，后續研究也會陷入困境。進一步觀察還發現，這份宣傳單采用的是鋼板刻寫蠟紙油印技術，字體雖小卻工整整齊，行距與字距排列極具規范性，文字四周還留存著大片暈散的油漬。結合這些特征，我初步判斷這件拍品應為真品。

但當晚躺在床上，一個疑問突然浮現：作為中共中央發布的重要文件，為何采用油印方式印制？要知道，“油印件”并非泛指所有油墨印刷品，而是特指通過鋼板、鐵筆刻寫蠟紙后，再用油印機印制的文獻。隨著電腦與現代印刷技術的普及，這種工藝早已退出歷史舞臺，如今的年輕人大多從未見過蠟紙、鋼板與鐵筆，更不了解油印流程；而對于20世紀70年代前出生的人來說，油印品則是一段熟悉的記憶。帶著這份疑慮，我連夜起身再次打開電腦搜索相關資料，最終在人民網上找到了《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東三省第二次宣言》的全文，文末一條標注“根據中央檔案館原油印件刊印”的說明，瞬間打消了我對“油印形式合理性”的質疑。

可新的問題隨即產生：網刊版本依據的“原油印件”，與拍賣會上的這件拍品是否為同一版本？為驗證這一點，我將下載的拍品圖片與人民網公布的全文逐字逐句進行比對，從標題到落款，從正文段落到標點符號，最終確認兩者內容完全一致、一字不差。當我完成比對關掉電腦時，已是凌晨1點多。

1931年《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東三省第二次宣言》原件

鑒定

次日一早，我第一時間通過微信將發現與初步考證結果告知程定飛先生。程先生時任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文物部副部長，長期深耕革命文物研究領域，不僅理論功底深厚，還擁有豐富的實物鑒定經驗，是國內頂尖的革命文物鑒定專家。他看到我的消息后，很快回復表示認同我的分析與判斷，明確指出這件文獻“大概率為真品”，隨后還特意打來電話，再三叮囑我“務必爭取競拍成功”，強調“這件文獻屬于國家重量級文物，其歷史價值不可估量”。有了權威專家的認可，我對這件拍品的信心也更加堅定。

通話中，我還向程先生提出一個請求：希望軍博能提供館藏《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東三省第二次宣言》原件的圖片，以便與拍賣拍品進一步對照。程先生當即答應幫忙查找，可次日他回復說，軍博并未收藏該文獻的原件，僅有一份復制件，并隨即把復制件的圖片發給了我。

收到圖片后，我立刻展開細致比對：盡管復制件圖片清晰度有限，無法精確測量尺寸，但從整體版式來看，拍品與復制件的行距、段落分布、標題抬頭及落款格式完全一致。通過圖片放大功能，我還發現兩處極具辨識度的細節：一是第9行“區域”的“區”字，拍品中的“區”字存在輕微歪斜，而復制件中的“區”字歪斜角度與位置完全相同；二是倒數第14行中間的“國”字，拍品中的“國”字明顯是后期補刻上去的，復制件中的“國”字也呈現出相同的補刻痕跡。此外，從圖中一些細部特征來看，文獻中“長春”的“長”字、“他們”的“他”字、“斗爭”的“斗”字、“升長”的“升”字，其寫法都極為特殊，與常規書法字體差異明顯，而這些特殊寫法在復制件中也一一對應。

“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在已知軍博復制件源自權威原件的前提下，拍品與復制件的高度吻合，足以證明兩者源自同一版本，進而可確定拍品為真品。隨后，我迅速辦理了競拍委托書，在1月7日傍晚通過電話參與競拍。盡管過程中有多輪激烈競價，但憑借對這件文物價值的堅定認知，我最終成功將其收入囊中。

左邊兩圖均為宣言復制件，右邊均為拍品。經對比，可看出二者的一致性。

解惑

2018年春節過后，我特意攜帶這份《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東三省第二次宣言》趕赴北京，前往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請程定飛先生進行實物鑒賞與最終鑒定。在程先生的辦公室，他接過這兩頁泛黃的宣傳單，仔細端詳片刻后便連聲稱贊：“不錯，不錯！油印品的真偽其實很好辨別，你看這紙上留存的油漬，分布自然且帶有歷史沉淀感，現代仿品根本無法復制這種效果。”

隨后，程先生讓部下取出軍博館藏的該文獻復制件，將原件與復制件并置對照，結果顯示兩者的文字內容、版式設計、整體尺寸完全一致。他指著拍品對我說道：“這絕對與復制件的原始版本同源，是貨真價實的革命歷史文物。”言談間，他還半開玩笑地說：“以后要是考慮捐獻，可得優先考慮我們軍博啊。”一句玩笑話，卻盡顯“軍博人”對革命文物的珍視——他們始終將館藏建設與國家歷史文化傳承緊密相連，這份敬業精神令人敬佩。

在得到程先生的權威肯定后，我向他提出了心中的另一個疑問：為何這份中央級文獻會采用如此薄的棉紙印制？程先生耐心地為我梳理了這件文物背后的歷史背景，解開了我的疑惑。

在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中，曾先后出現過兩次“臨時中央”，而這份宣言的誕生，便與第二次“臨時中央”的特殊處境密切相關。第一次“臨時中央”成立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當時蔣介石公開背叛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人與革命群眾，7月12日，根據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在漢口秘密改組，由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組成臨時中央委員會，代行中央政治局職權，陳獨秀被停職。此后，臨時中央籌備并召開了“八七會議”，確立了土地革命與武裝暴動的總方針，在極端殘酷的環境中維系了革命火種。

第二次“臨時中央”的誕生，則與1931年中共中央遭遇的嚴重危機有關。當年6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后叛變，供出了中央組織機構與政治局成員名單，導致中央機關遭到毀滅性破壞，周恩來、王明等核心領導人被國民黨通緝。由于在上海的政治局成員不足半數，無法正常行使職權，中央被迫改組，于9月22日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包括盧福坦、博古、張聞天、李竹聲、陳云等9人，常委會由盧福坦、博古、張聞天、康生組成，博古擔任總負責人。彼時上海處于嚴重的白色恐怖之下，臨時中央成員只能頻繁轉移住所、秘密召開會議，直至1933年1月才被迫遷往江西瑞金中央蘇區。

《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東三省第二次宣言》，正是1931年9月臨時中央在上海艱難處境下的產物。在特務遍布、搜捕嚴密的環境中，共產黨員們要印發并散發這份宣言，需冒著生命危險—— 一旦暴露，不僅文獻會被銷毀，相關人員也會面臨被捕殺的風險。因此，他們選擇極薄的棉紙印制，既因棉紙價格低廉、易于獲取，更重要的是其質地輕薄、便于折疊攜帶，能最大程度降低散發過程中的暴露風險。

值得一提的是，這份宣言的刻寫工藝堪稱精湛：全文2633個字，采用最小規格的鋼刻版字體，最終微縮在兩張16開棉紙上。放大后可見，字跡清秀挺拔、剛勁有力，豎排行距筆直整齊，上下對齊毫無偏差，宛如一幅精細的工筆畫。這種技藝不僅需要刻寫者具備深厚的書法功底，更需極強的耐心與專注力。

這份《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東三省第二次宣言》，不僅是承載著歷史信息的物質遺存，更凝結著中國共產黨人在危難時刻堅忍不拔、不畏強暴、敢于斗爭的精神力量，是留給后世的珍貴精神財富。

（本文選自2025年第9期《中國收藏》雜志）

編輯丨王何

校對丨鄭爽

設計丨周倩

本文為原創，版權歸中國收藏雜志所有，歡迎轉發到朋友圈，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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