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龍”背后的秘密：蔡國強這樣的“精英藝術家”到底是什么人？

作者丨一菲

2025年9月，當蔡國強在喜馬拉雅山引爆巨型煙火“升龍”的影像傳遍全球時，輿論一片嘩然。

本來準備好的鎂光燈，是為了贊嘆這雄心勃勃的奇觀；攝影機就位，計劃捕捉這“出圈”的影像。

品牌方和藝術市場經紀沒有意料到的是，這場意欲出圈的策劃，引發了大眾輿論對其背后的環保和文化代價雪崩式的質疑。

確實“出圈”了，以他們始料未及的方式。

不光內網罵聲洶涌，在外網也是一片罵聲。

蔡國強喜歡在大自然中搞爆炸，已經炸了幾十年，簡單回顧一下。

1991年，在日本福岡進行了大型室外爆破項目，這也是他事業的起點：

1992年，在德國漢諾威地區的聯邦國防軍水上訓練場軍事基地爆破，作品叫《9號外星計劃:胎兒運動II》。

蔡國強解釋該項目的意義是“統一地球與人類精神的胎動，感受宇宙本身的胎動起源，以及其中的一切存在。 ”

1993年，蔡國強在中國嘉峪關搞爆炸。作品名《外星人計劃10號：為萬里長城增一萬米》。

爆破計劃是：600千克火藥匯成一道一萬米的火墻，從嘉峪關一路向西爆破、燃燒。

嘉峪關爆炸最終為他貢獻了一幅價值連城的作品，下面這幅《延長萬里長城一萬米-為外星人作的計劃第十號》拍出了2048萬的高價。

1996年在美國內達華州炸，作品《蘑菇云的世紀》：

2002年，紐約曼哈頓：《Transient Rainbow》（瞬變彩虹）。這次是受到藝術館的委托，和始祖鳥合作是一種性質。

2011年，在多哈阿拉伯現代藝術博物館（Mathaf: Arab Museum of Modern Art）外爆炸，作品叫《Black Ceremony》（黑色儀式），8300枚裝有計算機芯片的煙幕彈一起爆炸。

2014年，在上海炸出個大動靜。

作品名叫《九級浪》，在黃浦江邊，最繁華的位置，進行一次白日焰火，全長十分鐘，爆炸聲極大，濃煙滾滾，搞得上海老百姓們都以為出什么大事了，從現場的效果看，PM2.5爆表了。

2014年，卡塔爾多哈，依然叫《Black Ceremony》，采用“像素級爆破”，天空中突然出現黑色密集的方陣，有一種怪誕美學。

2017年，芝加哥大學樓頂，作品叫《Color Mushroom Cloud》（彩色蘑菇云）。

當然最著名還是他的代表作《天梯》，蔡國強的設想是從地面一路炸到天空，意義是“連接地球和宇宙的梯子”。

這個項目從1994年就開始申請，先后申請過英國巴斯（1994年）、中國上海（2001年）、美國洛杉磯（2011年），都被拒了，最后于2015年6月15日凌晨4點45分在他的老家福建泉州的惠嶼島成功引爆。

從蔡國強1978年的日記里就能明顯看到，“大爆炸”“宇宙”等關鍵詞就是他畢生追求的藝術目標。

1978年蔡國強的日記。

蔡國強困境：作品不值錢了

這次喜馬拉雅山的爆破行為，其實與1993年他在嘉峪關的爆破行為非常類似，在藝術上并無太多創新。

但是如果從商業的角度看，會發現更多貓膩。

若我們轉換視角，從雪山的煙霧，移向拍賣市場的K線圖，或許會發現，這場藝術豪賭的引信，早在幾年前就已悄然點燃。

下圖是藝術品拍賣網站mutualart.com對蔡國強今年藝術作品拍賣價格統計。一個下降的箭頭，點出了這場危機。

蔡國強的數據。

雖然藝術品拍賣價格近年來因為擠出泡沫，普遍價格走低，但今年以來，蔡國強作品的價格下降得太厲害了，對比一下另外一個中國當代藝術家曾梵志的數據，后者要明顯好看很多。

曾梵志的數據。

根據近年權威藝術市場數據網站（MutualArt）的追蹤，一個趨勢悄然出現：蔡國強作品的拍賣價格在連年下降，尤其是在他體量相對較小的“紙上作品”門類。

2025年的拍賣成功率從去年的85%跌到50%。

蔡國強最近拍出的小幅作品范例：這一幅低于預估價格25%。

同系列作品：流拍一副，和即將上架的一副（預估價格2369-3722美元）。

這就是這些作品的實物，尺寸大概和一本書差不多大：

這些低于預估價格賣出，或者流拍的作品，來自于2013年蔡國強為日本iwaki的美術館Snake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的開幕式火藥作品，即在陶瓦片上點燃火藥后的印記作為懸掛藝術作品。

作品點燃之前，見近景：屋頂上被貼上雷管和火藥的陶色瓦片。

作品點燃后，陶瓷瓦片作為作品的一部分，供到訪者參觀，如上圖。以上圖片來源@caiguoqiang.com

藝術品被賦予價值，也是能賣上價格的最重要一步：由藝術家簽名。

從紙上作品售價表現圖表來看，蔡國強作品拍賣價格的高峰在2022-2023年，之后就低于預估價格，甚至在2025年出現將近一半not sold（流拍）作品。

蔡國強作品最值錢的2022年，藝術市場一片火熱，他的一件紙上作品（意思是載體為紙）平均能賣到近20萬美元。藏家們信心滿滿，拍賣行的估價也水漲船高。

然而，風暴在悄無聲息中醞釀。到了2024年，這個數字已經腰斬過半，跌至7萬多美元。

更令人心驚的是，到了2025年初，平均成交價竟一度跌破1萬美元，成交率（上拍后成功賣出的比例）更是慘遭“膝斬”，一度跌至50%——這意味著，掛出來賣的作品，有一半都無人問津，尷尬地流拍。

這種價值下滑，對于榮譽加身的S級藝術家蔡國強來說，是非常危險的。畢竟，他的作品曾經的成交價格，相當輝煌。

如上圖：蔡國強作品拍賣的巔峰是在的2007年11月25日，香港佳士得拍賣會上，《APEC景觀焰火表演十四幅草圖》以7424萬多港元成交，它原來的估價是2800萬至3600萬港元，結果超出估價近兩倍。

回顧一下再前些年的輝煌戰績：

《天空中的人、鷹與眼睛》，2010年由中國嘉德以1792萬元成交，目前收藏于泰康美術館。

《向日葵速寫》，2011年以1101萬港幣成交，臺北羅芙奧拍賣行。

《太古神話：夸父追日》，2021年以935萬港幣成交。中國嘉德（香港）拍賣行。

蔡國強與其火藥畫爆破瞬間，萬國大廳，馬德里，2017年，圖片來源：西班牙普拉多美術館。

柱狀圖：這里記錄的是流拍和低于評估價格的作品比率，所以柱越短越好。

在2025年，蔡國強“流拍”和“低于預估價格”的作品，加起來已經超過一半以上了。

根據上圖，我們能觀察到，縱觀蔡國強的藝術生涯，每當出現價格下滑的負面趨勢時，他都會有一次現象級的大型表演提振市場信心：

2008年的 I want to believe 古根海姆美術館展覽，以及北京奧運會開幕式與閉幕式的煙火秀，足以支撐好幾年的作品拍賣價格與數量的漲幅。

2001、2014年APEC峰會焰火、2019國慶70周年天安門17分鐘焰火表演、2022冬奧焰火等，都能給拍賣價格和數量續一波漲幅。

APEC峰會煙火，比較接近大眾審美，并沒有那么強烈的“蔡國強”風格。

對于藝術家來說，維持價格的穩定，就是他們的KPI。

和股市一樣，拍賣市場是公開的。每一次流拍，每一次低于預期的成交，都在向全世界的藏家傳遞一個冰冷的信號：

曾經的價值共識正在瓦解，這個藝術家，可能不那么值錢了。

價格和成交量上的下跌，給藝術家的代理畫廊（一級市場）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這就好比蘋果公司剛發布了售價1200美元的最新款iPhone 17，結果一出門，人們發現去年的iPhone 16正在二手市場上以100美元的價格被瘋狂甩賣，還賣不掉。

這種情況無論對于賣家還是藝術家來說無異于“滅頂之災”。

這時候，畫廊總監該如何向頂級藏家開口，去推銷一張標價數十萬美元的新作呢？那氣氛恐怕比沒寫作業的小學生站在老師辦公室還要緊張。

2022年的頂峰，并非特殊現象，而是整個藝術品市場在經歷了一場全球性“大放水”后的“狂歡終曲”。

口罩期間，全球范圍內的量化寬松政策讓熱錢涌動，尋找著任何可以停泊的資產港灣。藝術品，尤其是那些具有傳奇色彩的“硬通貨”，成為了完美的投機標的。

對于普通大眾，恐怕會覺得，在陶瓷瓦片上留下的火藥印記，就能賣出幾千美元的價格，已經匪夷所思；但在藝術市場，這個價格已經遠低于前幾年藝術市場的火爆時期的表現。

那是一個連NFT（非同質化代幣）作品都能賣出天價的瘋狂時代，市場的狂熱情緒，更是將蔡國強這樣的大師作品推向了歷史高位。

NFT（非同質化代幣）指的是區塊鏈上的數字資產，它為圖片、視頻等數字文件提供獨一無二的所有權憑證。根據官方解釋：“由于其不可復制和篡改的特性，數字藝術品首次能像實體作品一樣被真實地收藏和交易，解決了真偽與歸屬難題，創造了一個全新的數字藝術市場。”總結來說，這是虛擬世界的藝術，所以沒有實物，相當于藝術市場的區塊鏈。普通人的理解是：花了那么多錢，啥玩意也沒買到手里啊？上圖：The Everydays series，在2021年賣出25萬美元。

潮起潮落，當潮水退去，許多價格虛高的藝術品就變成了過剩資本吹起的資產泡沫。

2023年后的急速下跌帶來了一場遲來的“宿醉”。隨著全球主要經濟體開始加息以對抗通脹，熱錢退潮，借貸成本飆升。曾經揮舞著支票的投機者們開始捂緊錢包，市場的邏輯從“追高”瞬間切換為“避險”。

之前被泡沫抬高的價格體系，在資本的釜底抽薪之下，開始了痛苦但必然的“擠水分”過程。

蔡國強紙上作品的拍賣數據，不過是這場宏觀經濟變局下，一個具體而微的縮影。

所以，全球藝術品交易價格公開的、斷崖式的下跌，給藝術家的市場敘事帶來了致命一擊，其中受傷最嚴重的，就包括蔡國強。

一場災難性的“自救”

講到這里，很多普通人可能會首先疑惑一個問題：為什么藝術家一幅“匪夷所思”的作品能賣出那么多錢？是我們不懂藝術嗎？藝術品的價格到底是如何決定的？

從專業角度上說，當我們看到一張畫標價50萬元時，我們看到的并非畫布和顏料的成本，而是一個復雜“價值共識系統”的最終標價。這個系統的核心引擎，就是畫廊。

對于初出茅廬的藝術家，畫廊通常會采用一種“點數制”來定價。公式大致是：(長度+寬度)×系數=價格。

這里的關鍵是“系數”，它相當于藝術家的“身價指數”。

這個指數如何厘定？靠的是藝術家的“學術履歷（CV）”：畢業于頂尖美院、參加過威尼斯雙年展、作品被知名美術館收藏……每一個光環，都在為這個“系數”添磚加瓦。

畫廊的職責，就是通過不斷的展覽、媒體推廣、學術背書，來系統性地提升這個“系數”。

不過，對于蔡國強這樣的頂級藝術家，這套公式不那么適用。他的價格，主要由二級市場——也就是拍賣行——來錨定。一件作品在佳士得或蘇富比拍出的“天價”，會立刻成為他所有同類作品的價值標桿。

畫廊，即一級市場的價格，也必須參考這個公開的“股價”。

蔡國強的2025年作品拍賣價格表現：作品的中位數價格連續兩年走低。

現在，我們就能理解這場危機的嚴重性了。當二級市場即拍賣行的“股價”崩盤，一級市場，也就是畫廊的定價體系就失去了根基。

這就好比一家公司的公開股價已經跌到了10元，但它的內部商店還在堅持按100元的發行價賣給核心客戶。這種倒掛，不僅無法持續，更是對藝術家品牌信譽的巨大透支。

面對這場蔓延的信任危機，蔡國強和他的團隊沒有選擇沉默或解釋。他們選擇了一種最“蔡國強”的方式——搞個大新聞。

所以，喜馬拉雅的這次規劃，不僅是在創作一件常規的火藥藝術品，更像是一位藝術市場巨星，在“股價”下跌后，為自己強注的一劑昂貴、冒險且效用未卜的強心針。

于是，在2025年9月，一個名為“喜馬拉雅升龍”的計劃橫空出世。他想要在世界之巔，用他標志性的火藥，炸出一條蜿蜒的巨龍。

這個計劃，從誕生的那一刻起，就具備了成為“爆款”的所有潛質：史詩級的地點、宏大的視覺奇觀，國際級藝術家身份的加持，適合在社交媒體引起轟動的圖片和視頻。

“升龍”計劃也已經醞釀多年了，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山去炸。

在藝術市場里，被爭議，遠比被遺忘要好一萬倍。一場恰如其分的爭論，是維持熱度的最佳燃料。

按照原本的打算，這場由頂級戶外品牌贊助的藝術項目，可以轉移焦點，重塑英雄敘事：

媒體、評論家、藏家們的談資，瞬間從“蔡國強的紙上作品還值錢嗎？”變成了“他在喜馬拉雅山炸龍，這也太酷/太瘋狂了吧！”蔡國強也可以對外宣告：“不要用當下的金錢數字來衡量我，我的價值在于創造奇跡。”

在他們的計劃中，這場獨一無二的事件，會衍生出一系列全新的、閃閃發光的“藝術資產”：“升龍”計劃親手繪制的草圖、記錄下巨龍騰飛瞬間的限量版攝影、甚至是浸染著喜馬拉雅火藥氣息的新畫布作品。

這些作品，因為被“升龍”的傳奇故事深度賦能，它們一誕生就自帶光環，與那些在拍賣行里掙扎的舊資產完成了血統切割。

畫廊的銷售總監們終于可以挺直腰板，向頂級藏家們展示這些“新神話”的碎片，“看吧，蔡國強還是很能打的！”它們是全新的硬通貨，定價體系另起爐灶，完美繞開了二級市場的價格泥潭。

而這個項目的主要觀眾，并不是輿論場中憤怒不已的普羅大眾，而是那些能一擲千金的頂級藏家。

社交媒體披露了蔡國強炸山之前的講話，他甚至感謝了小動物們的幫忙，在我們看來，如此荒謬。但他不是講給我們聽的，他是在對一級市場核心藏家群體進行隔空喊話，傳遞的隱藏信息是：

“各位，我的想象力沒有枯竭，我的雄心壯志依舊在世界之巔。你們投資的，是這樣一位能創造歷史的藝術家，那些二級市場的短期波動，不過是前進路上的幾粒塵埃罷了。”

這無疑是一劑強效的雞血，足以讓那些原本有些動搖的藏家，重新堅定對藝術家的長期信心。

失衡的“三人舞”：藝術家、贊助商和觀眾的權力游戲

現在，我們差不多能理解蔡國強團隊“搞個大新聞”的原始動機，現在的疑問是：有過這么多的榮譽和經歷的藝術家，怎么能犯下這種原則性錯誤？

讓我們來梳理一下這場輿情中的三方：贊助商頂級戶外品牌始祖鳥，藝術家蔡國強團隊，和發現問題后無限憤怒的觀眾。

藝術家如同一顆行星，他圍繞哪顆恒星旋轉，便決定了自己的光和熱。回顧蔡國強的生涯，他曾環繞三顆不同的“恒星”，為自己的價值一再加熱：

早期，是日本與美國的文化基金會與博物館，他們給他錢，給他資助，給他舞臺，幫助他度過了成長期。

從1986年至1995年，蔡國強旅居東京、取手和磐城，他曾就讀于筑波大學，并完成了最初的藝術訓練，開啟了自己的藝術生涯。

在日本旅居期間的蔡國強。

在日本時，蔡國強開始在和紙（一種日本紙）上用火藥進行繪畫創作，并發現效果還不錯：

他在多個地點實施了一系列名為《為外星人作的計劃》的大型室外爆破項目，其中包括作為1991年在福岡舉辦的《非常旅途：中國前衛藝術家展》，以及同年在東京舉辦了名為《原初火球：為計劃作的計劃》的個展。

這標志著他在日本時期乃至整個藝術生涯中的一個里程碑。

2002年對1991年展覽的再現，圖源@caiguoqiang.com。展覽核心的同名裝置作品呈現出爆炸沖擊波的形狀，闡釋了他當時尚未實現的《為外星人作的計劃》和《為人類作的計劃》。

初露鋒芒后，日本藝術基金會P3 art and environment、資生堂ギャラリー (Shiseido Gallery) 以及一些東京的藝術畫廊對蔡國強都有長期的藝術贊助。

復原的1991年的蔡國強在日本的工作室。圖源@caiguoqiang.com

蔡國強和霍金。

在日本，蔡國強完成了事業的啟動，同時也收獲了美滿的家庭，可以說，日本是他的福地。

蔡國強曬出的幸福家庭生活。

蔡國強獲“高松宮殿下紀念世界文化獎”。

第二階段，是在中國，他成名后，獲得了非常多國家項目的支持，對蔡國強的藝術價值起到了定義性的巨大作用，讓他從一個小藝術家變成了國家級的大藝術家。

2008年北京奧運會：

北京奧運會開幕式，蔡國強和張藝謀緊緊擁抱。張藝謀也曾評價蔡國強“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2014年APEC峰會：

2019年國慶70周年天安門慶典：

2022年北京冬奧會：

故宮舉辦的蔡國強藝術展，展覽了他為了冬奧會主題而作的《銀河冰嬉圖》。

著名的“迎客松”。

國家項目的引力，讓他成為中國當代藝術家中最出圈的一位。

第三個階段，便是與各大商業品牌贊助方的深度合作。

商業品牌與他的合作，是強烈而交易性的，他們需要蔡國強講故事，而且希望他能講出一個最驚世駭俗、最激動人心、最宏大敘事的故事。

比如圣羅蘭（Saint Laurent）曾經贊助蔡國強在日本磐城的四倉海灘（Yotsukura Beach）舉辦白日焰火，這個海灘鄰近福島第一核電站的位置，經歷過核泄露的危機，后對公眾重新開放。

2023年，這片海灘成為了蔡國強舉辦煙花活動《當天空綻放櫻花時》的場地，旨在頌揚社區的韌性與希望——他們依靠自己走出了陰霾。

圣羅蘭委托創作的一件堪稱首創的裝置作品——在日本磐城的四倉海灘上演的白日煙花秀。

于是，該品牌在S級雜志《VOGUE》上反復被cue到，粉色的白日焰火在晴朗的海灘上綻放，而這片海灘剛剛走出核泄露事件陰影——這一切充滿了故事性，詩意，敘事宏大，賓主盡歡。

蔡國強在開展講話中提出展望：“希望藝術品能激發世界的信念與希望。” 他同時提到了一些全球治理的共同問題，卻很明顯沒有預料到這些話今后能反噬自身。

到目前這個階段，有國家層面的助力，有商業品牌的支持，然而，唯獨沒有被蔡國強及團隊計算在內的，是觀眾。

如今的藝術宇宙已然改變，曾經遙遠、被動觀看的觀眾，在社交媒體的聚合下，匯成了一片擁有自身強大引力場的“輿論星云”。

蔡國強曾經實現了成功的軌道躍遷，精準地從文化贊助人的滋養軌道，切入國家贊助人的上升軌道，功成名就。而當他試圖并入商業贊助人的軌道時，卻嚴重低估了這片“觀眾星云”的強大引力。

作為藝術家，平衡好與贊助商與觀眾之間的關系，是永恒的課題。這三個角色在藝術的世界中，時而和諧共鳴，時而互相角力。

在藝術誕生之初，藝術家雖然也不太care大眾評價，但觀眾的口碑依然很重要。

比如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薩，誕生了一尊我們都無比熟悉的雕像——米開朗基羅的《大衛》。

和《蒙娜麗莎》一樣，《大衛》像前，人頭攢動，是意大利國寶級藝術品。

和今天公眾認知不同的是：《大衛》并非是藝術家靈感一閃的杰作，而是一項徹頭徹尾的“命題作文”。

命題方，是當時佛羅倫薩最有權勢的機構之一，羊毛商會（Arte della Lana）。

作為城市管理者和財富中心，這個商會對藝術家的創作擁有絕對的控制權。他們欽定了“大衛”這一主題，以服務于佛羅倫薩共和國的政治宣傳——勇氣與正義。

他們提供了那塊昂貴而巨型的大理石，讓工匠完成雕像，并將其高置于教堂頂端，進行展示。

當年這些佛羅倫薩的市民們，作為觀眾，在這場視覺演出中是純粹的接受者。他們沒有點播的資格，只能被動地仰望。

然而，《大衛》這個作品太完美，顛覆了所有人的想象，公眾排山倒海的贊譽“倒逼”權力階層，也就是羊毛行會，將其移至城市的中心的領主廣場。

所以，這個作品變成了一座城市的代表作，甚至是流傳于歷史長河經久不衰的經典作品。

觀眾，雖然始終無法介入創作的計劃與完成過程，但他們能賦予一件作品能夠流傳于世的基礎。

當時的藝術家也沒那么高高在上，傳世巨匠如米開朗基羅，也不過是在一份嚴苛的法律合同約束下，前來解決技術難題的雇傭工匠。

米開朗琪羅被后世稱頌的天才，其實最初他也是在贊助商的支持下完成了命題作文。他無法更改主題，只能為更高的階層創作政治宣言，但他能把一個平凡的政治宣言升華為對人類決心與內在力量的永恒贊美，化腐朽為神奇。

如今，這一切都變了，此時的藝術創作關系，更像是一個封閉的、相互賦能的“精英內循環”。

在這個循環中，大眾輿論被隔絕在外，他們的聲音遙遠得仿佛來自另一個星球。

就拿喜馬拉雅山為例，始祖鳥品牌方作為贊助商，和六百年前的羊毛商會一樣，提供了：資金，人力，并和藝術家共同確定了場地，敲定了場地的審批。

藝術家也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從海報中，我們能清楚看到，當代藝術家在創作中話語權的增加。

蔡國強與始祖鳥之間，并非米開朗基羅與美第奇家族那種“工匠與主人”的關系，而是一種“品牌摯友”式的商業共謀。

蔡國強提供的是獨一無二的藝術聲望與“征服自然”的宏大敘事；始祖鳥提供的則是雄厚的資本，以及一個與之完美契合的、面向高端消費群體的品牌平臺。

他們的目標高度一致：創造一場足以載入品牌歷史的營銷奇觀，共同收割“文化資本”帶來的巨大紅利。

這場舞的關鍵，在于“觀眾”一角被悄然置換了。真正的觀眾，不再是廣場上仰望雕塑的佛羅倫薩市民，而是兩個被精準篩選的群體：藝術收藏家和始祖鳥的核心消費者。

始祖鳥的奢侈品營銷定位，讓這一場炸山活動雖然披著“藝術作品”的外衣，但究其本質還是“文化資本”的營銷。

始祖鳥的其他藝術營銷活動。

始祖鳥的價格，決定了品牌的目標消費者是：專業戶外者、都市中產階層、潮酷年輕人、中老年土豪。

那些經濟資本雄厚，又具有“俯視感”文化品位的精英階層，才是這場昂貴演出的目標客戶。

對于這個群體而言，作品的宏大、冒險、甚至爭議性，都不是缺點，反而是構成其傳奇性和稀缺性的一部分，是值得在社交場合夸耀的談資。

那么，普羅大眾扮演著什么角色？在這場策劃中，他們并非真正的觀眾，而更像是被利用的“擴音器”。

這場意欲出圈的策劃，需要大眾的流量來引爆社交媒體，以證明其巨大的影響力。只不過，策劃者想要的只是大眾的觀看與轉發，而不是他們的“觀點”與“感受”。

殘酷點說，他們都算不上是真正的觀眾，只是被雇來鼓掌的群眾演員，用自己的驚嘆和轉發，為真正的貴賓席提供了生動而廉價的背景音。

這便解釋了，活動的策劃者與藝術家團隊，為何對大眾輿論喪失了敏感性。

在這個精英主義的閉環敘事中，價值評判體系是內在的、封閉的。一件作品的成功，取決于它能否在佳士得拍出天價，能否被頂級美術館收藏，能否讓VIP客戶感到精神上的滿足。

至于觀眾的意見？無人care。

蔡國強、鄧文迪、默多克和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紀錄片獲得者凱文·麥克唐納。鄧文迪最終撮合了凱文·麥克唐納為蔡國強拍攝紀錄片《天梯》。

投資拍攝《天梯》的熊曉鴿，也資助了張藝謀的《圖蘭朵》。

大眾對于環保的焦慮、對于藏地文化的敬畏，在這個體系中被視為雜音，是一個需要被公關團隊處理的“輿情”，而非需要藝術家和贊助人認真傾聽的心聲。

不得不說，對于環保這個社會議程，精英階層的做法有著虛偽的成分：精英可以言語上環保，行動上燒油。正如圖中的評論者所說：“她下次用金屬吸管的時候還稱贊她嗎？”

最終，這場“三人舞”變成了一場只為少數人表演的“堂會”。藝術家與贊助人在名利場中緊密相擁，他們的目標客戶在旁鼓掌喝彩。

而廣大的大眾，則站在一道無形的玻璃墻外，他們能看到里面的璀璨煙火，卻感受不到真實的溫度，他們的聲音也很難被墻內的人聽見。這種“失聰”，正是這場精英主義游戲得以維系下去的、心照不宣的規則。

藝術家到底是什么人？

在“喜馬拉雅炸山”這場史詩級別的負面輿情出現之前，蔡國強并非沒有“黑料”。

2013年，蔡國強在美國阿斯彭藝術博物館的作品《移動鬼城》中，將iPad粘在蘇卡達陸龜的龜背上，播放當地的“鬼城”影像。此舉遭到大量動物保護和環保組織的強烈抗議。

他們抗議：為了藝術的觀念表達，是否可以犧牲其他活體的福祉？藝術的邊界在哪里？

圖源@dazeddigital.com

這件事與喜馬拉雅項目互相佐證：藝術家在實現其宏大觀念時，可能對“物”或“生命體”本身的漠視；也同樣揭示了藝術家團隊對于大眾意見，并沒有那么的重視。

2024年9月18日，距離喜馬拉雅事件恰好一年前，蔡國強與Getty博物館聯名的“環保白日煙花”的活動中，出現意外情況，造成觀眾受傷。

觀眾反映說，比他們想象的聲音要大，有的嚇得手機掉了，捂住耳朵。住在附近的USC學生還以為發生了爆炸。社交媒體上流傳著一些圖片，表示觀眾的衣服都被炸壞了。

這個意外事故表明，以火藥為媒介的藝術裝置，實則潛藏著巨大風險，藝術家及其團隊必然要考慮周全、承擔極大的社會責任。

顯然，以上種種“黑料”，沒有對蔡國強造成警醒，他只知道火藥是藝術的，但卻忘了火藥始終是危險的，對公共利益也是有影響的，蔡國強本應對接下來的項目進行更謹慎的評估。但是他沒有。

一年后，他將遭遇輿論的雪崩，“成也火藥，敗也火藥”。

也有人問，蔡國強到底算藝術家嗎？他的作品究竟好在哪里？為什么會有那么高的成就？

這里要提到一件事，也是蔡國強身上最大的爭議事件，便是四川美術學院的作品《收租院》與蔡國強版本的《收租院》的抄襲爭議。

1999年，蔡國強邀請中國經典雕塑《收租院》的原作者方工匠，親赴威尼斯雙年展現場對這件作品進行完整復制。

蔡國強憑借這個作品，贏得了當年的最高獎項金獅獎。

圖：威尼斯收租院。

沒想到，作品的原作者方表示，自己是這件作品的創作者，而蔡國強完全曲解了這件作品的含義，只為了迎合西方、獲得獎項。

四川美術學院是這樣介紹《收租院》的創作背景的：

1965年，29歲的王官乙和川美雕塑系老師趙樹同帶領應屆畢業生李紹瑞、廖德虎、龍緒理、張德熙等受大邑地主莊園陳列館邀請創作《收租院》。 他們和一位民間藝人，圍繞劉文彩對農民的盤剝展開敘事。劉文彩是坐擁8000畝土地的大地主，據說這位“川西教父”還是西南一帶巨富，富到為六弟劉文輝養兵打仗，富到他掌舵的公益協進社敢跟蔣介石叫板。

為了趕國慶，他們四個半月就干完活。群雕有114人，道具108件，分交租、驗租、過斗、算賬、逼租、反抗、上山打游擊7部分，26個情節，全長近100米。 傳統泥塑手法加上黑玻璃球做眼珠，籮筐、雞公車、谷風機等直接當成現成品，沒錯，要的就是超級寫實主義。“ 雕塑作品《收租院》引發10年版權爭戰”——《藝術思潮》

1965年版本的《收租院》具有強烈的時代背景，原創作者認為作品追求的是寫實，展現的主題是階級剝削，大地主的跋扈，農民的痛苦掙扎，用雕塑細節將這些主題纖毫畢現地展示出來，在當時的特定年代下，具有很強的批判精神。

然而蔡國強邀請工匠來威尼斯雙年展創作這件作品，并不是來展示階級批判的原始信息的——

換句話說，他不是讓大家一起批判作品中的大地主“劉文彩”，而是邀請威尼斯雙年展的評委，來作為文化的局外人，共同觀摩一件“紅-色-敘事”的作品，是如何在“集體主義”的精神下完成的。

西方的觀眾不是來接受“憶苦思甜”教育的，而是以好奇、甚至獵奇的眼光，審視一個來自“紅-色-中國”的歷史切片。

1999年威尼斯雙年展，我準備了兩個方案……策劃人哈拉德·塞曼知道以使用“文化現成品”為方法論的我很早就有意把《收租院》作為母題創作。……若當時即實現，對于《威尼斯收租院》的出現，以及觀念上的、行為上的傳達會更簡練和有力。 我不得不印刷了一本小冊子……主要是彌補這件中國社會主義巨作在西方世界尚未被普遍了解的不足……在客觀地回顧了當時的政治變化不斷地影響了這件作品的內容，使它有過多次的復制和幾個修改的版本的歷史外，特別強調了原作者們在“使用現成品”、“因地創作”等等與西方世界現代藝術發展的最新潮流，不謀而合的創造成就。 《今日先鋒》(天津，2000年第9期)，第75—78頁

以上是蔡國強在2000年為作品展出寫的背景節選。

就這樣，原作的意義被懸置、被解構，并被迫產生新的解讀：

藝術品本身講述的故事不重要了，西方的評論員和觀眾們，對中國的歷史更感興趣，他們似乎正在把中國的歷史和社會變成觀賞和消費的文化商品。

沒錯，無論是藝術批評，還是藝術市場，藝術拍賣，其主導者依然是西方文化，所以階級敘事的寫實主義作品，一開始就不可能獲得金獅獎（這也是一個西方文化主導的藝術獎項）；

只有關鍵詞為“propaganda”和“colletivism” 的內容，外加后現代概念中的“展現作品創作過程”與“文化切片”，才能戳中評委的心。

很顯然，1999年蔡國強，已經對這套話語體系非常熟練，并能夠精準摸到開啟大門的關鍵詞。

因最近的喜馬拉雅“炸山”爭議，本來已經沒多少水花的《收租院》版權爭議，又被挖出來，當作批判的材料。不少評論者認為，這件事證實了蔡國強的人品有問題。讓網友憤怒的是，蔡國強居然拒絕分獎金給11位現場復制《收租院》的助手。

而人們思考更多的是，藝術家到底在創作什么？他們是什么人？在與世界接軌時，我們如何處理自己的歷史遺產？我們是該堅守自己的“規則”，還是應該學習并利用西方的“規則”？

1960年開啟后現代達達主義先河的杜尚，用一個五金店里買到的小便池，僅用一個簽名，開啟了后現代藝術的詰問：什么是藝術？誰能定義藝術？藝術家一定要為藝術品的物理制作過程負責嗎？

我們在當代社交媒體上更熟悉的卡特蘭作品，沒錯，那根著名的天價香蕉，是一脈相承的理念。

在某次采訪中，蔡國強提到了他理解的藝術家的職責：提供一個視角，一種距離，而不是重復已知，展示那些生活中的恐懼。

原文翻譯：“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恐怖，以及對恐怖的討論和恐懼的世界里。然而，如果你只呈現這些，你就沒有提供一種視角。要是它（世界）同時也是非常美麗且如夢似幻的呢？這是否反映了什么？我總是回到這一點：藝術不應該只是重述我們所知的事物以及我們的生活方式，它必須提供一種視角、一種距離感。”

也許這段話能幫助我們理解，他是如何在西方藝術主導的話語體系中走到了今天。

精英的傲慢比無知更可怕

蔡國強的這次價值自救，堪稱經典栽坑——他不但沒有爬出低谷，反而陷入了天塹，之后的作品價格更是增加了許多不確定性。

更深一層說，社交媒體上噴涌的憤怒，并不僅僅源于對環境的憂思。在全球經濟下行，無數普通人正為生計而焦慮的此刻，一場耗資巨大的、服務于頂層少數人的煙花盛宴，其本身就是一種刺眼的、脫離現實的“奇觀”。

它在無形中加劇了階層之間的疏離與對立。因此，公眾的憤怒，既是對神圣雪山的守護，也是對“朱門酒肉臭”式炫耀的抗議。

“喜馬拉雅升龍”的爭議，或許正擊中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痛點：我們目睹著越來越多的宏大敘事，卻感受著越來越疏離的個體情感。我們渴望英雄，卻也深知英雄的誕生往往伴隨著凡人的代價。

我們在這場“奇觀”里，已經不是觀眾了，而是最終為煙火破壞的環境買單的，沉默的背景。

這幾天有一張圖片在社交媒體刷屏，很多人認為，重慶山火中，山火與救援民眾的頭燈互相輝映，才是真正意義的“升龍”。

是的，精英標準并不是普世真理，精英階層最大的問題就是常把自己的見識錯當成世界的全部，這一定會帶來巨大的反噬。因為專業光環下的認知盲區，往往，比無知更可怕。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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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一菲

編輯：伊莎貝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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