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歲月：時隔幾十年再次見到初戀，他們就像親兄妹一樣親

1969年4月5日的上海，春寒還沒褪盡，軍工路碼頭上卻擠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初中畢業的王永剛和同學們揮淚告別父母，登上了停泊在碼頭上的輪船，他們要到千里之外的吉林延邊插隊落戶，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那年王永剛還不滿十七周歲，五月端午是他的生日。

圖片來源網絡

“永剛！帶好行李，別和同學擠丟了，注意安全！”他父母一邊囑咐他一邊揮手道別，王永剛的身影很快就被淹沒在人海中。

輪船到達大連，王永剛他們再轉火車，車輪在鐵軌上“哐當哐當”顛了兩天，窗外的風景也從高樓大廈，變成了光禿禿的黑土地。直到火車在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延吉縣車站停下。

在延吉縣城短暫停留后，大家又分乘多輛汽車繼續前行，一輛卡車最終停靠在了一個屯子路口。冷風裹著陌生的語言撲過來，幾個穿民族服飾的朝鮮族人正說著他們聽不懂的話，為首的男人四十多歲，高高的個子，肩膀卻寬得像座山，一看就知道他的身體很健壯，很淳樸也很善良。

“我是靠山屯的金成哲，帶領社員們在村口迎接你們。”男人操著生硬的普通話，笑容卻很親切，伸手就去接王永剛的行李。他就是金隊長，手心糙得像砂紙，和王永剛握手時，力道大得讓人踏實。十五個知青跟著金隊長往屯子里走，小路上未融化的積雪像冰一樣堅硬，踩上去特別滑。走了五六分鐘，前邊是一片矮矮的土坯草房，房頂上的煙囪冒著裊裊炊煙，有的門口掛著紅辣椒串子，顯得格外扎眼。

知青們居住的地方是屯子東頭一個朝鮮族小院，房主一家搬去縣城生活后，房子一直空著。知青們剛走進院子，金隊長的媳婦就頂著一個瓷盆來了，身后跟著兩個姑娘。

這兩個姑娘不是旁人，她們是金隊長的女兒。大的十七歲，梳著烏黑的辮子，眉眼文靜，她叫金梅子。小的十五歲，梳著兩條粗辮子，辮梢系著粉布條，一笑臉上倆酒坑，特別好看，她叫金英子。

“你們快進屋，炕我燒好了，熱乎乎的。”金媽大邁（嬸子）說著，拉開了房門，金梅子接過她頭上的瓷盆走進屋去，把半盆咸菜放在了灶臺上。灶膛里的柴火“噼啪”響，兩口朝鮮族大鍋里滋滋冒著熱氣，滿屋子都是醬湯的香味。

往后的日子，金媽大邁幾乎天天都來幫知青燒炕做飯，教她們用朝鮮族大鍋煮碴子粥，教他們和面蒸干糧，也教他們熬大醬湯。金梅子也來幫忙，不是燒火就是刷鍋洗碗，也去牛棚院子里挑水。金英子年紀小，不會做飯，她就幫著抱柴，有時也跳到灶坑里燒火。

知青們安頓好了吃住的地方，歇了幾天，熟悉了一下屯子周邊的環境，春耕備耕生產也就要開始了。

王永剛個子高，長得方正，也有力氣，金隊長就教他學習使喚牲口，先從趕牛車學起。春耕的時候，就教他犁地耙地，知青們都很羨慕王永剛，因為他得到了金隊長的重視。

農村的農活不算太繁瑣，春天耕耙播種插秧，夏天除草施肥，秋天割稻打場，反正天天都有干不完的農活。王永剛干活不偷懶，他一人能頂兩個知青能干，金隊長看在眼里，喜在心頭，總喊他去家里吃飯。

金隊長家的炕桌不大，金隊長總把燉得軟爛的土豆、蘸醬的蘇子葉推到王永剛面前，還要給他倒上一杯酒。酒后，金隊長總是笑瞇瞇地說：“永剛，我要是有一個你這樣的兒子該多好呀。”

不光是金隊長對他們上海知青好，靠山屯的鄉親們對待知青，也是掏心的好。有次王永剛得了重感冒，燒得迷迷糊糊，金隊長半夜披著棉襖跑去找屯里的赤腳醫生，金英子守在炕邊，用涼毛巾給他敷額頭，一守就是一宿。鄉親們得知王永剛生病了，也都來給她送好吃的。知青們嘴上不說，心里都記著鄉親們的好。

到了秋天，女知青不會腌辣白菜，全屯的朝鮮族婦女圍著她們教，院子里飄著白菜和辣椒的香味，混著說笑的聲音，比上海的弄堂還熱鬧。冬天里，鄉親們就幫知青們打柴拉柴。誰家做了好吃的，也會給知青們送一些過來。王永剛常想，要是沒有這些鄉親，他們這群城里來的孩子，怕是熬不過東北寒冷的冬天。

日子一長，情愫就悄悄冒了頭。金英子愛唱歌，屯子里的夏天，她總在河邊的柳樹下唱《北京的金山上》、《阿里郎》、《道拉吉》等歌曲， 聲音清亮得像泉水。王永剛干完活，就坐在不遠的田埂上聽，他很喜歡聽金英子唱歌。有時金英子也會幫他洗衣服，給他送好吃的，漸漸地，兩個人互生好感，兩顆火熱的心在慢慢靠攏。

圖片來源網絡

1974年秋后的一天，王永剛在金隊長家吃完晚飯，借著酒勁，金隊長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永剛，你看我家英子漂不漂亮，干脆你做我家的女婿吧，我們一家人都很喜歡你。”當時王永剛的臉紅得就像下蛋的母雞，他吭哧了半天，也沒說出個所以然來。

那年冬季回上海探親過春節，王永剛跟他父母說了金隊長要他做女婿的事情，他父母堅決反對他和農村姑娘戀愛結婚。離開上海回延邊時，他父母再次叮囑：“千萬不能找農村姑娘戀愛結婚，將來回不了上海。”

回延邊的火車上，王永剛想起金英子的笑臉，想起她搭在自己額頭上的濕毛巾，想起她為他洗衣服的情景，想起她甜美的歌聲，心口像被什么堵著一樣，堵的他喘不過氣來。

從上海回來，王永剛開始躲著金英子。金英子找他，他要么說要干活，要么扭頭就走，次數多了，金英子眼里的光就暗了，再沒去河邊唱過歌，也不再去找王永剛。金隊長看在眼里，沒多問，只在一次喝酒時拍著他的肩膀，嘆了口氣說：“永剛，我不怪你，你父母也有他們的道理。”

1975年夏天，招工的消息傳到了靠山屯，開山屯化纖廠要在插隊知青中招工人。王永剛報了名，體檢、政審都過了，走的那天，屯子里的鄉親都來送行。金媽大邁把十幾個煮雞蛋塞到了他的挎包里，金梅子紅著眼眶說：“哥，常回來看看。”金英子站在旁面，心里有千言萬語卻沒說出口，分別的時候，只說了一句：“哥，我永遠記著你。”王永剛看著她，喉嚨發緊，想說點什么，可話到嘴邊又咽下，到了這樣的地步，又能說什么呢？

到了化纖廠，王永剛成了一名車間的工人。上班時間他拼命干活，休班時就看書。他覺得只有看書，才能讓他不胡思亂想，他心里才感到充實一點。

恢復高考后，王永剛考上了四平師范學院。去四平讀書時，他回了一趟靠山屯，看望了鄉親們，給金隊長家買了禮物。那時金英子已經結婚了，她嫁給了鄰村的一個民辦教師，日子過得還可以。

在四平師范學院畢業后，王永剛趕上了好機會，回上海當了一名高中老師。工作穩定后，他結婚成家，組建了一個幸福的家庭，生了一個兒子，日子過得幸福安穩。可每當秋天，上海飄起桂花香時，他總會想起靠山屯的稻花香。每當冬天，他又會想起東北的火炕，想起金媽大邁熬的醬湯，想起金英子唱的《阿里郎》。他把那些回憶藏在心里最軟的地方，不敢碰，卻也忘不掉。

轉眼幾十年過去，王永剛的兒子都成了家，他自己也白了頭發。這幾年，他越來越頻繁地想起靠山屯，夜里總做夢，夢見自己還是那個18歲的少年，在雪地里跟著金隊長往屯子里拉燒柴，金英子在后面喊他歐巴（哥哥），聲音是那樣洪亮又清脆。

2023年春天，他跟妻子說：“我想回靠山屯看看。”妻子懂他，點了點頭：“去吧，我陪你。”

兩人從浦東機場坐飛機到了延吉，再轉車去靠山屯。屯子變了樣，土坯草房換成了磚瓦房，當年的知青集體戶大院成了村委會辦公的地方，成了屯里的文化健身場所。年紀大的鄉親們還認得他，圍上來拉著他的手，問長問短。

聊起金隊長一家，屯子里的一位老人說：“金隊長老兩口去世后，金梅子和金英子全家都去韓國了，一次也沒回來過。”

王永剛的心沉了下去，可沒放棄，托村干部打聽金英子的情況，又找了當年認識的幾位鄉親，輾轉了好幾天，總算得到了金英子的手機號。他握著手機，手都在抖。撥完號碼，響了三聲，那邊傳來一個略顯蒼老，卻依舊熟悉的聲音：“喂！我是金英子……”是金英子的聲音。

王永剛張了張嘴，哽咽著說了一句：“英子，我是王永剛……”“永剛哥……”那邊傳開了金英子哽咽的聲音。

就這一句，王永剛的眼淚瞬間就下來了，幾十年的思念、遺憾、愧疚，全堵在喉嚨里，只能“嗯”一聲，聲音沙啞得不像自己。兩人在電話里哭了很久，沒說多少話，卻好像把這幾十年的空白，都填滿了。

他們有了約定，不久就會相見的。

今年是金成哲老隊長的百歲誕辰，前幾天，金英子給王永剛打電話，說她和姐姐金梅子從韓國回來給父母上墳了，然后她們想去上海看看他。王永剛掛了電話，激動得一夜沒睡，第二天一早就拉著妻子去超市去市場，準備好吃的。

上海浦東機場的到達口，王永剛站在最前面，眼睛緊緊盯著出口。人群里，他一眼就看見了金英子，她的容顏雖然也蒼老了，可眉眼還是當年的樣子，一笑，還能看見臉上的那兩個酒窩，還是那樣漂亮。金英子也看見了他，快步走過來，伸出手，緊緊握住了他的手。因為延吉機場臨時關閉，她姐倆坐高鐵到了龍嘉機場，在龍嘉機場乘航班來到了上海。

“永剛哥……”她剛開口，眼淚就掉了下來，泣不成聲。王永剛也哭了，握著她的手，幾十年的時光好像在這一刻又回到過去—他還是那個18歲的上海知青，她還是那個15歲的朝鮮族姑娘，他們站在靠山屯的雪地里，看夕陽落下去，看炊煙升起來。

過了好久，王永剛抹了把眼淚，聲音哽咽著說：“走，回家，我讓你嫂子燉好了雞湯，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金梅子站在旁邊，笑著擦眼淚：“走，回家看嫂子。”

圖片來源網絡

炙熱的陽光躲進了云層，一陣微風吹來，天氣似乎涼爽了一些，王永剛牽著金英子的手，像牽著自家的妹妹，慢慢往出口走。幾十年的遺憾還在，可此刻，能再相見，能說一句“彼此安好”，就夠了。就像浦江的潮水記著海蘭江的波紋，他的心里，永遠記著那個在東北的屯子里，永遠記著給過他溫暖的金隊長一家和那個漂亮的朝鮮族姑娘。時隔這么多年再相見，他們就像親兄妹一樣親。

作者：草根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