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歲月:當年為了回城她拋棄了親生兒子,現在她和兒子同住一個小區
1969年4月的天津站,春寒還裹著料峭的風,卻吹不散站臺上沸騰的人聲。周梅胸前戴著一朵大紅花,背著一個挎包,提著一個帆布大提包,揮淚和父母道別。廣播里“到農村去,到邊疆去”的口號聲刺破人群,她跟著同學們一起擠上待發的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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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一聲汽笛長鳴,火車頭冒著濃濃的黑煙,車輪碾過鐵軌的轟鳴,像一把刀,慢慢割開了她十七歲的青春,看著站臺上漸漸模糊的親人的身影,周梅心里涌起了無限的憂傷和惆悵。
火車搖搖晃晃走了十幾個小時,到邢臺站時,周梅的腳都腫了,感到渾身都疲乏。換乘的卡車在土路上顛簸,揚起的黃土鉆進衣領,她扒著車欄往外看,漫無邊際的平原在眼前鋪開,返青的麥苗綠油油的,像一幅美麗的風景畫。遠處的村落臥在黃河沖擊平原的褶皺里,那就是巨鹿縣的劉莊。
“這里土地肥沃,種啥長啥!”到村口迎接他們的大隊干部滿臉淳樸的笑容,指著路邊的田野,很認真地跟知青們介紹著。看看一馬平川的田野,看著淳樸善良的鄉親們,周梅心里懸著的石頭落了地——比起去偏遠山區的同學,能在這樣“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村子插隊,也算是幸運的。
劉莊六隊的知青點是隊部里三間土坯廂房,墻壁上是新糊的報紙,炕是熱的。頭一年的知青生活,周梅是在莊稼地里熬過來的。春耕春播,她和社員們一樣拉車運糞,拉耬耩地,手掌磨起了水泡,肩膀也被繩子勒得又紅又腫。夏收時割麥子,鐮刀磨破了手,血混著麥芒粘在掌心,那真叫一個疼。她夜里偷偷哭,想天津的樓房和馬路,想母親做的貼餑餑,可第二天聽見雞叫,還是得爬起來跟著鄉親們下地割麥。
直到1972年秋天,大隊書記來到六隊知青點,笑著對她說:“周梅,你有文化,去小學當民辦教師吧。”從那天起,周梅才告別了繁重的生產勞動,當了一名民辦教師。
劉莊小學在村東頭,一排土坯房子是學校的教室和老師的辦公室,學校一共五個年級,包括校長和周梅在內,一共五名教師。
周梅去學校報到那天,校門口站著一個穿藍布褂子的青年,手里攥著半截粉筆,見了她就紅著臉笑:“我叫劉勝,教三年級。”劉勝是劉莊大隊二隊的社員,小學文化程度,兩年前就到學校當了民辦教師,學生們都喜歡他。
周梅沒有教書經驗,不知道該怎樣和農村學生打交道,劉勝就主動幫助她,給她講解教書流程,幫她維持課堂紀律,還把自己的教案拿給周梅看。到了冬天,辦公室里很冷,劉勝就動手壘砌了一個取暖燒水的爐灶,每天早早就來到學校生火燒水,周梅來到學校時,她的暖水瓶里已經灌滿了熱水,辦公室里也暖和了。有時劉勝還從家里拿來紅薯,在爐灶上烤熟,送給周梅吃。
那些點點滴滴的好,像黃河灘上的草,悄悄在周梅心里扎了根。她開始盼著去學校,盼著和劉勝一起批改作業,盼著聽他用帶著邢臺口音的普通話念課文。有一天放學后突然下起了雨,周梅沒帶雨具,劉勝就把他的蓑衣披在她身上,自己淋著雨跑回了家。
第二天見到劉勝時,周梅紅著臉對他說:“劉勝老師,謝謝你!”劉勝撓撓頭,不好意思地說:“這點小事,你還說謝謝。”劉勝雖然臉紅了,可那眼里的光,比陽光還亮。
日子久了,知青點的同學看出了端倪,勸周梅:“你是天津知青,早晚要招工進城的,跟農民處對象,將來咋辦?”家里父母來信也勸她,父母在心里說:“梅梅,咱不能找農村的對象,你要是嫁在那兒,這輩子就回不了城了!”可周梅聽不進去,劉勝的淳樸、善良,像黃河水一樣滋養著她,讓她忘了“回城”的念頭。
1975年冬季,周梅頂著父母和同學們反對的巨大壓力,毅然決然地和劉勝到公社領了結婚證。紅本本揣在懷里,周梅心里又甜又慌——她成了劉莊第一個嫁給農民的天津女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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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的日子是蜜做的,劉勝把她寵得像寶,不讓她干重活,學校放了假就帶她去趕集,給她買花布、買水果糖。第二年春天,兒子劉小軍出生了,白胖的小子,眼睛像劉勝,鼻子像周梅。周梅抱著孩子,看著燒火做飯的劉勝,她覺得這輩子就這樣過,也挺好。
可變化來得比黃河的汛情還快,周梅和劉勝結婚不久,知青招工的消息像春風一樣吹遍了劉莊。先是同來的同學被招工到公社供銷社或縣里的工廠工作,接著又有人去了地區的國棉廠和鋼廠工作。每次有人離開,知青點就空一塊,周梅的心也空一塊。她看著同學們戴著新手表,穿著的確良襯衫,說一個月能掙三十多塊錢。再看看自己洗得發白的布褂,看看炕上哭鬧的兒子,后悔的種子開始發芽。她想,要是沒結婚,是不是自己也能回城?是不是也能掙工資?
后悔的念頭越來越重,直到1979年夏天,國家出臺政策:未招工的知青可返回原籍。那天傍晚,周梅在有線廣播里聽到了這個天大的好消息,手里的洗衣盆“哐當”掉在地上,高興的她一夜沒睡著。
可第二天早早來到公社知青辦,工作人員的話像一盆冷水澆下來:“已婚知青,配偶是農民的,暫時不能返城,沒這政策。要回,除非離婚。”周梅的腿一下子軟了,她在知青辦門口坐了好久,日頭偏西了才往回走。回到家,看著劉勝,看著熟睡的兒子,她趴在炕上嗚嗚痛哭。
第三天起,她開始絕食,滴水不進,躺在床上,眼神空洞,一句話都不說。劉勝急得團團轉,端來粥勸她:“周梅,咱不回了行不行?我養活你和孩子。”周梅閉著眼,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我想回家,我想我爸媽。”
最終,劉勝松了口。離婚手續辦得很快,紅本本換成了綠本本。周梅收拾行李時,劉小軍醒了,伸著小手要她抱,嘴里喊著“媽媽”。她的心像針扎一樣疼,可還是推開了孩子,頭也不回地走了。劉勝抱著孩子站在村口,看著她坐的拖拉機揚起塵土,直到看不見影子,他才蹲在地上,難受地失聲痛哭。
回到天津,周梅被安置在天津紡織廠當了擋車工。車間里的機器轟鳴,比馬路上過往的車輛還吵,她常常想起劉莊的安靜,想起劉勝和兒子,想起劉勝為她端湯端水的情景,可眼前的一切很快又被現實壓下去——能回到天津,就是最好的。
兩年后,經人介紹,她嫁給了同廠的工人,日子過得平平淡淡,沒什么波瀾,也沒什么溫暖。1998年冬季,紡織廠改制,她下了崗,在家附近擺了個小攤,賣襪子、手套、針頭線腦,風吹日曬,日子越來越難。丈夫下崗后一蹶不振,常和她吵架,嫌她不生孩子,嫌她心里還想著農村的前夫和孩子。
1996年秋天,周梅在報紙上看見“巨鹿農村孩子以優異成績考上天津大學”的報道,那個農村孩子就是劉小軍。她的心猛地一跳,趕緊找熟人打聽,才知道那個劉小軍就是她的親生兒子,他真的考上了天津大學。后來又聽說,劉勝轉成了公辦教師,每月能領工資了。周梅心里又酸又澀又欣慰,她想去找兒子,可又沒勇氣——她是個拋棄孩子的母親,兒子會認她嗎?
劉小軍大學畢業后留在天津,后來進了政府機關,結婚成家,有了很好的生活。
周梅辦理退休手續后,又經營了一家早餐點,經過幾年的打拼,總算在一個小區買了一戶八十平米的步梯樓,她和她丈夫居住的是C區,A區和B區是高檔電梯樓。
世界真得很小,周梅夫妻倆搬到新房子不久,她意外見到了自己的親生兒子劉小軍,原來她母子倆同住一個小區內,兒子住在A區1號樓,那棟樓是躍層的大戶型。
從那以后,周梅常常在小區里遇見劉小軍,有時是他帶著妻子孩子散步,有時是他開車出門。劉小軍看見她,眼神會頓一下,然后移開,像不認識一樣。周梅想上前打招呼,可腳步像灌了鉛,怎么也挪不動。有一次,她看見了劉勝,跟劉小軍和劉小軍的兒子走在一起,頭發白了,背也駝了,可精神很好,臉上的笑容,像當年在劉莊小學時一樣。
周梅站在遠處,看著他們祖孫三代其樂融融,眼淚止不住地流。她想起1969年的天津站,想起劉莊的麥田,想起劉小軍伸著小手喊“媽媽”的樣子。她開始后悔了,后悔當年為了回城拋棄了孩子,后悔當初沒好好珍惜和劉勝的姻緣,后悔這一輩子過得這么潦草。可世上哪有后悔藥呢?生活就像黃河水,流走了,就再也回不來了。
后來周梅才知道,劉勝退休不久就來天津和兒子一起生活了,都來天津好多年了。周梅總想找機會和劉勝說句話,也很想對兒子說聲對不起,可她也有顧慮,一是怕兒子不接受道歉讓她尷尬,二是怕她丈夫吃醋發脾氣鬧得雞犬不寧。
今年夏天的一天午后,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買菜回來的周梅沒帶傘,站在小區大門口的遮陽棚下躲雨。這時劉小軍開車出門,看見她,停了車,搖下車窗,遞給她一把傘。周梅接過傘,想說“謝謝”,可喉嚨像堵著東西,怎么也說不出來。劉小軍沒說話,關上車窗,開車走了。周梅握著傘,感覺傘柄還有劉小軍的體溫,像當年劉勝披在她身上的蓑衣。她抬頭看著雨傘,心里想,或許這樣,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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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發誓一輩子扎根農村的周梅,終究沒能在劉莊的土壤里扎根。她的青春,她的愛情,她的孩子,都留在了那個遙遠的村莊,留在了那段再也回不去的知青歲月里。如今,她只能在每個黃昏,坐在小區的長椅上,看著A區的方向,想起劉莊的麥田,想起回城時兒子哭喊著找媽媽的情景,還有那句至今都沒說出口的“對不起”。
作者:草根作家(朱成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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