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成功當選日本首相！日媒&民眾：“戰后最惡的日本政權”出現

10月21日，日本政壇迎來一個歷史性的節點。隨著第219屆臨時國會的召開，高市早苗在眾參兩院的首相指名選舉中首輪指名選舉就超過233票當選為第104任首相，正式宣告高市內閣的誕生。

這不僅意味著自民黨與日本維新會的聯合政權正式啟動，也標志著日本戰后政治結構發生了根本性改變。更具象征意義的是，高市成為日本歷史上首位女性首相——但在這層光環之下，日本政治的另一面，也悄然顯露出一股熟悉的寒意。

就在新內閣組建的同一天，石破茂率領的內閣全體辭職，長達二十六年的自公合作正式畫上句號。高市在上午出席自民黨役員會，午后完成了內閣人事的最后調整：前防衛大臣木原稔確定出任官房長官，前干事長茂木敏充重新回到外務大臣的崗位，小泉進次郎則從農林水產大臣調任防衛大臣，而經濟產業大臣由赤澤亮正繼續擔任。

在這份名單中，熟悉的面孔與新晉議員并存，女性閣僚的比例有所提高——片山皋月、松島綠等人的名字出現在媒體的候選名單中，使這屆內閣被冠以“女性領導新風”的象征意義。然而，如果僅憑性別象征來理解這場政權交替，恐怕低估了它真正的政治含義。

事實上，這一切的發展，正如政治評論家古賀茂明在數日前所預言的那樣——“自維聯合”的誕生不僅不是革新的象征，反而是“安倍政治復活”的序章。

公明黨的離場讓自民黨失去了溫和制衡的盟友，而維新的加入，則讓這個聯合政權更具保守傾向。表面上看，這是一次權力重組；但從結構上看，它意味著日本政治正在徹底告別“中道平衡”的時代，重新走向以國家安全和經濟增長為優先的右傾路線。

從內閣人事的安排即可看出這種延續性。高市沿用了安倍時代的政治布局：茂木負責外交，小泉接手防衛，經濟再生仍由赤澤亮正掌舵——這支團隊幾乎是“安倍路線”的延長線。維新的加入，為這場“舊體制的復活”增添了一個新包裝，使得“改革”與“保守”在同一個政府中共存，看似矛盾，卻又在現實利益的驅動下彼此依存。

維新之所以愿意承擔風險，是因為自身早已處于衰退邊緣。自橋下徹與松井一郎退場后，黨內的凝聚力逐漸松動，各地丑聞頻發，使得全國擴張的勢頭戛然而止。除了大阪與近畿地區，他們的影響力幾乎消失殆盡。與其被新興勢力如參政黨取代，不如以“改革伙伴”的身份重新進入權力中心。正因如此，他們在與自民的談判中即便提出“削減議員席次”“禁止企業獻金”等看似苛刻的條件，也不過是為了在讓步后保留體面的退路——一場高調的談判，換取一次體制內的重生。

對自民黨而言，維新的加入同樣是一筆現實的算計。公明黨的退出讓基層動員能力驟減，而維新在地方層面的網絡能填補這一空缺。雙方理念不同，但在利益邏輯上高度一致：自民需要穩定的執政基礎，維新需要生存的空間。于是，在眾議院的投票現場，維新的議員果然如外界預料那樣寫下了“高市早苗”三個字，幫助她以超過半數的票數當選。這一刻，日本政治的權力重心，確實發生了歷史性的偏移。

日本媒體在報道中普遍以“史上首位女首相”作為標題，而公眾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新”與“象征”上。但如果把目光從新聞鏡頭移開，就會發現這場政權更替更像是一種循環。安倍經濟學留下的遺產與陰影——對大企業的偏向、對軍備的熱衷、對社會保障的壓縮——如今被高市完整繼承。她在競選中承諾“讓日本再次增長”，但這句話十年前安倍也說過。

古賀茂明的警告因此顯得格外冷靜。他指出，高市與維新的組合不僅會擴大貧富差距，更會削弱日本社會的中層結構，使整個社會陷入更深的分化與焦慮之中。

在他看來，這種政權的可怕之處不在于權力更替，而在于它讓過去的錯誤以“新面孔”的方式卷土重來。所謂改革，不過是更高明的復古；所謂女性首相，不過是舊時代的延長。

古賀茂明

從短期來看，高市政權或許能在民意與股市的短暫興奮中贏得掌聲，但聯合政權本身的脆弱性決定了它難以長久。維新一向擅長在關鍵時刻“反身退出”，以改革者的姿態脫身，并反過來利用解散選舉重塑聲望。對他們而言，這既是風險，也是策略。而對高市來說，這種合作既是榮耀，也是陷阱——她代表著日本政治的“新象征”，卻也背負著安倍路線的沉重包袱。

夜幕降臨，東京的電視屏幕上不斷閃爍著“女性首相誕生”的標題，人們在歡呼與期待中迎接新的開始。
但在某種意義上，這并不是一個“新”的起點，而是一場輪回的再現。
日本政壇看似完成了一次歷史跨越，實則在原地打轉。
當掌聲散去，當熱度退潮，也許人們才會意識到，這個國家正在悄然滑入一個熟悉而危險的軌道。

古賀在專欄的結語中寫道：“股價可能上漲，輿論可能歡呼，但當人們察覺到問題時，一切或許已經太遲。”
這句話此刻讀來，像是對今日日本的注腳。
它提醒人們，真正的衰退，并不在于經濟數字的下滑，而在于一個社會漸漸忘記了自己曾經走過的彎路。
當人們開始把過去的錯誤當作經驗、把舊時代的影子當成希望，那才是真正需要警惕的時刻。

日本網友如此評論：

“今天是10月21日的第82年紀念日。如今的年輕人大多已經不知道，這是一個命運性的日子——1943年，在東京的神宮外苑，東條英機的一番煽動下，全國的學生被迫參加了“學徒出陣”，也就是被征召入伍參戰。許多原本有望在第一線引領日本未來的才智之士，被迫投入了幾乎等同于自殺的特攻行動。如果他們能夠活下來，日本的歷史或許會因此改寫。那些被稱為“足以改變國家”的英才，就這樣將生命永遠留在了雷伊泰和沖繩的海上。諷刺的是，就在同一個日子，戰后日本政治中最右翼的大政翼贊體制也宣告成立。那些曾作為“日本新生希望的先驅”，而獻出生命的戰亡學徒們，若在天有靈，如今又是如何看待這個國家的現狀呢？我們絕不能讓他們的犧牲白費。當年日本戰敗之后，全體國民難道不都是在心中立下誓言，要再也不重復那樣的悲劇嗎？”

“已故的安倍曾把“失落的30年”當作口頭禪般掛在嘴邊，但對廣大國民來說，他兩次執政期間，反倒是“十年惡夢”的象征。日本從引入消費稅至今，已經整整36年了。當年，國家財政的主要收入還靠法人稅和所得稅，而如今，這一結構已被徹底改寫——如今的主要收入來源，成了消費稅。36年來，所得稅的收入幾乎沒有增長，而法人稅收入甚至不如36年前。正是這一財政結構的改變，拖慢了日本的經濟發展，導致長期停滯。而這一切背后的始作俑者，不言而喻，就是政府執政黨、財務省和日本銀行這三大勢力構成的“邪惡三角”。他們合謀之下，日本的經濟成長被嚴重扭曲、阻礙。”

“正如所說，今天的日本正被卷入一場黑暗政治之中。極少數的激進派和少數家族勢力正在悄然侵蝕并剝奪國民應有的權利。而那些主張軍備擴張、試圖挑戰國際秩序的政治人物，似乎也正大舉登上政治舞臺。凡是有違日本憲法的動向，最終都可以在這些政客的行為中找到影子。可以說，日本的前途正面臨著諸多難關與不安因素。”

“不用等到高市上臺，日本其實早就已經錯失了回頭的機會。就如同當年戰爭末期的參謀本部明知敗局已定卻仍強行拖延一樣，今天的政府恐怕也很清楚，日本已是無力回天。現在所剩下的，只是如何在衰退的過程中不斷左右搖擺、掙扎求存的問題罷了。不論是推廣NISA的資產運用，還是延長健康壽命，這些舉措也不過是日本在衰退過程中所做出的零散應對。而與美軍的一體化合作，也許正是國力衰弱后、不得不選擇的“較優解”。如果日本當初能夠守住曾經的經濟實力，那么，也許即使面對美國的壓力，依然能堅持“防衛費不超過GNP 1%”的政策；而中國對日本的態度，也不至于變得像今天這樣嚴厲。”

“我對那個曾被視為“最糟糕”的安倍政權再次上演深感憂慮。回想起安倍在任時，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他與高市、茂木三人時常掛著譏諷般的微笑，而“森友學園事件”、“統一教會問題”、“政治獻金丑聞”以及“黑金問題”等眾多爭議，至今都尚未得到妥善解決。在這些問題都沒有經過充分討論的前提下，卻又草率地推動聯合執政，實在令人無法接受。而更令人不解的是，國民竟然對這樣的聯合表示容忍。媒體和網絡上雖然經常對政局發展議論紛紛、熱情高漲，但現實中的選舉投票率卻長期低迷。這究竟說明了什么？如今社會上連投票都無法去的貧困國民比比皆是。面對這種狀況，不只是政治家、網絡上的發聲者，包括我自己在內，恐怕都必須認真去思考、反省。”

“在高市政權還未真正成為“戰后最糟糕政權”之前，自民黨可能就已經面臨分裂和崩潰的危機了。自民黨之所以能長期執政，是因為它一直維持著溫和的中道保守路線。但從高市迄今為止的言行來看，她的立場似乎過于偏右，這很可能導致黨內那些無法接受極右路線的議員倒戈、反叛。更糟的是，這次與日本維新會之間草率達成的“半吊子聯合”，實在顯得太過倉促。即使聲稱達成一致的政策，給人的感覺也不過是“說說而已”，最終很可能什么都做不成。結局或許是，高市首相只是留下一個“日本曾有位女性首相”的歷史腳注，然后在事態變得更糟之前，便悄然從政治舞臺上消失了。”

“為什么很多人對“高市成為首相”這件事抱有負面看法呢？她明明還什么都沒做，大家卻只是憑空預測，就開始批評和唱衰了。如果結果相反，日本真的開始走向良性發展，那些人又是否會為當初的言論負責？會不會道歉，然后當作一切都沒發生，繼續得過且過呢？另外，媒體上有不少聲音在把自民黨與公明黨的分裂說成是一種“壞事”，但我們也該冷靜思考——自公聯合真的對日本有利嗎？還是說，它反而成為阻礙日本成長的因素？無論是功勞還是過錯，都應客觀地檢視清楚。而對于自民黨和日本維新會之間的合作關系、是否組建聯合政府，現在就急著下結論，恐怕還為時尚早吧。”

#高市 #日本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