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素娟x董晨宇x吳琦：人到中年，如何對生活進行微調

人到中年，是一種什么感覺？社會時鐘的滴答聲、家庭與事業的雙重壓力，讓“中年”二字常常被誤解為倦怠、危機、身不由己的同義詞。

難道人生中場，注定是下坡路的起點嗎？不久前，單讀聯合小紅書·心理發起「人生中場而已」的主題活動，試圖從文學、社會、心理等多重維度，重新審視“中年”的意義。

我們邀請讀者參與線上話題互動，去傾聽那些生活中令人感到疲憊的瞬間，也去思考，如何用自己的節奏跳出社會為我們制定的時間表——

37 歲的@Rebecca 說，平靜的生活就是最舒適的，經濟下行更適合休息；40 歲的@獻魚清醒知曉自己的能力、性情、所處的位置，也接納自己成為一個“普通而自信”的人；34 歲的@奇奇鴨以“一點點運動”配合閱讀，來對抗身體機能下降，完成“精神暢游”的同時，還想出門去游蕩……

這些來自山南海北的朋友們，用他們的實踐與思考向我們訴說，中年的同義詞還可以是平靜、自信、想做就做，你大可以去探索另一種活法。

與此同時，名為「人生中場角落」的閱讀與對話之地，也在單向空間·郎園 Station、良渚大谷倉、阿那亞三地書店同步開放——主題書單展陳、「曾經療愈你的一本書」、「我成為了______的大人」互動墻、「我對自己沒什么意見箱」，讓每一位駐足的朋友都能在書與自我之間，找到中場喘息與重啟的空間。

“人生中場而已”，不只是一句自我安慰的話語，還是一種面對年齡焦慮、面對生活種種壓力時的破局姿態。它提醒我們，生命的節奏可以重新編排，身份的邊界可以被松動，未來依舊足以承載想象。

活動最后，我們邀請華東政法大學文學教授杜素娟、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董晨宇和單讀主編吳琦，以“人生中場，重新發現自己”為題，在心理圓桌中暢談——從社會語境到個體經驗，那些更具彈性與溫情的活法，正在被看見，正在被實踐。

以下是本場對談的文字回顧內容，分享給所有已來到和必將來到“中年”的朋友們：

人生中場，第二次“破殼”

吳琦 第一個問題，想問兩位老師，從你們的親身經歷和對社會的觀察，你們如何看待 “人生中場”這個概念？

董晨宇 我前幾天正好讀到一些相關的書，有一個作者，他把人生分為了幾個階段——最開始的孩子是“童話主義”的時代，就是我們是要有夢的；年輕人是“英雄主義”的，要讓夢成為現實；到了三十多歲，又變成所謂的“平衡主義”，你會發現你不是義無反顧地往前沖，而是突然停下來環顧四周，發現自己已經被社會結構的種種因素所包裹。

如果用一句話來開場的話，中年對我來講就是妥協和平衡。我二十多歲義無反顧地想要改變這個世界，但是現在，我想跟這個世界聊一聊，要不咱握手言和吧，大概是這樣一個很重要的改變。

杜素娟 我覺得“中場”的概念應該是四十歲到六十歲期間。這個人生時期，我已走過了大半，它就是個幻滅期，但對人生非常重要。因為你必須得幻滅一回，才能對自己做出調整。我們在高中、大學階段會對自己有一個想象，后面會用十幾年對自己當初的想象進行一個驗證——我能不能做得到？我做的這個計劃能不能實現？你會有十幾年比較執著。

但是到了四十歲、五十歲的時候，“做得到”還是“做不到”的答案，開始慢慢浮現出來。這個時候，我們會發現做不到很多事情，會經歷人生當中的幻滅。所以有人問我，杜老師，你覺得你當初對自己人生的規劃、人生的想象，到了四十多歲以后，你做到了多少？我覺得我基本都沒做到，就只能調整一個方向，再往前趕。

人生有兩個青春期，十七八歲的叫“青春叛逆期”，但我現在想極力糾正這個概念，不要把它叫成青春叛逆期，而是一個孩子破殼而出的第一次嘗試。但是等到我們四十來歲的時候，我們會經歷人生當中的第二次青春期，在人生中場，我們要再破一次殼。為什么呢？因為之前我們對人生的理解，對自己的想象都是在一二十歲的時候做出來的，但到三四十歲的時候，時代已經變化很多了，你原來對自己的定位和理解，可能滯后了，或者原來的定義是基于對自己的不了解，這個不了解是需要調整的，要重新再拿出一個更加適合自己的答案，或者生活方式。這個事情在哪里完成？就是四五十歲這個人生中場，所以它是人生的第二次轉型期，說得隆重一點，是戰略分析和轉型期。

而且青春期的第一次轉折和中年的這次轉折，是呼應的。第一次我們轉得不徹底，我們中年這一次的痛感就會很強烈；第一次轉得好一點，中場這次就會好受一點。

吳琦 在你們看來，第二次的轉身或者成長機會，和第一次的區別和聯系在哪里？如果第一次轉折沒處理好，怎么樣才能處理好，通向更好的第二次轉變的機會？

杜素娟 我覺得因為第一次轉身是突破性的，用“破殼”這個概念比較清晰，我在講黑塞的《德米安》的時候，用的就是這個“破殼”。那青春期的時候，殼是誰給的呢？一般是父母、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從一個孩子的童年開始，就會告訴你什么樣的人生值得過？你應該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這些給你構成了一個小殼。

但是孩子在十七八歲，慢慢長出自我意識的時候，TA 會懷疑，這個東西是我自己真正想要的嗎？這時候會出現一次破殼的沖動，我們把它叫“叛逆”。這一次青春期的叛逆是比較難的，因為這時候孩子手里的話語權不多，所以大部分的叛逆期都不成功。至少我觀察到的很多孩子是被打回到殼里去了，父母又給 TA 摁回去了。

而走出去的孩子有時候也很盲目，有的走向了憤青，有的走向了桀驁不馴，或者說一些要付出很多代價的道路，因為沒人引導 TA。

如果我們第一次破殼不成功，我們就這樣別別扭扭地走向人生之路了。具體表現為，我見到的許多青年人，過上了別人說、父母說、學校說“應該”的生活，但是自己不喜歡——學了自己不喜歡的專業，做了自己不喜歡的事情，進入了自己不擅長的領域，沿著這個道路走，走到四十多歲，痛感一定會再來。所以現在為什么大家經常說“自我養育”，就是因為覺得前面的那條道路不對，到了四十歲的時候，就會出現分水嶺，要么妥協，要么試試看，我還有機會嗎？所以在中年的時候會有一個彷徨期，就是“我還能不能為我自己再選擇一次”。

我在視頻里曾經反復講的一部作品《月亮與六便士》，里面的男主人公就是“第二次破殼”，四十歲的時候重新尋找自己的人生方向，想為自己活一回。你看那時候他的代價就很大。如果你第一次破殼破得不順利，第二次破殼的時候，因為你的人生基本成型了，你要破殼就很難，中年破殼的代價是很大的。我覺得這是兩次破殼之間的關系。

董晨宇 我這幾天在讀梁鴻老師的新書《要有光》，講的是中國厭學的孩子，在我們看來那些不正常的“問題少年”“問題少女”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們在家里是沒法做主的。比如說這個孩子不想上學了，書里面所有的爸媽都會說“你再去試試，你一定可以”。

在中國的傳統教育里，青春期的“破殼”是我想為自己做主，但是父母覺得你還小，我們來為你做主。到了四十歲的時候，可能正好反過來——有沒有人幫我做主啊？我父母在我二十多歲的時候，還一直試圖通過建議幫我做主，讓我去他的單位“子承父業”，后來我就“破殼”有了自己的想法。但在這一兩年里，當我的家人生病、照顧孩子、工作等等事情都放在一起的時候，我特別想有人告訴我，我應該怎么取舍？我應該怎么安排自己的時間？我發現沒有人告訴我了。

所以我發現中國的教育總有一個特別有意思的轉變瞬間，就是父母先前認為你不應該做這個，不應該做那個，但是等你長大之后他們會問你，你怎么不會做？比如青春期你不應該談戀愛，然后等你畢業之后，他們問你，怎么還不結婚？

我想借杜老師的話說，其實第一次破殼如果不成功的話，四十歲的時候會反噬，會讓你經歷更大的痛苦，所以這可能是人生的第二次調整期，甚至我會覺得是第二次長大。如果說我們到青春期的時候，是我們的童年死了，我們想要變成一個有主見的人；那當我們四十歲的時候，我們青年時期的狀態也將死去，我要重新換到另外一個調整期。這個調整期的困苦可能和青春期來得一樣猛烈，甚至一樣痛。

重新建構自我和人際關系

吳琦 兩位老師是哪一刻察覺到了“我的人生進入了一個轉變期，我的人生場次變了”？

杜素娟 其實我的人生是特別中規中矩的，讀書、畢業，然后跟今天年輕人的遭遇一樣，二十七八歲父母就來催婚了，“你看人家都結婚了，你怎么到現在還沒結婚？”我就覺得自己是有毛病的，讓父母丟臉了，這時候就想趕緊找人結婚。不像現在的年輕人會反問，沒有合適的，我為什么非要結婚？

我們那個年代不會有這個反問的能力，就覺得趕緊找吧，在自己同學里面找對象，然后過著這個中規中矩的人生。然后你到了三十多歲，會越過越覺得不對，你慢慢地被盤到那種很陳舊的生活模式里，不知不覺很老實地結婚了，很老實地生了孩子，漸漸地沒有自己了。

那時候我甚至覺得我的工作也不重要了，在學校里就有點想混，覺得孩子是第一位的，我就開始把我所有的課壓到一天里面，我最高的記錄是一天上 13 節課，方便我一周五天當中只來一天，其他時間全都在家里面帶孩子。你一開始覺得是很理所應當的，但是，慢慢就會覺得，我為什么這樣呢？當初我的那些夢想都變成了諷刺，我曾經對自己人生的想象好像是個笑話。

這個時候你想突破，我怎么就過上這樣的人生了？然后你才發現，我還以為我在過自己的生活，其實不過是在一路被規訓而已。等明白這個以后，中年的叛逆心就出來了，會想我是不是可以換一個活法？能不能不這樣活下去？這其實是一個覺醒的過程。

董晨宇 我覺得有三個瞬間會讓我覺得自己好像有很大的變化。

第一個瞬間是，我看到以前的自己會覺得很好笑。這個好笑是我會換一種方式處理曾經的問題，這是一個很大的轉變。我其實是一個很反骨的人，雖然在大學教書，但不是一個特別典型的大學老師。舉個例子，我剛入職的時候曾經參加過一次學術會議，當時穿得比較不像大學老師就去了。會議的主辦方里一位比較年長的老師，會議之后就拉過我說，“董老師下次不要穿成這樣了。”我當時對他微微一笑，心里面說了一句話，“你放心，下回不來了”。

當時我是覺得，我有自己的想法，我不會在乎別人怎么看我。但是我現在的想法是，如果穿什么東西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要達到我自己的其他目的，比如交流、學習，那我完全可以穿成他們想要的那個樣子，我覺得我的目的達到就可以了。會有這樣的，我不知道是好是壞，但是很真實的一個轉變。

第二個轉變是當學生問我人生建議的時候，我以前都說我建議不了，但現在會忍不住說兩句了，我開始給建議了。

第三，我覺得自己越來越回到曾經想要掙脫的結構當中。青春期的時候，我是要掙脫這個結構的，包括入職大學老師的時候，我的第一個想法就是“為什么你們要這樣定義大學老師？”不瞞各位，我之前在國外讀書的時候，我身上有紋身，其中后背有一個 tranquility 的紋身。在我第一份教職的時候，領導就問，“董老師，你這是什么？”我當時心里咯噔一聲，我說，“tranquility 這個詞的意思是平靜，是我對自己學術生涯的一個要求……”當時我就覺得我要做自己，我不在乎別人怎么看。

但后來，我越來越覺得自己在結構當中，比如我現在在想，我出一趟差，孩子全是我太太在照顧，我一定要盡快回去；孩子周一會有國旗下的演講，周三有英語演講；我還在想，我要照顧我的父母，在想我的學生，我的備課什么時候完成，我和其它老師合作的論文的進度要怎么推……我發現，我現在在我以前想掙脫的結構當中，我不得不負起更多的責任。

這三個瞬間，一個是我在反思，一個是我在回到結構中，還有一個就是我開始忍不住說兩句，但是又不敢說太多。

吳琦 性別這個維度在“人生中場”的時候，對男性女性的影響會有什么樣的不同之處嗎？

杜素娟 我覺得各有各的難處。剛才董老師用了個特別好的詞，“結構”，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結構，很多時候我們離不開這個結構，但也要在這個結構當中不斷突破，才能讓自己喘息。比如在進入職場以后，我的結構基本上就是圍繞著家庭，因為要盡母職。而且我是個很傳統的山東女性，母愛爆棚的那種，我覺得我有了孩子以后，她的命比我重要，她的人生也比我重要——你不知道這個概念是從哪里來的。等到我的孩子長大以后，我才突然意識到，我跟她的人生是平等的，她有她的權利，我也有我的權利，在那之前我跟她是不平等的。

以前有個作家叫池莉，寫了一句話“如果孩子的盛開需要肥沃的土壤，我情愿腐朽在她的根下。”我就覺得很震動，一個卑微的媽媽對女兒的特殊的愛。我原來也是這樣的，但是后來我覺得這個不對，你看，這就是一個框架。大約到了四十多歲以后，我才慢慢突破這個框架，我要為我自己爭取生活的權利。其實我們說的框架是個認知框架，在很長的時間里，你的認識框架很陳舊，你就覺得要表達對孩子的愛，我得把我的人生都賭給她，像池莉說的，得把所有的我都腐爛成營養給她。其實孩子不需要的，你可以跟她平等地在一起生活。

但就這一點小小的認知的改變，我都用了很久很久。我鼓勵孩子，你要享受自由，但我自己一點都不自由，我把自己約束在種種身份里面，所以后來我是從我女兒身上開始學習，我可以跟她平等相處，我可以學會用同樣的方式去愛自己，去重新架構我跟其他人的關系。

人生說到底是你和你所有周邊人的關系，父母、孩子、同事、領導……這些關系，你在原有架構的基礎上，需要反思對還是不對。我的人生中場最大的一個感悟，就是我要重新建構這些關系，因為前面的建構不對，這些框架都要重新打破，再重新架構。這是一個漫長的工程，這個工程我開始得比較晚，年輕的朋友們，你們可以現在就開始重新架構這個關系，讓自己得到更多的自由，得到更多的平等。五四新文化運動談的“平等自由”，不應該是個宏觀概念，應該是從我們每一個個體的日常生活中去架構的觀念，否則它就是個空的，不可能實現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中場的最主要任務就是干這個，建一個新框架，我們 60 后干得太晚了，早點干。我希望年輕的朋友更早地為自己爭取自由，用平等的視角去看這些人際關系，這是很重要的。

在生活中微調

吳琦 說到“中場”這個概念的時候，兩位都提到了一種范式，就是所謂的叛逆。像《月亮與六便士》里，某種決絕式地離開原本的生活，跟過去的環境徹底決裂；還有一種，是董老師早先說到的一種妥協與平衡。你們觀察到真正做出決絕選擇的人是什么樣的？占多數嗎？以及，我們怎么認知這兩種不同的度過中場的方式和策略？

杜素娟 我覺得這是因人而異的。我身邊有些朋友是很決絕的，比如突然辭職不干了，放棄穩定的大學教職，到外面自己去開公司。但大部分人還是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我們的人生沒有辦法做到絕對自由。如果說能夠絕對自由，我也跑了，但我做不到。

為什么做不到呢？因為你身上的責任太多了，你有父母要贍養，有孩子要撫養，這些還是要考量的。我一個人是沒有問題，但是我要是做一場叛逆，有多少我生命當中的人會被我連累？假如我的叛逆是給他們帶來福音的，那我就叛了；但是假如我做了一個極端的選擇，可能會連累太多我生命當中的人，那這件事情我是不能做的。所以大部分情況下，我覺得生活都是微調，不能夠急劇地動蕩。比如《月亮與六便士》，就是急劇地徹底地打爛了框架，拋妻棄子，工作不要了，家不要了，城市也不要了，從倫敦跑到了巴黎，但是我們也看到最后他的代價有多大。

那是我們都做不到的，因為我們身上還有責任。所以我覺得沒有那種出走的勇氣也并不恥辱，敢于在現實當中微調，也是勇氣。你不需要非得用一些標志性的行為，出走到云南，或者到哪里，其實是要基于自己的生活，敢做一些別人認為比較危險的或者沒價值的事情，我認為我對自己做出了個性化的謀劃，我覺得做這件事情很有價值，我就去做。我敢于在看上去大家都這樣的情況下，做出一些跟他們不一樣的選擇，這一點，我到現在都挺驕傲的。比如我最早在視頻平臺講課，所有老師聽到之后都嗤之以鼻，但是我知道我能夠帶給更多人幫助，能夠和大家共鳴，共同成長，我就做了。我并沒有按照既定的軌道說，這個該干，那個不該干。其實從現在開始，就應該為自己做這個中場轉折的調整，就以“我喜歡干什么”“我能干什么”這兩個關鍵詞就可以了，你會發現非常難。

第一，我們都不知道自己喜歡什么；第二更重要的是，喜歡一樣東西，是不是我就能做它，又是個很大的問題。其實你想透了這兩件事情，你的人生中場就會很流暢地轉過去，或者都不需要轉場，直接從你最早的軌道上順滑地往前繼續發展。有些人做巨大的框架性的變革，是因為前面真的走錯了，不打破已經不行了，像《月亮與六便士》，家庭婚姻無愛，職業是自己痛恨的，那他只能打破。我經常說，如果這個職業不是特別讓你厭惡，其實你不要把它看得很重要，它就是個謀生工具，你賦予它那么多價值干嘛？能拿到錢，不要讓它出很大問題就可以了，我還有精力去找自己喜歡的東西，為自己再建構一個屬于自己的世界。

很多時候，如果我們喜歡的和自己的謀生能合二為一最好了；不能合二為一的，必須分軌建設，你敢分軌建設，你已經是勇士了。一邊謀生，一邊去找能做的和喜歡做的事情，你的人生就不需要在中場時劇烈地框架式的地震，微調就可以了，我是這樣想的。

董晨宇 我其實特別同意杜老師說的。我的微調就是我一直在堅持一件事情，給自己的生活留白。雖然我有特別多事，但是我有一些獨處時間，干我自己想干的事，這對我特別重要。做自己想做的事，這事可以非常具體。我現在就喜歡翻書，我們家買了無數書，以前我特別怕別人問我個問題，你讀過嗎？現在別人問我，我會特別自豪地說，沒怎么讀過。因為我喜歡翻，我可能就翻一兩頁，但這是我的一個自留地。我做視頻、做圖文、做賬號、做播客，我也特別開心，我做了很多不為了什么的事情。

我還有一個朋友，在一個中年男性的圈子里，他們的愛好是買手電筒。我問你們干嘛？他說比誰的更亮。我當時拍拍他的肩膀，我說你高興就好。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留白。“留白”從心理學上來講就是有多重自我，被打垮的人往往是只有一重自我的。這事對我太關鍵了，如果你有多重自我，當你論文發不出去的時候，你一看抽屜里——這手電筒真亮，你可能就沒有那么難過。所以找到自己最亮的那個手電筒，我覺得是特別重要的事。

杜素娟 現在很多年輕人特別“脆弱”，是因為你的生活是單軌的。比如我是一個員工，我的人生中就只有工作，只有“領導怎么對待我、同事怎么對待我、我有沒有得到晉升”，這就會非常影響你，如果你沒有得到晉升，你就粉碎了。

但是假如你是個員工，你還在平臺做賬號，雖然你沒有弄到什么錢，但是因為你有這個軌道，當同事都不跟我玩了，也沒關系，還有另一群人跟我玩，你不會覺得那是個事，這個軌道就起這個作用。雙軌甚至三軌、四軌人生，它帶給你的一個作用，就是“彈性”。你的生活是有彈性的，你的自我也是有彈性的，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輕易捏碎你的生活，因為他不能把你每一個角落都給你捏碎。

所以現在遇到年輕人，我都說，你給自己多弄幾個小園地。周作人有一個散文，名字就叫《自己的園地》。我們是社會人，不得不混職場，但一定切記給自己搞個小園地。像我有個同事，她的小園地有多簡單？就是做手工。她就跟別人表現得不一樣，有的年輕人被批評一句，就哭得不行。那個小姑娘你休想把她搞哭，因為她無所謂，她不開心的時候，回去捏幾個手工就復原了，她的價值感在那里。

所以，不要把你的價值感和存在感放在一個籃子里。多放幾個籃子，你會變得很堅強。這就是為什么我們提倡年輕人做斜杠青年，你要有自己的園地，你要敢于去做這些。

“園地”還有兩個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你不會被體制化。因為我是多軌的，到某個場域里面，我不會被它規訓得太厲害。第二，如果你有多軌，你也不會特別地計較。我們會計較是因為有且僅有這一點利益，只有這一點點蛋糕，你一定搶個不停。老是搶來搶去，人的長相都會變的，變得猙獰，因為你必須搶。不要讓自己變成這樣。當然，還可以防油膩，因為不斷有新的刺激、新的場地在培養你，讓你成長。

吳琦 我也很喜歡杜老師說到的自我的“園地”，這里面最重要的提醒可能是，要把興趣和工作分開，因為工作的確有時候是不由自己的。在一定的社會結構當中，你能找到什么樣的工作，甚至你能不能找到工作，都不是完全跟你的能力和你的興趣的光譜相關的，但是這不妨礙你繼續讓自己的興趣擁有一個更長的生命，或者是擁有一個更亮的手電筒。

最后一個問題，兩位在自己的日程安排當中，用什么樣的方法去調整和劃定自己的時間邊界？

杜素娟 我管理時間的方式是我會把每天的行程寫在手機里面。我還有個紙質的本子，里面我劃了五欄，把視頻平臺上要做的事情，我要寫的文章，單位的事情進行分類。每次我就寫這一個星期里面，每一欄我要做的事情，一件一件把它列上去，我還會用序號編一個序，首先做什么，其次做什么，我會把自己的讀書和寫文章放在第一位，我有時間我就先干這個，這個干完了以后我再依序往下干。

我還有個小經驗，有些事情很費時間，比如準備稿子，拍視頻……但是還有一些事務性的東西，我會很高效地完成它，你把它做掉就可以了，不要在那個地方糾結。你要分出來輕重緩急的次序。

我把這一個星期要做的事情全部擺在面前，干完一件事，就用彩筆劃掉，一個星期下來，這一張紙上花花綠綠全劃掉了，我會特別有成就感，會覺得所謂的充實無非就是這樣。如果你不把它列出來，你就會很亂，而且很焦慮，很恐慌，感覺有很多事，但也不是特別清楚有哪些事。所以你要把每一件事情都一樣一樣地寫下來，然后一樣一樣去做。其實你會發現時間盡在掌握，不會有焦慮感，也不會感覺時間特別不夠用。

董晨宇 我補充一個我的感觸吧。因為我幾乎沒有一項工作是自己獨立完成的，比如論文寫作，我都是和學生一起合作。所以我特別想跟大家分享的一點是，不管你做什么，你把別人拉上了，想要長期做這件事，就要非常明白對方想要得到什么，并且要給對方這個東西。比如所有參與論文寫作的學生全部都有署名；如果這個東西不具有學術意義，是一個課題、社會調研，那一定把錢給到。我會覺得團隊能夠走下去，是你對得起別人，當你去利他的時候，你會利己。所以我覺得形成一個良好的機制，就是我們都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想要達到什么目的，有一個這樣的分工。

剛才杜老師說的是“一個人是一個隊伍”，要管理自己的時間；而我覺得“一個人要有一個隊伍”，就是我會有不同方向的合作者，所以要做個厚道人，我覺得我和我的合作者可以長期走下去，其實是一個共贏的狀態。

所以比如說我做個視頻，大家會覺得哪有那么多時間。其實我會寫視頻的稿子，寫完了之后我就拍，拍完之后會有人剪輯，負責剪輯的人會得到 TA 的報酬，然后我再發布。其實我拍一個視頻，從選題到結束，大概兩個小時可以搞定，而我大概一個月做兩個視頻就打住了，花不了多長時間。所以當所有人都說你做這么多事情的時候，其實我沒做那么多事情。當你有了對自己的規劃，你會發現其實你不用特別忙。

杜素娟 我也補充一句。以前有年輕人問過我，老師我這個工作沒有任何意義，我在一個不好的單位里，怎么辦？我覺得不存在，任何一個單位，任何一個工作都是有意義的——只要你做一件事，就是訓練自己的工作邏輯。比如我現在在我的大學里面做了一點點教務處的行政工作，不能說我不喜歡，但的確是各種陰差陽錯導致了這個工作的出現。但是后來，我就積極面對這個問題，把它當成我訓練自己工作邏輯的一個方法。很多時候我們覺得工作很占時間，可能是因為我們沒有訓練出自己的工作邏輯。

舉個例子，比如我們最近在改本科培養方案，非常好笑的是，我一個學文學的，要修改法學專業的培養方案，改它的課程體系。這件事情很浩大，但是我就訓練自己，帶著我們的一個小團隊，把里面的邏輯給它順出來。為什么改它？就是因為原來的方案有問題，所以第一件工作，就是大家集體去找問題，把問題各自列成清單；第二步，大家坐下來討論，要改變這個問題，意味著要改變培養方案里面的哪個課程板塊、哪些課時安排？問題討論清楚了，我們就要重新設計課程板塊，這時候我就說，我作為最頂層設計，我來設計課程板塊，設計好后，交給團隊的人去把課程填進去。這個草稿有了之后，再把相關學院的人叫來討論，覺得哪個地方合理，哪個地方不合理；之后再把公共課的人叫來討論公共課板塊設置。我們用了不到半個月的時間，就把這個別人要用半年、一年才能搞定的事，有條不紊地做完了。

我覺得這件事對我幫助就很大。所以有時候你覺得這個工作毫無意義，是因為你沒有找到它讓你成長的點，任何一個工作都是對你的訓練，就看你懂不懂得用它。訓練出來了之后，即使將來你不做這件事了，它也是令你受益無窮的。你看時間這不就省出來了嗎？很多時候有邏輯地做工作，你就會發現時間省到極致，且又高效又好，我覺得這也是時間管理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