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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 3634
不久前,大米和小米的首位自閉癥員工——28歲的李羽飛,與公司簽訂了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
這對于一個普通人來說或許不算什么,但對羽飛來說,無疑是一個意義非凡的里程碑。
羽飛是一名高功能自閉癥人士,還需要長期服藥控制癲癇。
聊起兒子時,羽飛爸爸語氣平靜而克制,卻反復提及“幸運”二字,他說,羽飛能走到今天,完全超出了他最初的想象,內心充滿感激。
從無法適應幼兒園生活、初中屢遭投訴,到考上大學、獲得一等獎學金、再到最終融入職場,羽飛所走的每一步,都離不開家庭、學校和單位共同鋪就的堅實基石。
口述 | 羽飛爸爸
整理 | Kido
編輯 |Zo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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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入職暈倒到無期限合同
說實話,羽飛能得到這份工作,并且堅持了6年,已經超出了我的預期,所以當他說簽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時,我簡直不敢相信——這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
我見過太多家長費心費力為譜系孩子找工作,卻往往做不長久,孩子最終還是回到家里。因此,羽飛初入職場時,我根本沒信心他能堅持下來。
我很清楚,如果他去的是普通單位,可能早就待不下去了。幸運的是,他遇到了一個好單位、一群善意的同事和領導,能夠接納他的特殊情況。即便如此,當意外來臨時,我心里仍然沒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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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飛爸爸,你快來一下,羽飛在辦公室突然暈倒了!”
那是2019年9月29日,羽飛入職的第六天,我接到公司電話的那一刻,心一下子就揪緊了。我是一名警察,自認經歷過不少場面,但那一刻,我是真是又急又怕。
趕到公司時,羽飛已經醒了,人還很虛弱,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么。同事們告訴我,羽飛癲癇發作時毫無征兆,就像開關一樣,突然就暈倒了。
我心里特別不是滋味,覺得給單位添了天大的麻煩。我向領導道歉:“真的特別不好意思,羽飛上學時從來沒這樣過。” 后來檢查才知道,這是他高一腦膜瘤手術和伽馬刀治療后,病灶結疤引發的術后并發癥。
大米后來也半開玩笑說:“我們千挑萬選找第一個自閉癥孩子參加工作,結果是個癲癇。”
那段時間,公司讓羽飛先在家休養。我不敢告訴他可能會失去工作,但他自己卻著急,每天都想回去上班。公司安排的遠程任務,他也總是加班加點完成。用最樸素的方式,表達著對這份工作的珍惜。
我一邊安撫羽飛,告訴他必須養好身體,否則回去再發病還得讓大家照顧你。把利害關系給他講清楚后,他聽勸,踏實在家安心休養。另一邊,我拿著醫院的診斷證明,反復跟公司溝通,保證我們會按時吃藥,控制病情。
最終,公司決定讓他回來。這個決定,不僅保住了羽飛的工作,更保住了我們全家多年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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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羽飛每天都要服藥,我每月定期去醫院取藥,他的病情一直很穩定。我深知,對我們這樣的家庭來說,羽飛能走到“上班”這一步有多不容易。
這份無固定期限合同,對我們來說更是意義重大。
北京有很多自閉癥家長都很羨慕李羽飛能上班,但我知道,這條就業之路,我們陪著他磕磕絆絆走了二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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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爸爸”的鋪路
羽飛的成長之路,是從一次次被“拒絕”開始的。
他4歲時被確診為高功能自閉癥,上不了公立幼兒園,因為沒有紀律觀念,總是說走就走,老師管不住。
到了初中,真正的麻煩來了。一些調皮的同學會欺負羽飛,而羽飛一被招惹就情緒失控,大發脾氣,導致全班都沒法上課。很多家長找到學校投訴,要求他退學。
我成了老師辦公室常客。那段時間,羽飛媽媽剛做完腦癌手術需要休養,家里全靠我一個人。我不得不從部隊轉業,從事交警工作后雖然忙碌,可我知道,這時候家長必須頂上去。
我利用每一次被約談的機會,跟老師、校領導反復溝通,介紹自閉癥的情況,虛心接受意見,配合學校工作。
后來我想了個辦法,我跟班主任商量,讓班上最負責的五個班干部,從周一到周五,每人一天,輪流陪著羽飛,別讓同學欺負他。放學后,班干部把他交到我手里,就算完成任務。
這個方法奏效了,羽飛安穩度過了初中。三年里,我每天下午4點雷打不動地去接他,單位下午的會我基本不參加。
耽誤的工作,我就晚上、周末加班補回來。不得不找同事替班時,我也會在節假日替他們值班,常年如此,同事們都很理解和支持我。
羽飛上的高中教學質量一般,正因為這樣,他才有機會考上。我當時的目標很明確,不是要上好學校,而是要上適合他的學校。后來班上學生陸陸續續轉學,只剩11個學生。我想這更好了,老師能分出更多精力關照孩子。
可命運又跟我們開了個玩笑。高一那年,羽飛開始頻繁嘔吐,起初我們以為是腸胃問題,結果查出是腦膜瘤,腫瘤已有雞蛋大小。
開顱手術后,羽飛不得不休學一年,重新讀高一。所幸老師很包容他,囑咐同學們不要欺負羽飛,還經常關心他。羽飛也知道老師對他好,愿意聽老師的話。
我當時想,這孩子能念完高中,我就謝天謝地了。沒想到,他學習挺認真,順利畢業了,還考上了首鋼工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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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學要住校,我又開始忐忑,他從未獨立生活過,能行嗎?會不會掛科畢不了業?
開學前,我又開始為他提前準備。我和學校保衛部門打了招呼,請他們關照。還特意穿著警服去學校看望羽飛,跟老師、同學聊天。
我沒多說什么,但想大家都知道:“羽飛的爸爸是警察。”這是一種無形的保護。我還專門跟老師商量,把羽飛和幾個性格好的孩子安排在一個宿舍。
令我驚喜的是,羽飛在大學里徹底開竅了。他學習特別自覺刻苦,不懂主動問老師。老師們都跟我說,這么多年很少見到這么主動的學生,所以成績一直名列前茅,每年都拿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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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住校經歷,讓他第一次體驗了獨立生活,也讓他把上學這套模式刻在了腦子里,這為他日后上班打下了最重要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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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就是完成“作業”
羽飛能穩定工作六年,離不開單位的包容,也離不開我們在家中的全力支持。我常說,孩子是家長的一面鏡子,我們在家怎么教,他在外就會怎么做。
對他來說,上班,就像完成一份更復雜的“作業”。我這個父親,就是他的“課后輔導員”。
我從小就教育他要懂得感恩和分享。家里有好吃的,比如新上市的荔枝、櫻桃,我都會多準備一點,讓他帶去單位和同事們分享。
他雖不懂人情世故,卻真誠待人,誰對他好,他都記在心里。他會把品相好的水果分給同事,把壞的、小的留給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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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時候,講道理他理解不了,我就抓住生活里的實例借機引導。有一次公司團建,大家點菜時,羽飛直接點了自己愛吃的大蝦和肘子,還把照片發給了奶奶。
我看到后馬上打電話給他:“你看,平時中午在單位一頓飯才15元,這兩個菜就快200元了。你點這么貴的菜,以后誰還敢請你吃飯?”我問他花這么多錢會不會心疼,他聽懂了,說“心疼”。
后來,我又讓他自己花錢回請同事,并再次叮囑:“要點一些大家都能吃的大眾菜,這樣人家才愿意再帶你一起玩。”
為了隨時掌握他的情況和動向,我們家形成了一套雷打不動的匯報制度。
每天早上,羽飛都會騎自行車到北太平莊地鐵站,鎖好車后一個電話:“上地鐵了。”換乘時打第二個電話;到單位,再打第三個電話報平安。
下班亦是如此,掃到共享單車時打一個電話,告訴我們要去地鐵站了;換乘時再一個,說該做飯了;下地鐵準備騎車回家時也會告知……每一個節點,他都會簡短匯報,像沿途的燈,讓我們知道他在哪。
每個節點他會打兩份電話——如果我忙接不了,就打給奶奶;奶奶沒接到,就發信息給我。這份看似繁瑣的溝通,既是對他安全的保障,也強化了他的規則意識。
同事們都說,羽飛對工作比較認真負責任。他不像有的譜系孩子,只做自己喜歡的事,而是會服從單位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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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上班當成了一份要完成的“作業”,把同事當成了關心他的“同學”。6年來,他越來越得心應手,他特別單純,因為領導、同事對他都特別好,也正因為領導同事對他好,他對待每項任務都格外認真。
很多人問我培養羽飛有什么“秘訣”,回頭看這些年,其實哪有什么秘訣,我當了20多年兵,信奉的就是責任和擔當。孩子遇到了困難,家長不能退,必須頂在最前面,為他鋪路架橋,為他遮風擋雨。
無論是家庭教育,還是幫他解決實際問題,都是父母應盡的責任。但外部環境同樣重要,尤其是單位的領導、同事和理念文化特別重要。如果沒有這些,家長做再多努力也無濟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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