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智化被逼道歉，活該嗎？有3個真相卻沒人提——

VOL 3635

這幾天，中國臺灣歌手鄭智化批評在深圳機場出行不便利，感覺喪盡尊嚴，掀起了一場風波。

很不幸，事件原本可以具體問題具體討論，卻劣化為了一場針對提出問題者的網絡圍剿。最終，以鄭智化的“道歉”暫告段落。

要說鄭智化還算幸運，沒有像今年上半年在大理機場的自閉癥孩子一樣遭遇拒載。（）

自閉癥群體雖與鄭智化殘障類型不同，但只要我們頻繁帶他們出門，無論是購物娛樂還是旅游，就是程度再輕微的孩子，也大概率會遭遇不便和歧視。程度嚴重點，拒載也不在話下。

于公于私，這一次我必須支持鄭智化。

文 | 皮皮爸

編輯 | Jarvis

焦點被偷換，沒道理也沒尊嚴

事件的起因，是鄭智化基于親身經歷，批評深圳機場乃至大陸機場無障礙設施和規則不太完善。他的核心訴求是“平等出行的權利”。

然而，深圳機場方面放出經過剪輯、甚至被網友發現調快了倍速的“幫扶”視頻后，輿論焦點被巧妙地、也不乏惡意地，從“設施是否完善”偷換成了“鄭智化有無‘連滾帶爬’”以及“機場服務是否到位”。

這種偏焦甚至失焦，極具破壞性，嚴重缺乏對殘障人士的同理心。

將一個人的傷痛作為談資和笑料，既殘忍又邪惡。人們逐幀審查他有沒有在肢體動作上“連滾帶爬”，卻全然忘記，讓他陷入這種凝視，他在精神上不但也“連滾帶爬”，更是被踩倒在地。

一個文明的社會，不應該如此。

機場作為服務提供方，未經乘客允許，公開涉及乘客殘障隱私的視頻，在程序倫理上已站不住腳。

這開啟了一個危險的先例：當服務對象提出批評后，服務方可以利用信息優勢，選擇性地公開或不公開信息，乃至剪裁加工后再公開部分信息，以引導輿論、反制批評。

個體面對這種信息霸凌，大概率會潰敗。

我們不妨做一個極端的假設：即便鄭智化的言辭存在情緒化的“夸大”，其危害性究竟有多大？跟機場面對所有殘障人士的冷漠，孰輕孰重？

一位殘障人士可能帶有情緒的投訴，最大影響無非讓機場的服務瑕疵被放大。但機場首先想的不是誠意整改，而是通過發布有導向性的信息，逼得殘障人士道歉和噤聲，這將徹底模糊真問題，幾何倍數地擴散惡意。

當人們糾結“連滾帶爬”是修辭還是寫實時，實際上是在用顯微鏡尋找一片樹葉上的蟲斑，卻對整片森林的病蟲害視而不見。

這種輿論的狂歡，讓真正需要被看見、被討論、被改進的系統性障礙，再次成功逃遁。

我們的街頭，為何“圈禁”殘障人士？

鄭智化是很少經常出現在公眾場合的輪椅出行者。實際上，中國街頭可見的輪椅出行者的數量，遠低于歐美發達國家。

這是因為中國的殘障人士比例更低，或他們的康復水平比歐美更高嗎？

當然不是。誰都知道，中國的許多殘障人士，只是被不友好的公共環境“圈禁”在了家中。 到最后，連他們自己都不敢出門，羞于出門。

我們譜系孩子最核心的障礙就是社交，長期家里蹲，勢必會加劇社交障礙，也讓他們在成年之前接受的干預和教養成果付諸東流。

2007年，中國作為締約國的《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正式發布，其八大“一般原則”之一就是“無障礙”，其明確規定：

締約國應當采取適當措施，確保殘疾人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無障礙地進出物質環境，使用交通工具，利用信息和通信，包括信息和通信技術和系統，以及享用在城市和農村地區向公眾開放或提供的其他設施和服務。

很遺憾的是，我們雖然在公約規定的“建筑、道路、交通和其他室內外設施，包括學校、住房、醫療設施和工作場所”中落實了無障礙設施，但實際上，卻很難真的起到無障礙的作用。

在我們很多城市的街頭，被電線桿、共享單車和汽車占用的盲道、沒有斜坡的臺階、高達20厘米的登機口落差……都隨處可見。

我甚至從未遇到過一個盲人沿著盲道獨立出行的。你遇到過嗎？

在殘障人士被公共場所視作不被歡迎的人之后，他們叫苦喊冤的聲音必然更不會被接受——鄭智化就是一個例子。

有個段子：某大地主大善人不忍心見到鄉親受窮，于是就把他們趕到百里之外任其自生自滅。對殘障人士，很多人都踐行“眼不見為凈”的邏輯。我看不見你，你就沒殘障，甚至就沒你這個人。

很多人心中理想的公共場所，是“干凈”的，秩序井然的，容不得老病殘障者來攪局。他們攻擊鄭智化，一點也不奇怪。

只是他們可能忘記了，自己和家人也有殘障的可能性，而且必然會老去，要是活得足夠長，必然會坐上輪椅。

要權利，不要憐憫和恩賜

深圳機場放出視頻要證明的，與鄭智化投訴的，本不是同一個問題。

他并沒有說沒人幫助他，他想表達的是：為什么機場明明可以不留登機口的落差，而非要留，沒困難創造困難也要“幫助”他？

殘障人士真正需要的，是能夠與所有人一樣自主順暢出行。幫扶是事后補救，帶有施舍與恩賜的色彩。權利則關乎平等與尊嚴。

當人們為機場的“幫扶”幫腔，卻忽視“權利”，實際上就默認了“幫扶”發生前，機場所有規定和設施的合理性。進一步說，這也顯示了公共場所是“我們正常人”的，而不是“鄭智化這種人”的。

很多網帖指責鄭智化不應該到處跑，省得麻煩到別人。還有人質問他為啥不拄拐上飛機。這種將殘障人士“非人化”“非我化”的思維，恰恰是無障礙設施建設長期流于形式、缺乏人性化細節的源頭。

本質上，這是某些人群慕強凌弱、狐假虎威的又一次演出。

說他們慕強而非恃強，是因為這個“強”并非網民自身的力量，而是他們臆想中與權力機構、大企業站在一起的虛幻優越感。他們攻擊一個看似“挑戰權威”的個體，可能會獲得某種歸屬感和安全感。

可嘆鄭智化，作為一位擁有廣泛知名度、且形象正面的藝人，遭遇尚且如此，普通殘障人士及其家屬見此場景，以后還敢說三道四嗎？

鄭智化最終被逼道歉，很令人痛心。它意味著，即便是合情合理的批評，也可能因對方的強勢反制而付出沉重代價——不少人已經宣稱要抵制他了。

當越來越多的人因恐懼而噤若寒蟬，公共空間沒有批評就沒有建設性，最終會剩下什么？殘障人士進入公共場所，又會遭遇什么？

這樣的例子，在社交媒體上比比皆是。在很多社交媒體平臺上，遇到自閉癥孩子乘機被拒載等新聞時，不少評論一邊倒地對自閉癥孩子有罪推論，認為他們威脅且邪惡。

這和鄭智化這次遭遇的全面無死角的審視，何其相似。

鄭智化事件，絕不是一個明星“耍大牌”后的反噬，它是一聲刺耳的警報，提醒我們：殘障人士的平等出行權，遠未實現。

反思這場失敗的公共討論，需要重新將目光聚焦到那些被忽視的20厘米落差、被占用的盲道、以及殘障人士很少外出的家門。

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不是由它如何對待強者來衡量的，而是由它如何對待弱者，包括殘障人士來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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