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日本奈良地方法院外從早上就排起隊。三十個旁聽席,報名的人超過七百。秋風刮在臉上,人群一動不動,只等那場遲到三年的庭審。安倍晉三被槍擊案終于要正式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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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徹也,四十五歲,無業。父親早逝,母親信奉統一教會二十多年,為教團捐光了家產。兄長自殺,房子被賣,家庭崩潰。2022年7月8日,他在奈良街頭舉槍射擊,前首相中彈身亡。日本社會第一次看見:政治人物也會在公共場合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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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方起訴他五項罪名:殺人、非法持槍、自制武器、違反火藥管理法與財產損毀。辯方不否認事實,只強調背景——這是一場被信仰、金錢與政治共同壓垮的家庭。法院同意傳喚五位情狀證人,包括他的母親、弟妹、兩名律師和一名宗教學者。審判預計持續到十二月,結案要等明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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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過去,案子拖得太久。理由是精神鑒定、證人準備、程序延誤,但外界始終覺得奇怪:日本司法從不拖這么久。案發時的現場錄像、槍支模型、彈道軌跡,都曾被媒體質疑有不合之處。有人認為調查在有意避開“政治”兩個字。
山上的母親仍是統一教會的信徒。她可能會在法庭上說,“這只是家庭問題”。但如果真這么說,那場母子的對視,恐怕比任何證詞都更讓人不安。
案件還沒完結,不由讓人想起安倍曾經的摯友,日本另一位政壇人物——中川昭一。那是2009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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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2月,他出席G7會議。發布會上他醉醺醺地說著話,打瞌睡,鏡頭拍得清清楚楚。三天后辭職,半年后在東京家中被發現死亡。官方通報是“心臟衰竭”,但現場報告顯示,他倒在床上,身邊沒有酒瓶,身體也沒有嘔吐物。警方說“死因無可疑”,可那份報告一直沒完整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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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川的死不只是個人悲劇。當時他是日本財政大臣,正在推行一系列“脫美”經濟政策:減少購買美國國債、限制美國產品進口、拒絕為金融危機輸血,還想推動中日韓自貿區。那幾年,日本政壇里流傳一句話:“中川是想讓日本的錢回日本。”他去世后,這些政策全部被擱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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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辭職當天反復強調,“只喝了一小杯葡萄酒”。與他同桌的一名讀賣新聞女記者次日從官網上消失,不久移民美國。那場會議的其他官員都聲稱“沒看到他失態”,而其中一人幾年后被任命為世界銀行副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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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證據能證明什么,但巧合太多。安倍晉三和中川昭一來自同一個派系。兩人都在不同階段提出過“日本自主”這句話。一個倒在自家臥室,另一個倒在奈良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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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第一次當首相時,出訪的第一個國家是中國,不是美國。那是政治信號——想在中美之間保持距離。但一年后,他因“身體原因”下臺。五年后再度上臺,外交姿態全變,公開強化美日同盟。表面上親美,實際仍在找平衡點,只不過,那種平衡越走越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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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的新山王酒店是另一種象征,據說是美國駐日軍方的專屬設施,日本人不能入住。根據《日美地位協定》,日美聯合委員會定期在此開會,討論防務、外交、能源等議題。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后來承認:“我上任前以為政策由國會決定,上任后才發現,很多事在那家酒店就定下來了。”這話沒有人反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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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被槍擊后,日本社會把焦點放在統一教會。政界與教團的關系被翻了個遍,幾位議員辭職,教團發表道歉聲明。表面上,問題是宗教;但更讓人不安的是另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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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治的外表一切正常,選舉如常,內閣更替,新聞照常播報。但關鍵性的決策往往不在東京,而在外部協調會議里。中川的酒、安倍的槍,看似兩個不同年代的事件,其實都指向同一個結構:在日美同盟框架下,它的自主空間極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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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良法庭的燈光只照到被告席,照到的是一個人的命運。更深的權力關系,從來沒被觸及。誰掌權、誰辭職,都改變不了根本——日本能否真正自己做決定,這個問題多年來都沒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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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徹也在法庭上依舊沉默。外界在討論他的罪、他的母親、他的信仰,卻很少有人再去問:那一槍究竟是誰的憤怒?三年過去,調查仍在拖延,現場的疑點被歸入“程序問題”。案件確實復雜,但復雜到這種程度,也許說明另一個可能——山上并非唯一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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