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信駢文地名書寫及其三重意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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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庾信為六朝后期的杰出駢文家，其技巧源于前人，而又熔鑄錘煉，自成一體，堪稱集大成式的儷體宗師。研讀庾信駢文，赫然可見多有地名穿插其中，頗顯別具一格，實際上卻反映出六朝駢文創作中的一種風氣。尋繹諸地名入文之用意，則包括實指、虛擬和介于實虛兩者之間三種類型。結合庾信各體駢文撰作的實際，可推究其地名書寫實含三重意蘊：基本遵從地名本義，實寫某個或多個地點，完成敘事或抒情達意；完全脫離地名原義，以虛擬之法營造作品情境，服務于內容表達而象征寄意；在一定程度上沿襲本義，但又未拘泥，含義較靈活。庾信駢文中的地名書寫既有助于抒情造境，提升表達效果，又可促成精巧對偶、恰切用事及諧和聲律，增強美學功能。

關鍵詞：庾信駢文 地名書寫 三重意蘊

當前學界關于地名的研究，多集中于專門地名學及地理、歷史、語言文字等方面，而從文學角度探討地名含義及功用者極少見。至于駢文中的地名研究，就筆者目之所及，更是無人關注。然而，經研讀庾信多篇駢文，發現其地名嵌入頻率較高。這種現象顯然絕非偶然，應事出有因，作者究竟用意何在，不能不引發重視和深思。論者闡釋古詩中的地名時說：“從表面上看，地名泛用是一種習氣，實則是六朝隋唐文人遣詞造句的一個規律，牽涉到文學創作中的人地關系，作家對創作的態度，詩人反映生活的方式，涉及幾個詩歌創作原理，理當將其提升到古典詩學高度，去追溯其起源發展演變之跡，指出其文學意義，為今后的研究奠定基礎。而且地名泛用還不是孤立的，在六朝隋唐詩中，常和人名、事名、數字、典故的泛用結合，從而形成一個中古文人概括生活、提煉詞匯的基本套路。”此雖就詩歌中的地名而論，實亦同樣適用于駢文中的地名。庾信為六朝儷體集大成者，足以代表其時駢文創作的最高成就，亦可反映六朝駢文的創作風氣。今觀其作，地名書寫幾乎成為一大特點，其形成方式、類型及文學意蘊皆值得進一步探討。

一 庾信之前文學中的地名特征及其演進歷程

中國古代文學中的地名書寫起源甚早，厥后則漸臻于勃興。自上古神話至《尚書》《詩經》《楚辭》，再到后世賦、詩、散文、駢文等，地名俱屢見不鮮。作品中的地名融入非但廣泛分布于各種文體中，而且就某一種文體而言，也不拘泥于一種題材，而是散見于多種具體題材中。如賦體中地名運用之廣即頗具代表性。茲以《文選》“賦”體所選作品為主，輔以各家文集中未入《文選》之賦作，稍做說明。自漢晉至南朝諸賦，如紀行、志、京都、畋獵、江海等題材，皆多有地名羅織其中，它對某些題材辭賦名篇的問世起到重要的支撐作用。論及作品中諸地名之成因，則或據實以成（實寫），或虛擬而就（虛寫或借用），其含義所指亦或實或虛，需具體分析，方得其真意。如“紀行”類班彪《北征賦》：“朝發軔于長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宮。歷云門而反顧，望通天之崇崇。乘陵崗以登降，息郇邠之邑鄉。”運用一連串地名敘寫自己的行跡，所寫與實際基本相符，諸地名忠實于原義，屬于實寫。辭賦虛寫地名以敘事達意之例較多，如“志”類張衡《思玄賦》之“蓬萊”“瀛洲”“扶桑”等。該賦借鑒楚辭的比興之法融以地名敘寫神游的歷程，明顯帶有《遠游》《離騷》的痕跡。又，其《髑髏賦》之“九野”“八方”“赤野”“幽鄉”“昧谷”“扶桑”，虛寫六個地名，極言神游空間之廣闊遙遠。至于京都、畋獵二種題材，賦家鋪排眾多地名，意在夸飾都城區域開闊、苑囿面積廣大，其地名不拘于本義，多為虛擬借用，充其量就是一個空間范圍或地理區域。多數辭賦中虛擬地名是僅借其名而不顧其原義，賦家意在借助想象肆意鋪陳描寫，卻不著意于抒情述志，與后世的象征寄意并不等同。如“江海”類木華《海賦》：“南澰朱崖，北灑天墟，東演析木，西薄青徐。”延續漢賦重視鋪排、比物連類的傳統，將地名按方位排列，極盡鋪陳夸飾、饾饤堆砌辭藻之能事。其言水勢之大、水域之廣，雜以四個地名，純以虛筆和盤托出。與其說是地名，毋寧說是地理范圍更恰當。

繼先秦兩漢各體文學常用地名之后，魏晉南朝駢文中的地名也不少，整體來看，其使用頻率伴隨著駢文發展基本上呈現出遞增的趨勢。漢魏晉時期，駢文漸成，地名入文現象接續此前的傳統，總數不多，分布較零散，且因人而異，因作品題材、體裁、創作意圖而異。以文體言之，此時的書信、章表等駢化傾向顯著，駢文中的地名書寫風氣初起。從手法來看，則以實寫為多，取其本義，重在反映客觀現實。如曹植《與楊德祖書》歷數建安五子及楊修的身處之地時，分別提及“漢南”“河朔”“青土”“海隅”“大魏”“上京”，諸地名主于紀實，如實敘寫，與史家修史之法略同。至如“太山”“東海”“云夢”“泗濱”（《與吳季重書》）和“南湘”“漢濱”（《洛神賦》），則明顯為虛寫，鋪陳敘述和聯想寄意的特征都較明顯，區域及歷史地名已成為完成敘事寫意的重要意象。觀之西晉駢文，也不乏地名使用。如，陸機《漢高祖功臣頌》起首序文即據實書寫三十一個地名，點明高祖一朝“定天下安社稷”諸功臣的籍貫；正文分敘三十一人的仕履政績，所涉地名眾多，出于文學作品反映現實的要求，故幾近于秉筆直書。此文為唐前駢文運用地名最多的一篇，歷觀前后諸家儷體，以單篇融入地名之多而論，實空前絕后。析其原因，則與作品的題材、體裁、創作意圖均有密切關系。綜觀陸機他體駢文，諸如表、論等，俱融入地名，皆實虛并用，以實為多。另如張協《七命》之“幽山”“溟海”“九州”等，則延續曹植的筆致虛擬而成，意在借大賦鋪陳夸飾之法進行敘事描寫。綜上，這一時期駢文中的地名雖然出現了一些通過想象聯想以敘事抒懷的情況，但多數地名運用屬于實寫，仍遵從本義，類似于史書的直書其事。

時至南朝，與各體駢文飛速發展并走向成熟同步，地名書寫亦逐漸增多，堪稱進入地名使用的繁盛期。具體分析，前、后期也有不同。較之齊梁以后駢文地名數量多，技巧精湛，劉宋駢文地名總數少，技巧也較粗淺。由于駢文講究對偶、用典等修辭技巧，地名往往與有關人事典故、對偶相結合而出現。傅亮為劉宋駢體名家，其文中的地名頗具代表性。如《為宋公修張良廟教》：“若乃交神圯上，道契商洛······過大梁者，或佇想于夷門；游九原者，亦流連于隨會。”“圯上”“商洛”點出張良早年效仿秦之商洛山四隱士韜光養晦，后受書于黃石公，終成帝師。“大梁”“九原”則分別隱含魏國隱士侯嬴看守大梁城門、文子稱賞隨武子范會之事，文章借此寄寓對張良的深切懷念。又，其《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近振旅河湄······將屆舊京，威懷司雍······加以伊、洛榛蕪······淹引時月。”河，指黃河。舊京，指洛陽。五臣之呂延濟曰：“洛陽，晉所都，故云舊京。威懷，謂以威德懷人。”司雍，指司州和雍州。此節通體句式較整齊，間以散句，且融入寫實性地名，說明軍隊向洛陽進發途中遇到重重阻力，致使行軍遲緩。雖用駢句，對仗并不工巧，駢文氣息卻較濃郁，而這也恰恰體現出劉宋初駢文的突出特點。孫德謙《六朝麗指》指出，此文雖無精巧工致的對句，但有濃郁的儷體氣息，故應視為駢文。翻檢劉宋其他駢文，亦可見地名使用。如謝靈運《謝封康樂侯表》之“五都”“六合”“西河”“南漢”“紀郢”“淮泗”；何承天《安邊論》之“云朔”“河冀”“嵩恒”“燕”“代”“秦”“吳”“燕然之阿”。諸地名或實或虛，含義所指不一，但在與典故、對仗結合方面則無異。總體看來，與魏晉駢文地名相比，劉宋駢文中的地名往往出現于更加整齊的對句中，降至駢文成熟，這些特點表現得更明顯。

齊梁以后，駢文趨于成熟，地名書寫數量大增。永明聲律論正式提出后，駢文在精工對偶、富麗藻采、繁密用典之外，又講究謹嚴的平仄格律，而地名入文在一定程度上又強化了駢文的形式美。如謝朓《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箋》：“東亂三江，西浮七澤。”“三江”“七澤”借指隨王蕭子隆任職的越地和楚地，融地名于工整對語中，又輔以數字，彰顯出作者獨運之匠心。又，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寫蕭緬意欲陪同齊太祖討伐北魏、大展宏圖之時，卻身患重疾。作者虛筆驅遣七個地名（“燕”“趙”“秦”“代”“伊”“洛”“咸陽”），以古喻今，非但偶對精工，而且聲韻鏗鏘，調響而音美。再如，任昉《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寫范云自齊入梁皆與蕭衍情同手足，交情甚篤，且二人早年住處臨近，文中遂以吳漢與光武帝、盧綰與漢高祖同鄉關系相比附：“接闬白水，列宅舊豐。”上下兩句為典型四言行文，遣詞甚重音節格律之美，平仄相間相對，聲調抑揚頓挫，錯落有致，又參以精致駢儷句式，充分體現出即將走向成熟的任昉駢文的精湛技巧。句中地名與人事典故交相融合，亦恰切無比。按，唐人劉良曾提出：“吳漢與光武同居白水鄉，盧綰與高祖同居豐邑，云與梁武居止相近，故云也。”任、沈駢體有意貫徹聲律理論，其地名書寫對音樂美的生成亦起到了明顯的推動作用。又，徐陵《與齊尚書仆射楊遵彥書》虛擬地名（“江淮”“揚越”）與齊整對偶（“心赴江淮”“情馳揚越”）完美結合，準確地表達出羈留異鄉之臣對故國的深切思念。同篇又有“南陽”“東海”二地名，則反用典故寫思歸心情之迫切。時人撰文論及徐陵儷體，亦曾融入地名。如李昶贊徐文音韻高亮，徹底改變了“齊右”“河西”（《答徐陵書》）之舊調。自唐至明清，無論史家還是文士，評價徐陵、庾信時亦多有地名攝入。如《周書·王褒庾信傳論》以“嵩”“岱”“溟”“渤”稱賞庾信、王褒之高才；明人屠隆《徐庾集序》則以“江”“漢”“華”“嵩”比附徐、庾；阮元《四六叢話后序》稱徐陵泛采于“江南”，庾信蜚聲于“河北”。

綜上可知，地名在六朝駢文撰作中屢屢出現，并已成為一種常見的文學現象，其含義及功用皆值得進一步探究。至于與徐陵齊名，且為六朝駢體之冠冕的庾信，其駢文中的地名書寫情況，將于下文中予以詳細分析詮釋。

二 庾信駢文中的地名及其文學意蘊

古往今來，庾信與徐陵在六朝駢文史上的集大成式的宗師地位久已為世所公認，二人實有引領一時風氣的作用。《四庫全書總目·庾開府集箋注提要》稱庾信駢文“集六朝之大成······屹然為四六宗匠”；又，許梿《六朝文絜》從形文（藻飾美）與聲文（格律美）兩方面說明徐庾駢文在六朝時的集大成地位以及對唐初駢文的直接影響。近世以降，學界對徐庾駢體更是不吝美詞。如金秬香繼軌清人之說并進一步闡發：“《昭明文選》以后，集駢體文之大成者，有二人焉：曰徐孝穆、庾子山······二人所作，多出新意，其佳者且緯以經史，故麗而有則。”

綜觀當今學界對庾信駢文的研究，覆蓋面廣，成果多，視角豐富，提出了不少新見解，彰顯出對庾氏駢文文體的縝密思考與深度體認。然而，遍檢已有成果可知，關于庾信駢文中的地名運用尚未引起關注，考慮到庾氏的儷體宗師地位及其文中地名的頻繁出現等因素，這一論題無疑應具有一定的學術意義。

今存庾信駢文（含駢賦）共121篇，撰作時代自蕭梁至北周，其中有許多地名穿插于字里行間，體現出明顯的地理空間意識。從其地名類型來看，則有自然地名與人文地名之別。自然地名多用于寫實，表現出更多的共性，已逐漸固定為文人筆下常見的一種文學化表達，可隨意驅遣，信手拈來。人文地名則多用于虛擬，個性成分體現得更突出，往往蘊蓄了豐富的地域文化內涵，實為區域文化文學的表征。此類地名書寫重在取其象征意蘊，類似于運用比興寄托手法將一個個地理區域或具有代表性的山、水意象呈現在讀者面前，因此也就產生了意象特征和美學功能，經后世輾轉相承，甚至出現了泛用的趨勢。思忖庾信諸地名入文之寫法，應包括實寫、虛擬和介于實虛之間三種情況。結合庾氏各體駢文的創作意圖及題材內容等，可推斷其地名書寫實含三重意蘊：其一，基本沿用地名本義，實寫一個或多個地點（地域范圍、地理空間），地名起到完善敘事或強化抒情的作用；其二，完全脫離地名本義，以虛擬（想象）之法，往往連續使用多個地名鋪敘其事，營造作品情境，從而達到象征寄意的目的；其三，在一定程度上遵循本義，但又未完全拘泥，似有引申或延展，含義較靈活。總覽庾信所有駢文，其地名非僅存于一種文體內，而是廣泛分布于多種文體中。從其意蘊及數量來看，則以第二種情況為最多，而第一、第三種較少。較之前代，庾信駢文地名書寫最突出的特點有二：一者，使用頻率高，數量多，一文中常頻繁運用地名；二者，地名書寫往往與其精湛的儷體技巧如對偶、用典、聲律等有機融合為一體，有效地加強了駢文的形式美。

仕梁時期，庾信與徐陵為東宮抄撰學士，深受蕭梁皇室恩禮，當時正值“五十年中，江表無事”（《哀江南賦》），故出入禁闥，聲色優游，適意無比。觀其駢文風格，則與彼時詩風相近，亦帶有柔靡浮艷的宮體氣息；而其地名基本為虛擬化的自然地名或文學化的人文地名，已徹底遠離本義，僅借用其名，實取象征意義。如《春賦》起首：“宜春苑中春已歸，披香殿里作春衣······河陽一縣并是花，金谷從來滿園樹。”以整齊的七言句融入地名引起，此見七言詩在句式方面對駢文（駢賦）的深度影響。地名與典故融會，實為六朝駢文地名書寫中的常見手法，庾信之作亦無例外。“河陽”“金谷”分取潘岳任河陽縣令時全城遍開桃花、石崇于金谷園內種植各種樹木二典，以此指代蕭梁宮苑春日花木之美。賦中又有“戚里”“新豐”等地名，亦分別借用石奮、漢高祖徙家之典，比附蕭梁皇室之尊貴。此賦為侍奉梁東宮太子蕭綱之作，帶有明顯的頌圣和炫耀文才的意圖。作者為賦春而大肆鋪敘春宮、春苑、春衣、春鳥、春花、春樹等，所涉地名皆出自前代人事，并將其虛擬成帶有較強文學性的意象，從而具備一定的美學效應。“河陽一縣花”“金谷滿園樹”等地名典故，在庾信筆下漸成習用語，幾乎喪失了新意。除《春賦》涉及此二典以外，他如“若非金谷滿園樹，即是河陽一縣花”（《枯樹賦》），“枝繁類金谷，花雜映河陽”（《詠園花詩》），“雜樹本惟金谷苑，諸花舊滿洛陽城”（《代人傷往二首》其二）等，皆引用此二典。又有“隴水”與“關山”、“五郡”與“三州”、“南陽雉飛”與“建章鵠下”等諸多蘊含典故的虛構地名意象，重復出現于庾信駢文中。當然，這也反映出六朝駢文在追求用典技巧時的常見缺陷，即時人為趨新求奇和炫耀博富才學而不避重復，甚至堆砌典事。其實，非僅庾氏如此，他人亦然，只是在儷體巨子庾信筆下體現得更突出，實為一時創作風氣所致。這些地名雖是虛擬而成，卻具有較強的抒情寫志或敘述說明功能，其象征意蘊尤為重要。由于作者不厭其煩，重復征引，不僅有疊床架屋之嫌，而且成為濫調套語，故頻遭后人詬議。如金人王若虛斥責《哀江南賦》堆砌典故、遣詞造句不避險急，乃至“荒蕪不雅，了無足觀”。王氏所舉二典，恰皆融入地名“巨鹿”“長平”，此見地名、典故與對偶密切結合的事實。又，清人全祖望指出，《哀江南賦》本為序體，實不必另作序，庾氏卻不嫌辭費，導致“詞多相復”。其弊既指向賦序與正文重復，又指向饾饤堆積典故之事。今人錢鐘書亦指出，庾信賦雖“藻豐詞縟”“仗氣振奇”，但章法重疊雜亂，用典有時生造蠻做。其意略同于王、全。

除駢賦外，該時期的其他駢文亦不乏地名虛寫之例。如《望美人山銘》：“高唐礙石，洛浦無舟······險逾地肺，危陵天柱。”美人山本為梁宮廷中的小山，作者信手妙筆，竟呈現給讀者另一面貌。“高唐”“洛浦”二地名乃借用宋玉《高唐賦》、曹植《洛神賦》之典事，卻又反用其意，極言空望美人山而美人不至的惆悵失落之狀。又虛寫巍峨高聳之“地肺”“天柱”二山，以比附既“險”又“危”之美人山，這明顯偏離事實，虛構夸張之意不言而喻。諸地名雖為想象虛構而成，卻無礙于盡抒己情。另如《梁東宮行雨山銘》也有“洛浦”“河”等地名，典故來源及其意蘊同于前文，同樣彰顯出庾信駢文重復用典之弊。論者認為，這種寫法根源于古典敘事的效應和創作主體的情感促發，隨之而來的就是寫作模式的固定化和意象、意境的重復出現。所言有理。

庾信入仕西魏北周以后，作品內容與風格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地名書寫則呈現出增多的趨勢，而仍以虛寫為主。如《賀平鄴都表》：“兵藏武庫，馬入華山······政須東南一尉，立于比景之南；西北一候，置于交河之北。”寫周武帝平定突厥、江南戰事結束，天下一統，遂藏兵散馬，立尉置候，各司其職。“華山”“比景”“交河”諸地名皆為虛寫，以古代今。在庾信的諸多駢文中，最能體現精湛的藝術技巧，且使用地名最多者，無疑應推《哀江南賦并序》。除上文已提及該篇中的地名外，其他尚有不少，約舉數例以見其詳。如：“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餐周粟。”“南山”“東海”二地名與對偶、典故同出。“南山”一典，本寫南山玄豹因霧雨而七日不出，而申包胥為復國興楚，七日七夜泣于秦廷求助，此為反用典故。江陵古屬楚，而長安古屬秦，庾信自江陵出使西魏，用典切合當時情事。“東海”之典，則反用海濱伯夷、叔齊寧隱于首陽山而不食周粟之典，言己缺乏氣節而仕于北周，自愧不如夷、齊。以“西周”映射“北周”，托古喻今。又如：“始則地名全節，終則山稱枉人。”“全節”本為地名，即全鳩里，“枉人”本為山名，二地名語意雙關，喻指王僧辯在抗擊侯景之亂中有大功卻被陳霸先枉殺，似有為其鳴冤之意。錢鐘書評論說：“按倪注謂代王僧辯鳴冤，是也。蓋借地名以言僧辯能‘全’大‘節’而不免‘枉’死，修詞之雙關法······庾信此聯，始示范創例。”《哀江南賦并序》重復使用語詞典故的現象亦較明顯，后人對此不無微詞。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六“庾子山賦”指出，古人文字不避重復，繼之枚舉《哀江南賦并序》重復出現的地名、人名、物名以為佐證。其說可從。

至于庾信后期其他駢文中的虛寫地名情況，可觀下表。

由前文所論及上表可知，庾信各體駢文中的地名出現頻率頗高，且以虛寫為主，這反映出時人的一種創作風氣，并已固化為一種典型性的文學表達技巧。庾氏駢文中的絕大多數地名皆為虛構成的一種文學藝術現象，應輕名重實，而不必拘泥于表象或細節是否完全屬實。作為一種文學化表述，即使一文乃至一句中言及多個地名，相距遙遠亦不必為非。況且，古今地名雖同，然其所指向的區位或大異，又或同一名出現于兩地，故無須求真。

與絕大多數脫離本義的虛擬地名相比，遵循原義而實寫地名者較少。如《賀平鄴都表》：“臣聞太山梁甫以來，即有七十二代······竊聞伊、洛戎夷，幽、并僭偽。”此表為周武帝攻陷鄴都、消滅北齊而稱功頌德，其地名多為實寫。梁甫為太（泰）山下的小山。“太山”“梁甫”“伊”“洛”“幽”“并”六地名俱為實寫，意在說明自上古諸帝王以來，封泰山禪梁甫者有七十二家；后四地名以北齊領土指代北齊君主，基本屬于寫實。又，《哀江南賦》之“南陽”“東岳”“宋玉之宅”“臨江之府”，諸地名實寫庾信八世祖庾滔受封遂昌侯并定居，以及庾信躲避侯景之亂至江陵，居宋玉故宅，亦為漢代臨江國屬地。此類地名實寫的功用主要在于使敘事更細致完整，增強了真實性、生動性，有時也收到加強抒情的效果。

庾信駢文中的地名意蘊，還有一種情況，即基本沿襲本義，卻又未拘泥，含有引申象征之意。此類情況介于單純實寫與想象虛構之間，數量雖少，然亦不可忽視。如《謝滕王集序啟》稱滕王為“濟北顏淵，關西孔子”，北周滕王宇文逌為庾信編纂文集并撰集序，庾信作此啟答謝。以“濟北”“關西”指代滕王所在地，即北周京師長安，屬于實寫；然以南土孔子、顏回之才富學博比附北地滕王之卓異文才，則又使二地名帶有虛寫的意味。

三 庾信駢文地名書寫的成因與功用

庾信駢文眾體皆工，尤好頻繁植入地名，終成一大特征。分析其駢文地名書寫的成因，首先應根源于中國文學擅用地名的創作傳統。中國文學自產生時起，即表現出文、史、哲雜糅或經、史、子、集互滲的特征，多關乎政治教化。地名與地理、歷史緊密結合，在文學中又常與人名、典故等融為一體，而典故素材往往源出于經、史、子、集四大部及其下屬各小類。檢閱庾信駢文，實多見地名與典故的粘連狀態。如前所述，自上古以來的文學作品即不限題材，不分文體，或多或少都使用了地名，庾信儷體亦無例外。其次，與詩文律化及駢文發展關系密切。南齊永明聲律論正式提出后，在追求新變文風的影響下，詩文愈益講究嚴謹的平仄格律與精致的對偶，漸趨于格律化。論者指出，六朝隋唐詩文通過平聲仄聲的合理搭配和對偶技巧，達到聲律協暢與對稱和諧的狀態，以此建構形式之美。在追求形式美的過程中，需要制定并遵循某些規則，即對仗精工、平仄相諧。為獲取最高程度的形式美，有時甚至會使思想內容屈從于藝術形式。詩文形式美離不開聲韻美和對仗美。聲韻美的達成在于將平、上、去、入四種聲調進行合理的組合，以此造成抑揚跌宕的效果。對仗美的獲得除平仄協調外，還需要上、下句的對應詞意義對稱。在尋求聲韻美和對仗美的過程中，地名的融入就起到了重要的調節或輔助作用。隨著聲律論的逐步推行，駢文發展迅速，文家驅遣各種藝術技巧，而且更加注重地名的使用。他們不遺余力地在駢文的藝術技巧方面執著探尋，努力追求其美學價值。這對駢文形式的最終確立與駢文臻于成熟產生了重大影響。

庾信駢文中的地名書寫具有多方面的功用。從儷體形式來看，它對加強藻飾、促進精工對偶、達成協諧聲律、融入恰切典故和調整句式皆多有裨益，進而有效提升了美學價值，在追求駢體形式美的進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從駢文內容觀之，由于地名與典故多相互融合，無疑可增加內容的典致厚重程度，又常借助象征隱喻手法使文章更顯含蓄委婉。另，無論實寫還是虛擬，地名書寫均有助于敘事寫意或抒情造境，對增強表達效果的作用不言而喻。

作者：劉 濤

來源：《文學與文化》2025年第3期

選稿：宋柄燃

編輯：楊 琪

校對：王玉鳳

審訂：江 桐

責編：耿 曈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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