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煤老虎”汝州市長徐中和被打倒，羈押期間曾策劃逃跑

1991年6月的一天凌晨，舞鋼市看守所的鐵門外燈光昏暗。值班民警猛地發現，囚室里傳來低低的耳語，“車就在北門，今晚動手。”一句話泄露了徐中和的逃獄計劃，也讓這位曾被稱作“煤老虎”的河南汝州市長徹底斷了最后的僥幸。

徐中和出生在1950年代農村，每天趕著幾只羊在山溝里轉圈。17歲那年，他背著鋪蓋卷兒闖進梨園煤礦，人生自此和黑黢黢的井巷綁在一起。井下工作苦、累，瓦斯爆炸、透水甚至塌方說來就來，但年輕的徐中和嗓門大、體力足，搶險救災沒少沖在前面。1964年，他戴上“五好組長”“雷鋒式標兵”的紅花，在礦里算是出了頭。

榮譽帶來的不僅是稱贊，更是晉升的門票。十幾年后，徐中和坐上礦務局局長的椅子，再后來干脆被調到汝州市政府，成了副廳級的市長兼市委副書記。小礦工熬成父母官，幾十萬職工和市民都得看他的眼色行事，外界送給他一個外號：礦區“當家人”。

權力到手的速度，往往比人心變壞的速度慢。正因為如此，1988年前后，礦區的業務往來里就開始出現讓人臉紅的把戲：采購部經理悄悄塞煙酒，外地供應商直接拎箱子送錢。有人曾勸他手下留情，徐中和只是笑了笑，“官做大了，一碗面也有人記賬。”隨意的一句話，泄露的是貪念的底色。

1989年春，第一封舉報信寄到平頂山市委，說徐中和挪公款、搞私房、讓子女花公家錢出國。當時的調查組只是走了走程序，草草結論“有一定經濟問題”，外人以為風聲過去，徐中和卻沒忘反擊。那幾名他懷疑寫信的干部被發配到一家瀕臨倒閉的小水泥廠，活生生蒸發在體制里。

有意思的是，第二封舉報信直接飛到了北京。河南省委這下不敢怠慢，紀委、監察廳、檢察院三家聯合，1990年7月進駐梨園礦務局。徐中和也不傻，先是擺滿酒桌想堵人嘴，后又停暖氣想把調查組“凍跑”。招數層出不窮，可線索還是被挖了出來。

8月，一個名叫周松峰的供應公司負責人向調查組透露：兩年前曾拿著一萬五千元現金走進市長辦公室。“徐市長說他急用，我不敢不拿。”這句話成了突破口。11月25日，徐中和被宣布停職檢查。對質時他先說“接待費用掉了”，后又改口“已交財務”。檢察人員打開財務處保險箱，果然躺著一萬元，可三捆現金封皮卻印著“汝州工行”。這點細節讓辦案人警覺——那筆錢本該來自鄭州，印章卻來自汝州，很顯然有人串供補票。

1991年2月7日，平頂山檢察院簽發逮捕令。徐中和的女兒得到風聲，連夜安排車輛企圖把父親送出河南。逃跑計劃剛萌芽就被掐滅，徐中和被押上囚車，家屬陪哭無濟于事。

案件并沒到此結束。檢方順藤摸瓜，揪出了“干兒子”范干朝。此人曾是礦務局副局長，后來升為平頂山煤炭工業公司副總經理，和徐中和“稱兄道弟”。1988年兩人商量買輛奧迪200轎車，錢從哪里來？范干朝跑到浙江、安徽兩家合作廠子，各要了十萬元，掛在煤炭銷售賬上“虧噸”沖掉。

真正的重頭戲是“南方之行”。1989年4月，徐中和帶老婆孩子下廣深考察，實際上是一趟豪華撈金游。溫州老板朱德龍把兩個密碼箱恭恭敬敬放在客廳，一個裝十萬現金，一個裝十二萬現金加八塊金磚。暗號是徐家座機號碼，滿滿的默契與諷刺。

范干朝后來落網，主動交代：“領導說匯款就不要，現金才安全。”這句話把兩人關系釘在案卷里。隨著供述加深，徐中和從1985年到1989年收受款物53萬余元，另有16.8萬元無法說明來源。對那條來源不明的數字，徐中和在看守所里氣急敗壞，“做生意掙的！”辦案人員冷笑一句：“煤礦局長天天下井，你做什么生意？”他無言以對。

逃跑計劃也被逐條扒出。看守所獄警張紅生收了3400元承諾“替領導開車”，時間、路線、暗號都寫在香煙盒背面。行動前夜被同房嫌犯聽見，才有文章開頭那句“車就在北門”。

資金去了哪里？檢察人員連續半個月翻地、扒旱廁。徐中和妻子交給三女兒的鐵盒子，被埋在同學家花園下，里面足有一千一百多克黃金；塑料布包好的存折躲在自家玉米地；所謂“清朝元寶”其實是一塊印著“公元1644年制”的生鐵疙瘩。荒誕與貪婪交織，真相卻纖毫畢現。

1993年春，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宣判：徐中和以貪污罪、受賄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全部非法財產。被押赴刑場前，他短暫抬頭看了眼天空，沒有說話。曾經的礦區英雄、汝州父母官，就此謝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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