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歷史”

文/游和平

1961年，毛澤東在讀書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中華民族素有治史學史、以史資政、以史育人的優良傳統。毛澤東從青年時代起，就十分重視對歷史的學習與研究。早在1920年12月，他在致蔡和森等人的書信中，分析袁世凱稱帝、段祺瑞執政之所以失敗時，就提出“均系不讀歷史之故”，沒有“汲取王莽、曹操、司馬懿、拿破侖、梅特涅之徒”的教訓，乃世間“最愚者”。他勸大家多讀歷史，并且認為“讀歷史是智慧的事”。毛澤東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后，更加自覺地運用歷史知識、借鑒歷史經驗來為黨的事業服務。

重視歷史，總結歷史，借鑒歷史的經驗智慧，是黨的品格特征之一。毛澤東強調：“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歷史。”

毛澤東大多數著作都是在總結古今中外歷史經驗，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寫成的。如《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等，都是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的光輝文獻和不朽著作。他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一文中，更加明確地提出：“現在大家在研究黨的歷史，這個研究是必需的。如果不把黨的歷史搞清楚，不把黨的歷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辦得更好。”“這對研究今天的路線政策，加強黨內教育，推進各方面工作，都是必要的。”

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過程中，毛澤東通過對歷史的比照與分析，提出開辟、鞏固和發展革命根據地的思想。1927年，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部隊攻打長沙受挫，毛澤東率領保存下來的部隊走上井岡山，創建了第一塊農村革命根據地。譚震林回憶說：“秋收起義后，毛澤東在文家市召集受到挫折的部隊，堅決制止了再次攻打長沙的主張，率領隊伍向井岡山進軍。毛澤東曾總結歷史上農民起義失敗的教訓，對大家說：李自成為什么失敗了？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沒有鞏固的根據地。”

1929年12月，毛澤東反復提出要克服紅軍中普遍存在的“流寇主義”思想。他在為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起草的決議中正式提出：“歷史上黃巢、李闖式的流寇主義，已為今日的環境所不許可。”鑒于沉痛的歷史教訓，毛澤東強調黨領導的革命武裝必須首先樹立“建立根據地”的思想觀念。由此，中國共產黨在湖南、江西兩省邊界國民黨統治最薄弱的羅霄山脈中段創建了中國革命的第一塊根據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后，毛澤東再次把“建立根據地”作為抗日戰爭中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加以強調。抗日根據地的建立、鞏固和發展，為中國人民浴血抗戰提供了牢固的后方基地保障，形成了重要的力量依托，保證了抗日戰爭的勝利。

毛澤東在全黨倡導大興學習、研究歷史之風，率先垂范研究歷史。1937年1月，毛澤東初至延安即致信李克農“請購整個中國歷史演義兩部（包括各朝史的演義）”。1939年12月，毛澤東親自動手與幾位歷史學家合作完成《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作為黨內廣大干部的必修教材。延安時期，第一次對中共黨史進行了集中研究和系統總結。1941年春，中央組織黨的高級干部開始總結黨的歷史經驗。1943年10月以后，毛澤東等分別作了一系列關于如何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的報告。1944年5月，中央書記處決定由任弼時負責組織歷史決議的起草工作。毛澤東等用了近一年的時間，反復組織干部對決議草案進行討論、研究、修改，前后易稿14次，終于在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通過《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黨對自己24年的發展和奮斗史作出了全面、客觀、公正的分析與評價，為中國革命的徹底勝利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

在全國性抗日戰爭剛剛轉入戰略相持階段后，毛澤東就向全黨發出號召：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研究我們民族的歷史”。1944年3月，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面世，引發毛澤東的高度關注，他把該文作為延安整風運動的重要文件。同年11月，他又特意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

這一時期，出版了很多史學著作。如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是根據毛澤東的提議編寫的一部“供干部學習的通俗中國歷史讀本”，毛澤東給予高度評價，認為我們黨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們共產黨對于自己國家幾千年的歷史，不僅有我們的看法，而且寫出了一部系統的完整的中國通史。這表明中國共產黨對于自己國家幾千年的歷史有了發言權，也拿出科學的著作了。還有許多重要史學著作如郭沫若的《十批判書》、侯外廬的《中國古典社會史論》、翦伯贊的《中國史綱》等，都是在這段時間開始寫作或完成的。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曾向秘書胡喬木提出寫一篇“紀念七一的論文”，以向黨內外、國內外講清楚黨即將面臨的各種問題和已經取得的歷史經驗。胡喬木將文章提交后，毛澤東并未采用，而是自己親筆撰寫了《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在這篇雄文中，毛澤東系統回顧了中國近代革命史和我們黨的奮斗史，明確指出：“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不僅向世人闡釋了我們黨及其領導下新中國的前進方向，而且向各方展現出我們黨高度的歷史自信和政治智慧。

新中國成立后，如何完成社會主義革命，怎樣領導國家建設，是擺在全黨面前的一個全新而艱巨的任務。從“以俄為師”到“以俄為戒”，中共領導人嘗試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道路。毛澤東說：“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于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新中國成立后，社會主義革命能在短短五六年時間里取得決定性勝利，黨的執政地位也在不長的時間里得到鞏固和加強，充分說明借鑒先進歷史經驗之正確。

毛澤東倡導領導干部讀史懂史，以史為鑒，借史育人。關于毛澤東讀史與治國，著名歷史學家任繼愈曾評價說：“毛澤東是新中國的主要締造者，他又是一位熱愛歷史、熟悉歷史的領導人。他善于總結歷史，善于從讀史中得到解決現實問題的啟發。新中國成立后，各民族之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團結，中華民族也迅速擺脫貧困走向富強。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的巨大成就，是與毛澤東深刻理解中國歷史、善于運用歷史經驗來解決當前問題的才能分不開的。”1952年，毛澤東藏書中增加了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大字本，從這一年開始直到逝世，毛澤東用了相當長的時間讀這部書。毛澤東“自己愛讀《二十四史》，還鼓勵一些同志去讀這部史書，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分析歷史的經驗教訓，作為工作的借鑒”。“1958年，毛主席再次提出全黨都要學一點歷史的號召。可見，毛主席把學習和研究歷史，放到了何等重要的戰略地位。”

1961年6月12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深刻地指出：“我們搞了十一年社會主義，現在要總結經驗。我今天講的就是總結經驗。”“我們是歷史主義者，給大家講講歷史，只有講歷史才能說服人。”“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一個路線，一個觀點，要經常講，反復講。只給少數人講不行，要使廣大群眾都知道。”他常說：只有講歷史才能說服人，不講歷史就講不出道理。

毛澤東指出：規律存在于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不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下手，規律是說不清楚的，“研究問題應該從歷史的分析開始”。1956年9月，回顧歷史，他說：我們有了經驗，才能寫出一些文章。比如我的那些文章，不經過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是不可能寫出來的，因為我沒經驗。史沫特萊曾說：毛澤東以理論家聞名于世，而他的一套思想理論深深扎根于中國歷史和軍事經驗之中。

新中國成立之初，以胡喬木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以下簡稱《三十年》）為代表的一系列黨史研究作品在全社會產生了廣泛影響，成為中共黨史宣傳教育的重要依托。而《三十年》也正是在毛澤東的關心下寫作完成的。1951年3月，胡喬木曾致信毛澤東“近日宣傳部忙于準備開會，寫黨史提綱（七一用）和整黨讀本，很多應做的事都沒有做，希望多給指示”。胡喬木信中所提及的“黨史提綱”正是后來以他名義發表的《三十年》。事實上，在《三十年》的寫作過程中，胡喬木曾與毛澤東就一些黨史問題交換過意見，并留下了書信史料：1951年6月，胡喬木致信請毛澤東將《人民日報》排好的清樣“馬上看一下，在十二點前退回”。對于文中涉及陳獨秀的評價、中共一大代表人數問題及相關文字表述等問題，毛澤東一一作了批示與答復。這些記錄足見毛澤東對于黨史寫作編纂的關注，同時體現出他對當時歷史宣傳教育功能的高度重視。

毛澤東特別強調歷史的育人功能，激勵領導干部改進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從1958年第一次鄭州會議到1959年廬山會議，毛澤東反復向各級領導干部講到三國時的曹操和郭嘉。陶魯笳回憶：“郭嘉是曹操的重要謀臣，毛主席說此人足智多謀，協助曹操南征北戰，策謀帷幄，出了許多好主意，值得我們學習。……1959年4月上海會議，毛主席更明確地向到會的高級干部推薦讀《三國志·魏書·郭嘉傳》，再次談到黨的領導干部工作方法上要注意多謀善斷，留有余地的問題。”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同周小舟等談話時又講起曹操敗于赤壁思念郭嘉的事：“世上沒有先知先覺，沒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劉伯溫。無非是多謀善斷，留有余地。《三國志》里《郭嘉傳》值得一讀。”毛澤東多次談論這些歷史人物，就是希望黨內同志從歷史中汲取智慧，能出現一批郭嘉式的領導干部，提高領導水平。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在1月30日全體大會上著重講了必須健全黨內民主集中制問題。為此，他講述了劉邦、項羽的故事。他說項羽“不愛聽別人的意見”，而劉邦“比較能夠采納各種不同的意見”，“劉邦同項羽打了好幾年仗，結果劉邦勝了，項羽敗了，不是偶然的”。毛澤東從歷史人物的成敗中總結歷史經驗，教育領導干部要切實踐行黨的民主集中制。

本文為《黨史博覽》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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