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銘：投資于人，讓人口有流動的自由和選擇的權利

導讀：

是基金會論壇微信公眾號長期開設的專欄，面向基金會和公益機構伙伴、學者、媒體人、政企人士等關心慈善事業發展的人士征稿、約稿或訪談，為行業伙伴提供理性發聲的平臺。2025年，“為慈善爭鳴”專欄得到福建省恒申慈善基金會的資助支持。

本篇發布對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陸銘的訪談。當我們討論人口流動時，除了關心“人為何離開”，同樣應關注“留下的人與離開的人如何生活得更好”。陸銘強調，中國當前許多被認為“做不到”的事情，其實努力是可以實現的——改革的最終目標之一，是讓戶籍不再成為限制，每個人都能自由選擇是否流動。基金會的工作方向跟社會變遷趨勢有關，基金會等社會組織是大趨勢的補充力量，大家需要加深對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和農村社會現代化的理解。

即將舉行的中國基金會發展論壇2025年會開幕主論壇上，。并且，他將參加由招商局慈善基金會、“流動的中國”研究網絡承辦的“靈活就業群體的可持續發展與市民化”平行論壇。

▲本文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其所在機構或本平臺立場。轉載或引用請注明來源。“為慈善爭鳴”專欄，以投稿、約稿或專訪的形式，為行業伙伴提供一個公開發聲的平臺，促進思考交流與思想爭鳴，歡迎

陸銘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

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

CFF：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1年“十四五”規劃開局時，全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3.89%。截至2024年末，全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提升至67%。國務院2024年7月印發的《深入實施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戰略五年行動計劃》要求，經過5年的努力，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提升至接近70%。您如何觀察“十四五”期間我國人口流動的總體格局？哪些人在返鄉？

陸銘：

我在《向心城市》中提過三個大的人口流動趨勢：第一，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第二，小城市人口向大城市流動；第三，大城市人口重新向中心城區集聚。這三個趨勢都與中國產業結構的變化密切相關。

隨著產業結構的變化，中國服務業的比重不斷上升。服務業相較制造業更依賴人口規模和人口密度，因此更容易在大城市或人口密集區域集聚，這是大的趨勢。在大的趨勢里面有沒有小的趨勢？是有的，比如你提到的返鄉。

我認為這主要受到兩個因素的影響。第一，在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大城市與小城市之間、中心與外圍地區之間，人口流動的過程實際上是社會分工不斷深化的過程。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從業者構成了人口流動的主流，他們更多地向城市、大城市乃至市中心遷移。與此同時，鄉村也發生著很大的變化：農業逐漸實現規模化，先進技術帶來了勞動力結構的改變；一些新興產業正在農村興起，吸引了部分人返鄉，從事自己偏好的職業。需要注意的是，人口流動是雙向的。從整體格局來看，出來的比回去的多。因此，對于從事慈善基金會的工作人員而言，一定要理解這一點，不要把回流當主流。

第二，一些大城市的戶籍制度改革雖然有一定進展，但進展并不大，尤其是農民工等教育水平不高群體的市民化進程仍然有限。制度改革進展不大，加上就業受疫情影響，加強了人口回流返鄉的現象。不過，這種返鄉呈現分化：廣州、深圳人口很快恢復正增長，去年分別增長15萬和19萬，而上海、北京則出現小幅負增長。今年的數據尚未完全統計，但從我生活在上海的實際體驗來看，人口回流趨勢較為明顯。同時，去年放開簽證，國外游客增加，也成為上海實有人口增長的因素。

總的來說，大的趨勢底層邏輯沒有變，小的趨勢與疫情和經濟增長不好有關，大城市的恢復又存在分化。

CFF：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加速演進。您曾指出，盡管大量制造業崗位可能被機器替代，但服務業、靈活就業以及城市集聚帶來的新型就業形式正逐漸成為主流。在您看來，人工智能快速發展、產業數字化轉型以及服務業擴張等正在如何影響人口流動？

陸銘：

人工智能只會加劇流動，不會減少流動。道理很簡單：假定中國14億人口短期不變——雖然人口出生率下降、老齡化加劇，但這是一個緩慢變量——14億人要安置就業。

總體來看，人工智能取代的崗位主要集中在制造業這樣標準化的崗位，我用一個更加直接的詞，叫“可編碼”的崗位。而人工智能創造的崗位，主要在服務業，這會加速制造業向服務業的就業轉型。制造業原本集中在中小城市和大城市外圍，而服務業集中在大城市和城市中心，人口會向有就業機會的地方流動，中小城市的制造業工人會去大城市從事服務業，從而加速城市集聚。

沒有人工智能，從制造業向服務業的轉型也是一個客觀規律。因為隨著制造業技術水平提高，會出現所謂的“資本替代勞動力”。人工智能的出現只是加速了制造業中資本替代勞動力的進程。我調研過一些企業，在個案里面，一條自動化流水線就能減少90%的員工。那這些被替代的工人往哪里跑呢？跑去農業？人均收入會下降。跑去其他制造業？沒崗位。因為制造業本身已經產能過剩，新興制造業也不創造就業崗位。所以只有往城市流動，從事服務業。因為服務業勞動密集，且它的就業創造是沒有止境的。

最后，人類面臨的問題不是人口流動本身，而是收入差距問題。現實可能是這樣的：排除掉那些不必或不愿工作的，愿意工作的人之間會產生競爭。有些人聰明、受教育程度高，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不斷創造出新的高收入崗位。另一部分人則從事簡單的服務性工作，比如餐飲業里端盤子、洗碗等。關鍵問題在于兩者數量的多少。如果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群體較多，那么低收入群體的壓力相對較小；如果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群體較少，而大多數人只能從事低技能工作，那么社會的收入差距就會拉大。收入差距過大時，需要通過再分配來調節。國家需要對高技能、高收入群體進行適度征稅，補貼低收入群體，并在公共服務上給予支持，從而維持社會的基本和諧。

慈善基金會屬于第三次分配，它的資源主要用來解決我剛才提到的后一類人群的問題。如果社會發展最終趨向像一些發達國家那樣的情況，比如日本現在面臨的，問題就不在于就業，而是老齡化導致勞動力不足。那么你們的壓力就相對較小，未來慈善基金會關注的重點就不是低收入群體了，而是老人和殘疾人。相反，如果未來就業壓力依然很大，你們可能需要更多關注像農民工這樣的群體。慈善基金會的工作方向跟社會變遷的趨勢是有關系的。

CFF：推動人口高質量發展，關鍵之一在于實現代際平衡。養老與托育的雙重壓力，不僅體現在人口數量上，也體現在空間結構上：流動人口的聚散導致老人和孩子留在鄉村，年輕勞動力集中在城市，照護需求與資源分布出現明顯錯位。在紀錄片《鄉愁何處》中，您提到農村空心化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是正常的，但真正的問題在于城市化進程中家庭被迫分離——青壯年進城務工，而留守的婦女、老人和兒童，生活質量普遍偏低。未來，“農村家庭整體市民化”能否成為一種可行的解決路徑？

陸銘：

從理想狀態來講，沒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我恰恰覺得現在有一些社會知名人士，把中國當前還未實現的事情當作理所當然，好像中國做不到。我前幾天在我一門課的學生社群里正面回應了這個問題，我很生氣：什么叫“做不到”？凡是我們認為中國做不到的事，你就多問一句，為什么別的國家做到了，而你做不到？為進城農民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務，別的國家能做到，社會主義國家反而做不到嗎？我首先要講清楚，沒有做不到的事情。中國政府從今年開始提出“投資于人”，要解決的問題之一就是以前沒有做到的事情。

從制度上講，應該促進家庭團聚。政府如果做足夠的事情，比如提供養老保障，讓老年人得到照顧，小孩能夠上學，同時城市提供公租房和廉租房，居民繳納稅款后，孩子就應該能夠在當地享受教育。中國可能在某些環節尚未完全實現，但在可預見的未來，這些都是可以實現的。只要我在這里納稅，我的孩子就應能在當地獲得公共服務。

中央已經提出了戶籍制度改革的目標，即建立常住地登記戶口制度，并按照常住人口配置基本公共服務。在“十五五”期間，我們在方向上要朝著這個目標推進。在這一過程中，大家在思想認識、財力和物力上可能無法一步到位，這是客觀問題。但政府在部分領域已經做得不錯，比如有的大城市的廉租房和公租房，明年基本上就會大幅度實現與戶籍脫鉤，居民都可以申請。至于差距較大的子女教育方面，目前有的大城市小學和幼兒園招生數量下降，我就呼吁說要降低門檻，讓外來人口能夠入學。思想認識上存在這樣分歧的時候，學者和慈善基金會尤其需要呼吁，這是應當做的事情。

慈善基金會在解決的問題，往往是轉型過程中政府尚未完成的，而不是說這些問題不該做。政府推進越快，你們的壓力就越小；如果政府不行動，留守兒童、留守老人和留守婦女的問題就會落到你們身上。我不太好聽地說一句，請公益行業的朋友理解：在沒有理清大方向的情況下，你們做得越多，政府可能就越覺得沒關系，從而推遲改革。所以你們一定要明白，慈善基金會不是大方向的主導力量，而是這個大趨勢的補充力量。我特別希望從事慈善基金會工作的朋友能夠理解這一點。

隨著制度不斷改革，現實中會出現各種選擇，比如有些老人進城住了一個月，實在待不下去就回到農村，這是他們的自主選擇，不能強制干預。未來，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養老院和學校會更多集中在縣城等區域。然而，不是所有老人和孩子都會去，有些農村老人可能選擇留在村里，待到最后一刻。在這個過程中，慈善基金會需要承擔大量補充性的工作，從社會公平和正義的角度看，為留守的老人和孩子提供扶持這些工作是必要的，相比之下，政府在使用公共資金時，必然需要在效率與公平之間進行權衡，從而留下很多有待慈善事業去補充的空間。

我想強調的是，我們不能等著“留守”問題自動解決，而是要主動應對留守兒童與父母團聚的問題。后工業化時代帶來了巨大的變化，原來的農民工，包括那些曾經的留守兒童，長大后也成為農民工。過去，他們的就業崗位主要在制造業企業，經過短期培訓即可上崗，不穩定的居住也無妨，他們可以在不同城市間短期流動。問題在于，現在的農民工大多是二代、甚至三代，他們的工作更多需要與人打交道，這就帶來了定居和融入的重要性。與人打交道不僅意味著要定居，還要理解當地社區文化，聽懂當地人說話，即便是日常的職業，比如賣早點，也不能頻繁更換地點。

還有一個問題是關于“服務質量”。我講得輕一點是服務質量，講得重一點，其實是社會穩定和公平的問題。你想，如果長大的留守兒童里，哪怕只有很小部分人成為問題青年，這個代價是全社會都要承擔的。所以，我前面講到的“關愛留守兒童、讓留守兒童早點進城與父母團聚”，不光是一個公平正義的問題，雖然它首先是公平正義的問題，但更是關系到整個社會未來發展的現實問題。我們現在的社會，對解決留守兒童問題的緊迫性認識還遠遠不夠。

在我們的大城市，還有一種論調叫“以時間換結構”。意思是，好像再等一等，城市發展起來、未來高大上了、技術進步了，這些社會問題就會自然消失。這想法是不對的。因為人工智能能做的，是幫助你釋放需求，但真正提供服務的，仍然是人。如果未來從事服務業的人從小是留守兒童，沒有被關心、沒有融入社會，那最終可能會帶來很多社會問題，要為此付出代價的，還是整個社會。

CFF：“隨夫居”是中國傳統婚姻文化中女性婚后遷居至夫家生活的現象，與人口流動密切相關。在這種婚姻模式下，男性往往是經濟供養者和住房提供者，女性通過婚姻“嫁入”而獲得居住權。因婚育、撫養和贍養責任而“留守”在鄉村的女性比例也顯著偏高。一些地域性社工機構、公益組織或者自發結社的團體，成員大多是本地女性，而這些“本地女性”又大多是“外地媳婦”。您如何看待女性在城鄉人口流動與“留守”結構中的角色？

陸銘：

首先，女性更多留守，這是在中國現行制度下家庭選擇的結果。我強調，這里講的是事實判斷，不是價值判斷。事實判斷指的是，給定當前的戶籍制度，舉家遷移非常困難。農村家庭中，很多人會擔心如果全家搬走，老家的權益會丟失。雖然在二十屆三中全會以后，政策上明確了，如果農村人口市民化，老家的三塊權利——農業用地承包權、宅基地資格權、集體財產分配權——是不變的，但很多人第一不知道，第二即使知道也擔心政策會變。

在這種情況下，家庭會進行經濟學意義上的分工：年輕男性出去工作，而老人、女性和小孩留在老家。尤其是在一些城市，小孩上學存在困難時，家庭舉遷計劃就會被打亂。孩子必須回老家上學，或者面臨中考、高考安排，就導致部分家庭無法舉家遷移，從而形成女性和兒童留守的現象。

在這個意義上來看，女性長期成為制度安排下的主要成本承擔者。尤其是外來的媳婦，她的房子在某種意義上也不屬于自己，萬一離婚，都不能保證她在農村有房子。夫妻長期分居會影響家庭穩定，離婚率顯著上升，這么一來，甚至孩子的撫養權也不一定判給女性。

在這個過程當中，團結農村女性、解決社會問題，確實是基金會非常重要的職能。但與此同時，我的建議是，長期堅持賦能有意愿的農村女性離開農村就業和生活。舉個例子，幫她們去做電商，培養電商能力，或者幫她們去做服務員，培養服務業能力。不能假定她們留在農村就是長期的。選擇權和能力同樣重要。能力提高后，她們就會覺得自己可以流動，有選擇的權利。在既有的社會制度和家庭結構下，只有提高能力，才能保障經濟和社會獨立，從而擺脫對夫權和農村傳統制度的依賴。這不僅僅是社會關愛的層面，而是要真正賦能她們。

CFF：您曾多次強調，戶籍制度改革的核心目標在于實現人口的自由流動，并讓公共服務按照常住人口配置。這兩者的實現，取決于能否妥善解決“人”“戶”分離后在教育、醫療、社保等方面出現的權益問題，而不是讓制度在“人”“戶”之間制造新的隔閡。近年來，各地推進“落實居住證制度”“取消常住人口300萬以下城市落戶限制”“完善積分落戶”等改革舉措。在您看來，這些改革措施對人口流動及城鄉融合發展有哪些影響？

陸銘：

這個問題可以區分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來分析。當然，我這里講的中小城市，可能包含了一些大家認為算大的城市，比如昆明。在這個分類里，我講的大城市主要指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以及比較大的省會城市。這樣劃分可以讓接下來的闡述更清楚。

先講中小城市。從落戶角度來看，它已經比較自由，以昆明為例，落戶幾乎沒有限制。主要問題在于留守問題，很多農民進城后不愿意放棄農村戶籍。這類人中，有一部分對中央政策不太了解，或者對政策落實缺乏信心。需要加強政策宣傳，讓他們了解政策并建立信任。

其次，這部分人的觀念需要更新。現在有一部分人抱著“落葉歸根”的想法，在農村老家造房子：先造第一層，有錢再造第二層，再有錢造第三層。這些朋友，需要想清楚自己真的會回去嗎？有可能等你回去，小時候的玩伴早已離開，而農村的養老和醫療條件也不足。尤其是20年后，隨著農村人口大幅下降，政府在財政資源投入上不可能為人口稀少的農村分散建設養老院或醫院。那時，今天投資造的房子，最終很可能會被拆掉。這部分人今天在老家造房子的錢，其實還不如在房價不高的小城市買房子。這是在中小城市會出現的情況。

回到大城市，尤其是一線城市，到目前為止，總體方向是在向前走，但速度不盡如人意。有時政策制定者似乎想“以時間換結構”，希望大城市里不要有太多低收入者。我想問，這是不是以人民為中心？總書記講過，“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這里的“人民”也包括農民工。兩年前總書記來上海視察時也強調，農民工為城市做了很大貢獻，城市應該對他們更好。大城市的人思想觀念正在慢慢改變，但還沒有徹底改變。

“十五五”期間，我估計中央會提到全國養老保險一體化，如果前面講到的教育、住房問題能夠得到更好解決，那它至少會加快建設。雖然能否完全做到還有不確定性，但建設的步伐肯定會加快。如果這些問題都解決了，人口自由流動就會基本實現。到最后，是否流動就完全取決于個人選擇，即便有人選擇不流動，也仍然是自由流動的體現。

我覺得前途是光明的，只是希望這一進程能更快一些。

CFF：《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十五五”時期，“人口結構變化給經濟發展、社會治理等提出新課題”；要“促進城鄉融合發展，推動農村基本具備現代生活條件”；“深入推進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科學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推行由常住地登記戶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制度”；“適應人口結構變化和流動趨勢，完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布局，加強人力資源開發和人的全面發展投資”；“推動更多公共服務向基層下沉、向農村覆蓋、向邊遠地區和生活困難群眾傾斜，健全與常住人口相匹配的公共資源配置機制”；等等。您是國家“十五五”發展規劃專家委員會專家。在您看來，中央關于“十五五”規劃的建議中，哪些與人口結構變化和流動相關的政策趨勢和近期重點值得社會組織或公益慈善機構關注？

陸銘：

人口流動，無非就是流入和流出。結合前面講到的戶籍制度改革和公共服務的提供，人口流入的問題已經討論得比較多了。核心是持續加大對人的投資力度，讓教育、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在流入地能夠取消與戶籍的掛鉤。在人口流入過程中，有一些問題可能超出政府職能，或者本身不適合由政府承擔，因為它們具有非標準化的特點。舉個例子，即便教育、醫療和養老都得到解決，如果進城人口收入低、融入不足、工作繁忙，那么他們的孩子照看問題仍然存在。政府不可能為每個家庭提供全方位照護，雖然可以提供一些延時服務，比如延長學校放學后的照看時間。在這個方面，慈善機構可以在流入地區，尤其是大城市，加強對低收入群體的幫扶。

我覺得，改革的最終目標是讓戶籍變得不重要。因此，慈善機構在工作中也不必過分強調戶籍，而應更多關注低收入群體。低收入群體本身就包含了大量新進城的人口，再把社會融入的問題考慮進去，你們的工作就可以不僅針對戶籍身份來開展。

再來看人口流出地。只要承認農村人口會逐漸減少，那么問題就必然會出現。以農村的教育機構為例：一個學校，它在實操中基本就是“開著”或“關著”兩種狀態。舉個例子，我村里有20個小孩，學校開著沒問題；如果只剩10個小孩，你就要開始考慮運營問題了；剩1個小孩，學校基本上就得關掉。這里面有一個過程：學校什么時候關？學校關了以后，有些小孩還在村里怎么辦？上學怎么辦？是寄宿制還是校車？如果寄宿制，小孩和家長分離，那么學校就必須提供一種即便達不到家庭關愛水平，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照顧孩子的服務。有些慈善機構可能需要扮演“爸爸、媽媽”的角色。

類似的，老人子女都在外面打工，讓老人留在家里照看自己。養老院有一天可能會關門，老人也不愿意進城，你不能強迫他走。這類情況在未來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里可能會長期存在，直到老人離世。小孩的問題總歸會隨著時間解決，他們進城的過程會更順暢，但老年人的問題不一樣，需要提前考慮并長期應對，直到他們離開世界。

在政府層面，有很多問題需要考慮。我了解到一些地方已經在進行預測和規劃，比如預計未來出生率下降，同時還有一部分人口外流，導致農村地區和部分小縣城的學生數量急劇減少。學校該怎么辦？教師如何安排？目前一些地方已經開始考慮教師轉崗，不再從事教學工作。基礎設施建設也是一個問題，包括扶貧過程中興建的相關設施。單從目標角度看，你可能會說要提供足夠好的基礎設施，但問題不在于設施本身，而在于已經建成的設施如何使用和維護。

最后我要提醒大家，現代化生活方式不僅僅是硬件建設的問題。農村發展的最終目標是讓農民富起來。而富起來之后又帶來一個問題，農民日益增長的生活需求未必能在農村得到滿足。他們不僅要吃喝，還希望有文化娛樂、社交活動，這些所謂現代化生活方式的需求更多體現為社會層面的多樣性、品質和社會屬性。越是推動農民致富，越有可能加速他們離開農村，因為農村難以滿足他們的生活需要。我覺得大家要加深對未來農村社會現代化的理解。

CFF：2025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推動更多資金資源‘投資于人’、服務于民生”。中央關于“十五五”規劃的建議強調“堅持惠民生和促消費、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您認為，企業、社會組織、基金會可以如何參與到“投資于人”尤其是投資于流動人口的宏觀政策民生導向中？

陸銘：

這個問題的核心在于政府。按照我國現有的投資機制，大量涉及“投資于人”的領域本質上屬于公共服務范疇，大部分公共服務相關的投資仍由政府承擔，無論是出于傳統原因，還是社會主義制度追求。然而問題在于，政府是否有足夠的資金？即便資金充足，是否每一件事情都必須由政府來做？如果這兩個條件不能完全滿足，就意味著必須依靠企業、社會各界，甚至個人參與其中。

我甚至認為，基本公共服務也不必完全由政府承擔。所謂基本公共服務，目前的定義里，比如義務教育就屬于其中。但中國的現實是，很多農民工的孩子都上不了大城市的小學。那么我們目前解決問題的辦法是什么？按照現有財力、學校數量、學位數量去計算，把入學門檻設定到自己能承擔的范圍，看似達到了公辦入學比例目標，數據也很好看，但實際上仍有大量孩子按既有條件無法入學。與其這樣算賬，還不讓民辦學校來開辦。廣州和深圳不是有這樣的做法嗎？完全可以讓民辦學校參與，在過渡期間緩解資源不足的問題。隨著城市化進程完善、資金充足，再逐步轉回公辦。這樣才能真正解放思想，務實解決問題。

CFF：靈活就業群體正逐漸成為勞動力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央關于“十五五”規劃的建議提出“推動靈活就業、新就業形態健康發展”，“推動平臺經濟創新和健康發展”。2024年全國兩會上，您提出創新新就業形態治理模式，建設針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多維保障體系，構建涵蓋基本保障與補充性保障的多層次社會保障制度。對于平臺型企業及其主導的基金會來說，如何更好地保障靈活就業勞動者的權益，以及為他們營造更加友好的社會環境？

陸銘：

首先，我個人覺得要大力發展能夠創造就業機會的各種業態。

其次，我覺得平臺型企業需要與社會上的基金會以及政府形成某種優勢互補的狀態。隨著發展，平臺型企業也應該承擔相應的社會職責。現在我感覺一些平臺型企業已經慢慢意識到這一點。早期，它們可能更多是從拓展業務的角度考慮問題，現在隨著社會價值觀和氛圍的變化，以及外部輿論和社會壓力的影響，平臺型企業逐漸開始關注社會責任。

另外，平臺經濟自身發展帶來的激烈競爭，也促使企業必須考慮更多社會責任。有一種社會輿情不太友好，認為平臺經濟在剝削勞動，這種思維方式是不對的。越是看到平臺經濟的問題，就越要大力發展平臺經濟。大力發展之后，讓不同平臺相互競爭，它們就會意識到必須留住騎手，于是會去改善騎手的福利待遇。最近的趨勢也反映了社會壓力、平臺自覺意識和價值觀的變化，以及競爭態勢帶來的綜合效應。我認為應當大力發展平臺經濟，并充分發揮其優勢，其中最大的優勢就是大數據。你們現在看到的許多改善，正是平臺經濟利用自身數據進行有效治理和管理的結果。

平臺做好自身的事情，政府更多提供公共性的政策支持，比如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同時對平臺進行適度監管，確保不違背社會公平正義。在社會組織、慈善機構方面，則可作為補充，承擔一些政府和平臺不具備優勢的工作，從而形成優勢互補的格局。

CFF：招商局慈善基金會聯合“流動的中國”研究網絡連續多年在中國基金會發展論壇年會舉辦流動人口議題的平行論壇，從2020年的“城市化進程中的公共品供給”，到2021年的“公共服務供給中的政府、市場與社會”、2022年的“疫情下流動人口社會服務需求與挑戰”，再到2023年的“城市化與流動兒童社會支持”、2024年的“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發展的趨勢與機遇”，而今年的議題確定為“靈活就業群體的可持續發展與市民化”。中國基金會發展論壇2025年會將于11月21日至23日在昆明舉辦，主題為“共建可持續價值”。您受邀參加本次年會開幕主論壇作主旨演講，并且將第五次參加流動人口議題的平行論壇。您對參加基金會論壇2025年會有哪些期待？您將帶來哪些方面的分享或討論？

陸銘：

多年前，有人把返鄉作為一種長期趨勢，于是將精力集中在農村，但招商局慈善基金會在了解這些情況后，認為首先需要在觀念和理念上進行校正，否則努力可能會偏離方向。因此，我們建立了長期合作關系，我也連續參與了很多次他們的平行論壇活動。今年，在參加年會開幕主論壇時，我也會把演講內容放在后工業化時代的背景下進行闡述，雖然我們的主題仍然是“十五五”期間的未來趨勢。

我想強調的第一點是，“十五五”期間最大的變化是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的轉變。今年，中國人均GDP即將超過1萬4千美元，這也是國際上劃分高收入國家與低收入國家的門檻值。從經濟學角度看，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中國將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雖然各地仍存在巨大差距，但這將帶來顯著的結構性變化。服務業的比重會越來越高。2024年，中國GDP中服務業占比為57%，就業占比為49%，未來服務業比重將進一步上升。尤其是戶籍制度改革越快，服務業就業比重提升就越明顯。如果后續改革到位，原本大量的農業從業人員將轉向城市服務業，從而加速農村人口減少，推動農業和農村向規模化、現代化發展。

我想強調的第二點是改革。前面我們討論過，技術進步，尤其是人工智能的發展，是推動人口進城的重要因素。這一加速趨勢下，進入城市的人會大量從事服務業，而服務業對勞動力的技能需求與原來的制造業完全不同。制造業的一些崗位可能經過三天培訓就能做，但服務業要求更高，涉及定居、融入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能力。尤其在人工智能可能取代部分標準化崗位的背景下，我們必須考慮教育程度不高的人群如何避免被取代，需要發展他們的社會交往技能。因此，無論是政府的教育培訓工作，還是慈善機構的幫扶，都應同時關注幫助困境群體，以及提升進城流動人口的市民化水平和社會交往能力。只有這樣，才能順應城市化進程和技術變革對勞動力市場提出的挑戰。

這兩股力量疊加，會加速人口向城市的流動。

中國基金會發展論壇2025年會，將于2025年11月21日至23日在云南省昆明市舉辦，由北京基業長青社會組織服務中心主辦、中國社會組織促進會支持、云南省社會組織促進會承辦。

本次年會以“共建可持續價值”為主題，旨在探討基金會如何秉持長期主義，通過協同共建，創造可持續價值，以高質量慈善回應社會需求，助力中國式現代化。

訪談：史成斌

整理：朱佳楠

排版：李悅欣

審核：史成斌

說明：本文代表嘉賓個人觀點，不代表其所在機構或中國基金會發展論壇立場。轉載或引用請注明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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