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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島由紀夫傳》(Mishima)這部探討民族主義、性與切腹的電影,自1985年上映以來,首次在東京進行放映。
導演保羅·施拉德(Paul Schrader)回憶道,1984年在東京開始拍攝《三島由紀夫傳:人間四幕》時,他曾身穿防刺背心。
日本的極右翼民族主義者曾公開譴責這部影片的制作,他們對一群美國人計劃將三島由紀夫(Yukio Mishima)的生平戲劇化感到憤怒。
三島是一位在日本備受尊敬的小說家,因其試圖恢復天皇神圣權威的未遂行動而被右翼奉為“烈士”。
施拉德的拍攝過程并未發生意外,《三島由紀夫傳》在1985年的戛納電影節上獲得了最佳藝術貢獻獎。
但幾十年來,它一直被悄然禁止在日本正式發行。
上周,這段文化放逐的日子結束了。施拉德重返日本首都,身著一套筆挺的深藍色西裝——里面沒有穿防刺背心——走上了東京國際電影節的紅毯。
《三島由紀夫傳》的放映門票在10分鐘內售罄,為電影史上這個不尋常的篇章畫上了句號。一些學者認為,這一篇章的形成與日本在戰后身份認同上的掙扎有關。
“我們是外人(gaijin),我們在觸及甚至連日本人都不敢碰的話題,”施拉德用了日語中表示“外國人”的詞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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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島由紀夫(本名平岡公威,Kimitake Hiraoka)年輕時就被譽為文風天才,在45歲切腹身亡之前,他創作了上百部小說、短篇小說集、散文和戲劇。
他最初憑借《假面的告白》(1949)獲得國際關注,這部作品是酷兒文學的里程碑,被認為是對他自身深柜欲望的隱晦描繪。
三島幼年體弱,后來癡迷于通過健美和武術來改造自己的身體,將其塑造成如同他在文字中所追求的那種美學完美典范。他對日本戰后轉向民主與和平主義感到厭惡,轉而擁抱極端民族主義,甚至為此組建了一支私人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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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他與四名追隨者占領了東京的一處軍事總部,劫持了其指揮官作為人質,并鼓動士兵們起義,恢復天皇統治。在遭到拒絕后,三島依照武士道榮譽準則,實施了切腹——即剖腹自盡的儀式性自殺。
這是對日本封建歷史的驚人回溯,也是他在作品中經常描述為藝術與行動最終結合的行為。隨后,他的一名學員斬下了他的首級。
在施拉德看來,三島是一個將生命轉化為藝術的人,一個完美主義者,相信美只有在死亡中才能得以保存。這個想法直接觸動了他自己因加爾文教派成長背景而產生的、對通過苦難獲得救贖的執念。
他為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執導的《出租車司機》(1976年)創作的突破性劇本,就探索了他所謂的“自殺性榮耀的病理學”,體現在一個試圖通過義務警員式的暴力尋求超脫的孤獨出租車司機身上。
“我寫《出租車司機》時,害怕自己會成為特拉維斯·比克爾(Travis Bickle),”施拉德說,“但他(三島)不害怕成為三島由紀夫——他擁抱了它。”
在艱難創作關于鄉村音樂先驅漢克·威廉姆斯(Hank Williams)的劇本時,施拉德意識到他正將同樣的原型強加于錯誤的主題。“我必須去書架的另一頭尋找,”他說。
但首先,他必須獲得版權。
保羅·施拉德和他的兄弟倫納德(Leonard Schrader)本想改編《禁色》(Forbidden Colors),這是三島最公開涉及同性欲望的小說,但他的遺孀平岡洋子(Yoko Hiraoka)拒絕了請求。
雖然她最終同意授權另外三部小說,包括性主題較為隱晦的、較不知名的作品《曉寺》,但她后來完全撤回了合作,反對劇本對其性和自殺的描繪。
倫納德的妻子施拉德千惠子(Chieko Schrader)將劇本翻譯成日文,并且是與全日本籍演員和主要為本土工作人員的劇組之間的關鍵聯絡人。但隨著施拉德兄弟繼續推進,他們面臨著文化層面的反對。
該國的極右翼民族主義者成員指責電影制作人為了利益褻瀆三島的遺產,他們開著“宣傳車”——用擴音器高聲譴責的“音響卡車”——包圍了制片人山本又一郎(Mata Yamamoto)的家。
在幕后,影片的日本資助方東寶東和(Toho-Towa)與富士電視臺(Fuji Television)變得緊張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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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保羅·施拉德稱,一項心照不宣的妥協達成了:電影可以在日本拍攝,但不能在那里放映。
“我當時在拍一部沒人投資、也沒人會看的電影,”施拉德說。“這有一種奇怪的威懾力,因為它太自由開放了。”
施拉德和美術指導石岡瑛子(Eiko Ishioka)“在風格上縱身一躍”,正如導演所說,將三個視覺世界交織在由緒形拳(Ken Ogata)主演的這部電影中:三島過去的黑白場景、他最后一天的生動色彩以及其小說領域的超現實、寶石色調舞臺布景,所有這些都由菲利普·格拉斯(Philip Glass)那催眠般的配樂串聯起來。
在戛納電影節首映后,《三島由紀夫傳》似乎準備在同年的首屆東京電影節上凱旋歸來。然而,它卻被從節目中撤下。組織者給出了不斷變化的借口:文件缺失、版權問題、擔心冒犯某些人。
從未有過官方解釋。“有很多傳言,但我們不確定真正的原因是什么,”電影節現任節目總監市山尚三(Shozo Ichiyama)說。
對于《三島由紀夫傳》的聯合制片人艾倫·波爾(Alan Poul)來說,這歸結于日本商業文化對關系和共識的重視。“日本是一個書面合同以外的其他各種社會共識往往具有同等影響力的國家,”他說。一些學者認為這部電影的命運是“自肅”的一個例子,即為了避免爭議而自愿采取克制的做法。
東京的現代日本文學教授、三島由紀夫研究專家井上隆(Takashi Inoue)表示,圍繞施拉德電影的爭議從來不是真正關于同性戀或右翼恐嚇。他說,那些辯論“起到了方便的轉移注意力作用,掩蓋了日本喪失主權這一更深層次的問題。”
三島對天皇和武士道的執著,戲劇化地展現了許多人內心默默共有的焦慮:即戰后的繁榮是以犧牲自主權和精神完整性為代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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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島及其死亡所暴露的核心問題是日美之間的政治不對稱——一個‘不便的真相’,”井上說,許多人在經濟繁榮時期追求增長時更傾向于忽視這一點。
三島實際的政見主張在今天看來幾乎成了常態。呼吁修訂該國和平憲法并承認日本自衛隊為軍隊,早已成為日本主流政治的一部分,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教授、研究日本右翼的歷史學家約翰·D·珀森(John D. Person)說。
四十年過去了,井上說,這部電影不再引發顯著的緊張局勢。
即便如此,仍需等待一代人的逝去和大量的幕后談判,才讓這部生動捕捉了日本昭和時代后期氛圍的電影得以重見天日。
“那一代有強烈感受的人去世了,”現年79歲的施拉德說,“現在,三島某種程度上已經進入了歷史的范疇,而非當下的現實。”
去年,施拉德告訴波爾,他希望在自己去世前能看到《三島由紀夫傳》在日本的大銀幕上放映。“我認為這算一個挑戰。”波爾說。
電影節開始悄悄探討這個想法,進行了全面的法律審查以確保沒有遺留障礙。在確認無誤后,市山將此次放映與三島1925年誕辰一百周年聯系起來,將其納入一個與這位作家相關的電影回顧展中。
為了緩解任何殘留的顧慮,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喬治·盧卡斯(George Lucas)和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寫了信支持這次首映。
“在過去的四十年里,保羅的電影已被公認為電影界的重要作品,”科波拉寫道,他的美國西洋鏡電影公司制作了《三島由紀夫傳》。“它至今從未在日本正式放映過,這令人十分費解。”
在自1980年代以來首次重返日本之前,施拉德說他期待去新宿和六本木的老地方逛逛,并和那些第一次觀看他的電影時不需要看字幕的觀眾坐在一起。
盡管施拉德至今已編寫和執導了近二十部電影,包括獲得奧斯卡提名的《第一歸正會》(First Reformed),但他仍然最以《三島由紀夫傳》為傲。
“至今這對我來說仍是個謎——當初(做這件事)需要多大的傲氣,多大的膽量,”他說,“我不確定那個年輕人是誰,但我希望能再和他談談。”
作者: Rebecca L. Davis
編譯:蠻蠻
來源:紐約時報、電影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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