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功：我是畫家，但書名超過了畫名

歲寒三友

我小時是立志做一個畫家的，因此從小我用功最勤的是繪畫事業。在受到祖父的啟蒙后，我從十幾歲開始，正式走上學畫的路程，先后正式拜賈羲民先生、吳鏡汀先生學畫，并得到溥心畬先生、張大千先生、 溥雪齋先生、齊白石先生的指點與熏陶，可以說得到當時最出名畫家的真傳。到二十歲前后，我的畫在當時已小有名氣了。在家庭困難時，可以賣幾幅小作品賺點錢，貼補一下。

啟功 深山隱居

到輔仁期間，我又做過一段美術系助教，繪畫更成為我的專業。雖然后來我轉到大學國文的教學工作上， 但一直沒放棄繪畫創作和繪畫研究。那時也沒有所謂的專業思想一說，誰也不會說我畫畫是不務正業。抗日戰爭后幾年，我還受韓壽宣先生之約到北京大學兼任過美術史教學，當時他在北大開設了博物館學系。當陳老校長鼓勵我多寫論文時，問我對什么題目最感興趣。我說，我雖然在文學上下過很多工夫，而真正的興趣還在藝術。陳校長對此大加鼓勵，所以我的前幾篇論文都是對書畫問題的考證。

啟功 賞荷圖

到了1949年前后，我的繪畫水平達到最高峰，在幾次畫展中都有作品參展，而且博得好評。如1949年前參展的臨沈士充的《桃源圖》，曾被認為比吳鏡汀老師親自指導的師兄所臨的還要好，為此還引起小小的風波。又如1949年后，在由文化部主辦的北海公園漪瀾堂畫展上，我一次有四張作品參展，都受到好評，后來這些作品經過劫波都輾轉海外，有的又被人陸續購回。后來我又協助葉恭綽先生籌辦中國畫院，這需要做大量的工作，為此陳校長特批我可以一半在師大，一半在畫院工作。如果畫院真的籌建起來，也許我會成為那里的專職人員，那就會有我的另一生。可惜的是畫院還沒成立起來， 我和葉先生都成了“右派”。這無異于當頭一棒，對我想成為一個更知名的畫家是一個嚴重的打擊，從此以后我的繪畫事業停滯了很長時間。一來因在畫院為搞我最喜愛的繪畫事業而被打成“右派”，這不能不使我一提到繪畫就心灰意冷，甚至害怕，正所謂“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二來在以后的工作中，特別強調專業思想，我既已徹底離開畫院，那一半也就回到師大，徹底地成為一名古典文學的教師，再畫畫就屬于專業思想不鞏固，不務正業了。這種情況一直繼續到“文革”后期，在中華書局點校《二十四史》時，我有時又耐不得寂寞，手癢地忍不住撿起來畫幾筆，但那嚴格地說還不是正式的創作，只是興之所到，隨意揮灑而已。

啟功 水閣吟秋

“文化大革命”撥亂反正后，思想的禁錮徹底解除了，但新的問題又出現了：這時我的書名遠遠超過了我的畫名，很多年輕人甚至都不知道我原來是學畫的出身。那時大量的“書債”已壓得我抬不起頭、喘不過氣來，我找不出時間靜下心來畫畫；即使有時間，我心里也有負擔，不敢畫：這“書債”都還不過來，再去欠“畫債”，我還活不活了？我的很多老朋友都能理解我的苦衷，摯友黃苗子先生曾在一篇“雜說”鄙人的文章中寫道：“啟先生工畫，山水蘭竹，清逸絕倫，但極少露這一手，因為單是書法一途，已經使他嘗盡了世間酸甜苦辣；如果他又是個畫家，那還了得？”此知我者也。所以“文革”后我真正用心畫的作品并不多，有十余幅是為籌辦“勵耘獎學金”而畫的，還有一張是為第一個教師節而畫的，算是用心之作。

啟功 松風琴韻

看過我近期作品的人常問我這樣一個問題：“您為什么喜歡畫朱竹？”我就這樣回答他：“省得別人說我是畫‘黑畫’啊！”聽我這樣解釋的人無不大笑。其實這里面也牽扯到畫理問題。難道畫墨竹就真實了嗎？誰見過黑得像墨一樣的竹子？墨竹也好，朱竹也好，都是畫家心中之竹，都是畫家借以宣泄胸中之氣的藝術形象，都不是嚴格的寫實。這又牽扯到畫風。我的畫屬于傳統意義上典型的文人畫，并不意在寫實，而是表現一種情趣、境界。

啟功 朱竹圖

中國的文人畫傳統淵源悠久，它主要是要和注重寫實的“畫匠畫”相區別。后來在文人畫內又形成客觀的“內行畫”和“外行畫”之分：“內行畫”更注重畫理和藝術效果，“外行畫”不注重畫理，更偏重表現感受。如我學畫時，賈羲民先生就是“外行畫”畫派的，而吳鏡汀先生是“內行畫”畫派的，但他們都屬于傳統的文人畫，而文人畫都強調要從臨摹古人入手，和后來大力提倡的從寫生入手有很大的區別。我是喜歡“文人畫”中的“內行畫”，所以才特意從賈先生門下又轉投吳先生門下。我也是從臨摹入手，然后再加入自己的藝術想象和藝術構思，追求的是一種理想境界，而不是一丘一壑的真實。

啟功 云山清話圖

我在《談詩書畫的關系》一文中，曾提出這樣的觀點：“（元人）無論所畫是山林丘壑還是枯木竹石，他們最先的前提，不是物象是否得真，而是點畫是否舒適，換句話說，即是志在筆墨，而不是志在物象。物象幾乎要成為舒適筆墨的載體，而這種舒適筆墨下的物象，又與他們的詩情相結合， 成為一種新的東西。倪瓚那段有名的題語說他畫竹只是寫胸中逸氣，任憑觀者看成是麻是蘆，他全不管，這并非信口胡說，而確實代表了當時不僅只倪氏自己的一種創作思想。”

啟功 賞荷圖

就我個人的繪畫風格來說，是屬于文人畫中比較規矩的那一類，這一點和我的字有相通之處，很多人譏為 “館閣體”。但我既然把繪畫當成一種抒情的載體，所以我對那種充滿感情色彩的繪畫和畫家都非常喜歡，比如我在《談詩書畫的關系》一文中又說：“到了八大山人又進了一步，畫的物象，不但是‘在似與不似之間’，幾乎可以說他簡直是要以不似為主了。鹿啊，貓啊，翻著白眼，以至魚鳥也翻白眼。哪里是所畫的動物翻白眼，可以說那些動物都是畫家自己的化身，在那里向世界翻白眼。我又在《仿鄭板橋蘭竹自題》中寫道：“當年乳臭志彌驕，眼角何曾掛板橋。頭白心降初解畫，蘭飄竹撇寫離騷。”這首詩不但寫出了我對繪畫情感的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我的繪畫生涯：我從小受過良好全面的繪畫技法的訓練，掌握了很不錯的繪畫技巧，但對繪畫的藝術內涵和情感世界直到晚年才有了深刻的理解，可惜我又沒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從事我所喜歡的這項事業，只能偶爾畫些朱竹以寫胸中的“離騷”了。我從小想當個畫家，并沒想當書法家，但后來的結果卻是書名遠遠超過畫名，這可謂歷史的誤會和陰差陽錯的機運造成的。

（選自《啟功口述歷史》，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