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官員沉默離華，日媒稱中方一個舉動罕見，這次會談信息有點多

據日媒報道，朝日電視臺《羽鳥慎一晨間秀》11月19日播出了中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劉勁松與日本外務省亞大局長金井正彰舉行磋商的消息，并播放了18日下午2時許兩人離開外交部大樓時的畫面：劉司長雙手插兜，駐足與金井交談。節目形容此景極其罕見，清楚表明“14億中國人很憤怒”。

這照片確實是絕了——雙手插兜，側頭斜視，這根本就是一種上位者對下位者的蔑視。

再看日本官員的形態，面對正視，臉部表情是一種類似下級對上級的匯報工作時的恭謹，劉司長是側頭看著他，雙手插兜身體很放松，那時就聽聽你說的是啥，并不當回事的感覺，畫面傳遞出的信號再清晰不過了。

這場外交交鋒發生在11月18日，中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劉勁松與日本外務省亞大局局長金井正彰舉行磋商。日媒捕捉到一個細節——金井局長略顯低頭，而劉司長則特意以雙手插兜的姿態面對日本媒體。

外交場合的每個動作都經過深思熟慮，劉司長會后直接表示“當然不滿意”，這已清楚表明中方態度。

為什么這次會談氣氛如此緊張？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的涉華錯誤言論。

中方明確指出這些謬論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還破壞戰后國際秩序，更違背一個中國原則和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精神。說得重一點，這從根本上損害了中日關系的政治基礎。

金井局長一言不發離開，其實很好理解。他這個級別在此事上更多是傳遞雙方意見的工具性角色，工具需要發表什么個人觀點嗎？

看看歷史脈絡就明白了，中日關系這些年一直在經歷考驗。

有專家曾梳理過新世紀以來中日關系核心影響因素的演變：新世紀第一個十年，歷史問題是影響中日關系的首要因素；2010年后進入第二個十年，海洋權益之爭，特別是釣魚島問題上升為核心影響因素；2020年進入第三個十年，臺灣問題逐漸成為最受關注的現實議題。

這次中方強烈反應，恰恰因為日方言行同時觸及了歷史和臺灣這兩條紅線。

不妨看看日本國內的政治氛圍。冷戰后日本不僅在經歷“失去的30年”，歷史認知上也呈現逐年倒退趨勢。

1995年的村山談話曾對侵略殖民統治作出反省，而2015年的安倍談話則明顯倒退，甚至提出“日本新一代不應背負歷史責任”。這種歷史認知的退化，與日本社會整體右傾化密切相關。

目前日本社會對華認知已偏離實際，陷入自以為是的狀態。由于日本至今沒有與天皇制法西斯主義明確劃清界限，中國人民‘不再重演南京大屠殺’的和平訴求被日方宣傳為‘反日’。這難道不是顛倒黑白嗎？

再看看兩國民意基礎。笹川平和財團最新調查顯示，73.1%的日本人對中國無親近感，認為日中關系“良好”的僅占3.3%，而認為“不好”的高達75.5%。如此負面的民意環境，給任何改善關系的努力都增加了難度。

中日之間到底出了什么問題？或許從文化比較中能找到部分答案。中日兩國雖然同屬漢字文化圈，但政治文化存在結構性差異。

比如日本歷史上長期存在“權威”與“權力”相分離的二元結構，天皇代表權威，而執政者代表權力。這種二元結構從古代一直延續至幕府時代。理解了這點，就能明白為什么日本政治決策有時顯得擰巴難解。

現在回到最初的問題，中方為什么如此強硬？不妨看看不久前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的九三閱兵，那次閱兵傳遞的信號其實已經非常明確。

面對日本軍國主義思潮回潮、臺海潛在風險上升等現實威脅，閱兵傳遞出不容誤讀的底線邏輯：中國解決臺灣問題、完成國家統一的意志堅如磐石，能力也堅不可摧。

同樣重要的是，中國在二戰中的貢獻不容抹殺。中國戰場是開始時間最早、持續時間最長的反法西斯戰場，中國軍民傷亡3500多萬，殲滅日軍150多萬人，這些數字背后是巨大的民族犧牲。

對中國人來說，歷史從來不是遙遠的過去，它直接影響著我們對現在的判斷和對未來的選擇。

日本人可能很難理解，為什么中國人對歷史問題如此敏感？不妨做個類比：假如你被鄰居打傷，對方不僅不道歉，還到處說根本沒這回事，甚至暗示是你自己不小心摔的，你會怎么做？

中日關系的改善需要日方拿出實際行動。正如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所強調的，中方嚴肅敦促日方收回錯誤言論，停止在涉華問題上制造事端，以實際行動認錯糾偏。空手而來，必然空手而歸。

會后的新聞通報，沒有公布日方人員的說詞，顯然日方來華人員仍在狡辯，拒不道歉與收回錯誤言論，那還有什么好說的——所以我方又暫停了才恢復不久的日本海產品進口。

中國人記性不差，想要再見面或者想要緩和關系，總得拿出來點實實在在的東西，證明你是想搞好關系而不是搞壞關系的。如果現在摁不住那個亂說話的瘋子，以后也別打算摁著她了。

這一次，日本算是一頭撞到了鋼板上，不脫一層皮是不可能蒙混過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