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看見”到“支持”：這場學困兒童醫教融合培訓，讓尊重與支持有了科學方向

11月15日早上，徐全華挎著包，一路小跑來到荔園小學八卦嶺校區多功能廳門口，“今天的培訓班講授的課程好多都對應著平時老師咨詢我的問題，我得好好聽聽。”

作為深圳市福田區某學校的社工，徐全華平時主要的工作是為孩子和老師們做心理輔導。在工作中，她發現許多老師的困擾源于“不知道怎樣為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孩子，還有其他有學習困難的孩子提供支持，和他們相處時手足無措”。

根據《中國兒童 2010～2024 年注意缺陷多動障礙患病率及危險因素系統評價》顯示，近 15 年我國兒童 ADHD 總患病率為 6.2%，發病率呈逐漸上升趨勢。平均一個40-50人的班級有3-5個孩子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此外還有閱讀障礙，以及書寫障礙、數學學習障礙等原因造成學習困難，是全世界都普遍存在的現象。在中國，這類兒童估計有500萬-1500萬。

為更好地幫助家長與教育從業者識別學習困難兒童、為孩子提供精準支持，進一步提升對學習困難兒童的融合教育認知與實踐能力，大米和小米于11月15日在深圳市荔園小學八卦嶺校區舉辦了“首屆學齡兒童學習困難醫教融合培訓班”。此次活動由教育大事協辦，深圳市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學困生援助”項目、荔園小學（荔園教育集團）八卦嶺校區支持。

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部教授，博士生導師李虹、香港教育大學特殊教育與輔導學系副教授，博士生導師劉鐸、深圳市教育科學研究院正高級研究員，教授王秋英、深圳市羅湖區婦幼保健院兒童保健科/兒童康復科主任李麗、大米和小米學習力產品研發負責人顧韡五位專家圍繞閱讀障礙鑒別、融合教育實踐、注意力缺陷與多動障礙臨床評估與干預等話題展開分享，為參與者搭建起“醫教融合”的知識橋梁。

“之前的方法失靈了，我想了解更多教育注意缺陷多動障礙孩子的方法”

張女士的兒子林林在深圳市南山區同澤小學讀二年級，一年級上學期期末課業增多時，她發現林林的情緒變得很容易炸，到一年級下學期，林林日常性地和同學爆發沖突，“每天都打架，一天不止一次。”張女士回憶，最煎熬的時候，老師天天找她，那段時間她的生活被“其他家長的投訴”占滿。

一個偶然的機會，張女士在孩子的小學聽了一場有關心理學的講座，原本她只是想從心理學的角度了解孩子的教育問題，出乎意料的是，講座內容恰好是關于注意力缺陷與多動障礙孩子的。張女士心里一驚，“林林的行為都對應上了”。

為了幫林林改善問題行為，張女士曾入校陪讀，可即便去到教室，她也“按不住”孩子。張女士在網上學習了教育這類孩子的課程，一開始用夸獎強化正向行為還有效，可孩子很快就“聽疲了”。直到看到這次培訓班有“兒童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的專題，她抱著“哪怕學到一個方法都值”的心態報了名。

李虹在“閱讀障礙的鑒別與矯治”課上提到的“書空”方法，讓她瞬間有了共鳴。“就是在空氣中用手寫字，之前我也用過這種方法，但我那時候沒意識到這是個針對性的科學方法。”張女士說，在午休期間和其他家長交流，如何用寓教于樂的方式消解孩子的畏難情緒，讓他以更容易接受的方式慢慢學習。

“作為老師，我不會放棄任何一個孩子”

從梅州到深圳，一位蒙氏園的老師坐了2個多小時的高鐵專程來到學習困難培訓班現場。甘老師帶的混齡班接收3-6歲的孩子。這學期，她的班級剛轉來一個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的孩子，“愛爬桌子、反復開關燈、把教具倒在地上，情緒一激動就亂丟教具，我用了之前掌握的支持方法，但沒怎么奏效。”

培訓結束后，她趕緊找到主講《讓孩子無憂入學的深圳實踐》的顧韡老師請教。顧老師的建議讓她內心有了底：“先給孩子專屬的感統輔助教具，他愛爬高就設個安全的攀爬區，再重點提升他的語言能力——很多問題行為，是因為他不會表達需求和情緒產生的。”

甘老師說，她之所以愿意跨城來學習，是因為深知特需孩子入學融入的不易，“家長把孩子交給我，我不能放棄任何一個。”

教育工作者應該如何對這類孩子進行課堂管理？這是包括甘老師在內很多一線教師的困擾。在當天的論壇上，李麗的分享給了很多老師啟發。“合理安排座位、通過合理的行為釋放ADHD兒童多余的精力，養成記筆記的習慣，與ADHD家長建立聯系，幫助家長鞏固積極行為。”

李麗介紹，老師可以通過“每日在校行為卡”對ADHD孩子的在校表現標明出來，交給家長，家長可以對孩子的表現進行管理和強化，并幫助家長正確看待孩子的學習與成績，重視孩子學習態度與習慣的培養。

不僅給一線老師提供管理方法，也給家長支招。“李麗主任的分享給了我們很大的幫助，她分享的ADHD案例及自身用藥的體驗，讓我們覺得ADHD沒那么可怕，是可以治療、干預的。”家長李女士說，幫助一個這樣的孩子，光有學校，或者光有家長一方是不行的，這需要大家形成合力，才能真正幫助孩子。

而這正是融合教育的重要性。劉鐸在分享時指出，融合教育的真正含義是：“對包括特殊教育需要在內的所有兒童間個體差異持有積極包容的態度”，通過全校參與模式，幫助所有學生/教師/家長接受、尊重個體差異并悅納差異。

為什么融合支持的環境如此重要？王秋英教授介紹，以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孩子為例，如果沒能及時關注和介入，注意缺陷多動障礙可能導致孩子面臨多重困境：學習進度跟不上、同伴社交受阻、自信心與自尊心受挫，嚴重時還可能伴隨抑郁癥等心理問題，需格外重視對這類兒童的早期支持與干預。

對學習困難認知程度低，家長老師都需“補課”

徐全華是帶著工作中遇到的困惑來參加培訓的。她在學校做社工時，日常經常需要對接老師，她發現有個孩子讓老師十分苦惱——這個孩子日常認知、交流都很正常，和他聊天完全沒有問題，但考試成績卻一直墊底，老師懷疑孩子學習能力有問題。

培訓班現場，徐全華聽了李虹教授的分享后，對照孩子的表現，覺得孩子可能存在讀寫障礙。可她不知道該如何準確評估，更不清楚評估后該從何處入手進行干預，為孩子提供支持。

這種困境是她工作中的常態。“我們學校里有部分學習困難的孩子，像這位疑似讀寫障礙的孩子，老師其實很想幫他，但缺乏專業的鑒別和干預方法。”

徐全華提到，老師們還面臨著現實壓力：這些特需孩子大多沒有殘疾證，成績會被納入教師績效考核，即便老師有心關注孩子的特殊需求，也難免在成績壓力下感到無助。

也有家長曾無奈向她傾訴，“花一晚上的時間教孩子認三個單詞，結果孩子一個也沒記住”。徐全華和孩子溝通時，發現孩子反應靈活，并不像智力問題。

她注意到，大家對學習困難的認識程度很低，不管是家長還是老師都需要學習。“看到孩子學習成績不好，要么歸為‘笨’，要么歸為‘懶’，普遍還沒有意識到孩子可能是病了。”參加培訓班后，徐全華決定在學校范圍內給老師和家長們先做一場“學習困難的科普”。

從對立到包容：特需兒童讓我們學會了“尊重多樣性”

2025年10月下旬，江西南昌某小學有50名學生集體罷課，起因是班里新轉入一名注意缺陷與多動障礙的學生。據媒體報道，該生常在課堂隨意走動、擾亂課堂秩序。今年9月，在武漢某小學，一個53人的班級僅有6人到校上課，原因如出一轍。這些事件，都指向了融合教育中最尖銳的矛盾，當特殊兒童的受教育權與普通學生的學習需求發生沖突，應該怎么辦？

類似的事件可能在任何一所學校發生。在當天舉行的圓桌論壇環節，與會專家聚焦“從看見到支持，如何做好融合教育”展開討論。

“我們學校應該是福田區特需兒童最多的，光有醫院診斷的注意缺陷多動障礙、阿斯伯格、學困孩子就有88名，還不算沒完成評估的一年級新生。”荔園小學八卦嶺校區黨支部副書記蔡兆光坦言，此前，他經常要處理因此引起的家校矛盾。

他認為，出現矛盾的核心問題在于“雙重誤解”：部分特需兒童家長羞于啟齒，不愿也不敢主動與學校溝通尋求幫助；普通家長則擔心特需兒童會影響自家孩子學習的學習效率。

但令他欣慰的是，現在越來越多家長開始轉變：“普通孩子家長發現，接觸特需同學能讓孩子學會包容多樣性；特需孩子家長也發現，學校的老師和同學都很包容，現在他們越來越敢正視問題，主動和學校協作的家長逐漸增多。”當得知有這樣一場公益講座，為了讓更多家長接觸專業知識，他立馬轉發給老師和家長，并支持主辦方將這場活動放在學校舉辦。

劉鐸表示，融合支持的氛圍能預防許多潛在矛盾。他在佛山市的調研顯示，班里有特需兒童的普通孩子和家長，對特需兒童的包容接納程度遠高于不了解這一群體的的學生和家長。

現場一位普通孩子媽媽的行動，恰好印證了專家們所倡導的“理解與包容”理念。她的孩子今年讀六年級，之前她便聽孩子提起過，“班上有個同學有些奇怪，上課來回走，煩躁的時候會猛地敲桌子。”這位媽媽特別認同專家提到的“尊重多樣性”，她來參加培訓班是想知道，怎么去引導孩子正確看待身邊的這些同學，怎么去和他們和諧相處。

當天，劉鐸在講座結束后分享了電影《叫我第一名》的片段——主角布萊德因先天性妥瑞氏癥，無法控制地扭動脖子、發出奇怪聲音，這種“怪異”讓他從小飽受誤解，直到校長在全校大會上巧妙科普，才讓大家理解了他的真實情況。看到這里，這位媽媽悄悄落淚，她說：“如果我不了解特需兒童，就不知道他們的行為背后是他們生病了，只會想著‘離他遠一些’。”在她看來，理解是接納的前提，當更多人明白特需兒童“是生病了”而非“不正常”，那些潛在的矛盾就可能解決了一半。

（林林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