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起訴但別上訪”，地方化債莫玩策略性責任轉移 | 新京報快評

在糾偏“可起訴但別上訪”避債心態之余，也要客觀看待地方政府面臨的現實償債困境。

▲資料圖：記者發現，一些地方出現“可起訴但別上訪”等避債心態。圖/IC photo

文| 楊末

據半月談報道，今年以來，中央多次提出“積極穩妥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嚴禁新增隱性債務”。在中央大力支持下，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得到有效化解。記者調研發現，很多地方政府新官認舊賬、解決問題態度好，但仍有一些地方存在拖欠賬款歷史遺留問題，甚至在財政緊平衡狀態下，出現“可起訴但別上訪”等避債心態和“認舊賬但難理舊賬”等拖債現象。

近年來，受基層財政收支矛盾加大等因素的影響，地方政府拖欠企業賬款成為一個備受關注的治理難題。對此，從民營經濟促進法的實施，到各級政府的清欠專項行動，再到上級財政的化債資金支持，都在竭力推進這一問題的解決。但誠如此次半月談的報道所示，一些地方在清理舊賬上仍持“消極”心態。

如一些政府部門或平臺公司拖欠的賬款金額較大，早先許下的償債承諾多年難以兌現，面對中小企業討債，相關干部往往建議企業“可起訴但別上訪”。這一現象，表面上是在引導企業通過司法途徑解決糾紛，體現法治精神。然而，深入剖析其背后的動機與語境，不難發現，這更像是一種帶有策略性的責任轉移。

一方面，企業依法享有通過信訪或訴訟等多種渠道維護自身權益的權利。應該說，只要在法律框架內，選擇何種方式，都屬于自主決策的范疇；另一方面，一些企業之所以傾向于信訪方式，也是一種基于現實的選擇。一個關鍵點或在于，企業上訪后，將會對相關部門考核形成較大壓力，從而有望加快償債進度。

相對而言，若公開起訴政府要債，不僅“周期長、花費大”，而且還可能導致企業與當地政府關系緊張，最終影響后續經營。并且，即便上訴成功，也可能面臨執行難的困境。

同時，相比上訪，上訴帶給政府的實際壓力要小得多。所以，一些地方建議企業“可起訴但別上訪”，其實反映了一些地方在應對償債壓力時的“迂回”心態。

當然，也必須客觀看待地方政府面臨的現實償債困境。如有的拖欠賬款形成歷史久遠、成因復雜。同時在土地財政轉型、經濟增速放緩的宏觀背景下，部分地區的確面臨真實的財力缺口。對此，要解決“可起訴但別上訪”的困境，還是要多管齊下，既改善償債的客觀條件，也要從現實出發提高化債、償債的積極性。

如短期而言，需著力于優化現有財政資源的配置優先級。這方面，其實已有一些探索。據第一財經報道，為完成全年隱性債務化解和清償拖欠企業賬款目標，云南將76%新增專項債資金投向清償拖欠企業賬款及化債。

這表明，即便在既定預算框架內，財政的支出結構依然具有一定的騰挪空間。因此，各地應將清償企業欠款，特別是中小企業欠款，置于更優先的支付序列。

就長遠而言，要有效提高償債能力，還得是通過大力發展經濟來擴充財源，并加大對違規舉債的管控，加快發展方式轉型，為財政收支平衡提供源頭支撐。

此外，也應考慮通過考核機制的優化來有效扭轉地方政府償債的惰性。應看到，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清債力度，不僅是保障企業的合法權益，更是為地方經濟發展和就業穩定強化源頭支撐，其重要性不應該低估。

據此，相關考核也該有所針對性安排。如將清理拖欠企業賬款工作成效，納入地方營商環境評價與干部考核體系，形成強有力的正面導向。同時，強化司法判決的執行力度，避免“贏了官司依然拿不到錢”挫傷企業信心與司法公信力，也防止把壓力過度推向信訪系統。

說到底，解決地方債務是一個系統工程，也是一個需要在發展中來推進的事。背后可能還涉及過度舉債的發展慣性糾偏，地方政府契約精神的強化，以及央地財權事權的優化等系統性因素，這些都需通過制度化的改革來予以應對。最終引導地方政府在發展與化債之間、在當下壓力與長遠發展之間，找到平衡點。

撰稿 / 楊末（媒體人）

編輯 / 馬小龍

校對 / 張彥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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