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發現李白書法真跡

繼《上陽臺帖》之后，李白書法作品又被傳出發現真跡，這就是在日本被發現的《嘲王歷陽不肯飲酒貼》。

《嘲王歷陽不肯飲酒貼》原文：

嘲王歷陽不肯飲酒 地白風色寒，雪花大如手。 笑殺陶淵明，不飲杯中酒。 浪撫一張琴，虛栽五株柳。 空負頭上巾，吾于爾何有。 李白

這是一首五言古風體詩。從內容看，時間是天寒地凍的冬季，李白為了勸酒，將不肯飲酒的王歷陽比作陶淵明，說他對不住陶淵明標志性的“五柳”、“素琴”、“葛巾”等物，對王歷陽極盡玩笑揶揄，落款赫然是“李白”。

這幅書法縱26.4厘米，橫67厘米，共50個字，前后花費了專家學者三十多年的時間考證。

《嘲王歷陽不肯飲酒貼》原件

據日本方面文獻記載，當年李白寫完這幅書法后，贈予了關系密切的遣唐使友人，在天寶十二載（753年），通過這位遣唐使友人帶回了日本。一千多年來幾經輾轉，被收日本藏家明日香寧范所得。

1987年，明日香寧范為了求證這幅書法的真偽，前去中國拜訪時任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史樹青先生。史樹青先生和其他幾位專家按紙張質地、用筆筆法、書體墨跡等方面考證，一致鑒定是唐代書法作品，認為“當是唐時遺物無疑，誠屬希世之珍”。但由于李白存世書法僅《上陽臺帖》一件，兩書風格不同無法比較考證，無法進一步鑒定是否李白真跡。

啟功先生

一年多后，著名書法家啟功先生赴日本參加書法展，明日香寧范借機會再次請啟功先生辨別真偽，啟功先生仔細研究后，作了如下評語：

“這件作品書法風格獨特，形神兩全，各個方面都體現唐代特點，時代特征明顯，必是唐人妙墨，是否為李白親筆所書，不能否認，尚需進一步研究考證，單就從書法藝術看，不失為一件極精彩的唐人墨跡。”

啟功先生雖然也認為該書法作品屬于“唐人墨跡”，但也沒有輕易鑒定為李白真跡。

正當中國學者為更進一步研究這幅作品是否為李白真跡時，九十年代日本發生嚴重經濟危機，日本收藏家們紛紛拋售手中藏品，《嘲王歷陽不肯飲酒貼》也被明日香寧范出售他人。研究工作一下沒有了突破口，被耽擱了下來。

這一耽擱就是三十年時間。

直到2017年這幅書法才又進入中國學者陳佩秋、傅申的視野中，兩位學者都對該書法認真考證了一番，其中傅申先生確定該書法為李白真跡無疑，并著有《李白 <嘲王歷陽不肯飲酒貼> 考》作考證。

傅申先生在考證作品真偽

傅申先生指出，該作品應當作于天寶十二載（753年）冬，當時李白從幽州游歷來到歷陽，由歷陽縣王縣丞（即王歷陽）設宴款待李白。李白是愛飲酒之人，但王縣丞卻不勝酒力，李白作詩勸酒并揶揄了王歷陽。王歷陽雖然在歷史上名不見經傳，但卻因為這幅書法流傳千古。

但是，前幾位學者都只認為該作品是唐代書法精品，并未斷定是李白真跡，但傅申先生卻斷定是李白真跡，這是為什么呢？

傅申先生主要是根據以下幾點加以考證的。

第一，用筆。

正倉院所藏雞距筆筆頭

李白所用之筆為雞距筆，這種筆與今天我們所用的毛筆最大的不同就是筆中有硬芯，該書“肯”、“飲”二字有明顯的雞距筆硬芯劃痕，這是散卓筆（今天所用毛筆）無法寫出來的。這種筆到唐末漸漸被散卓筆取代，到宋朝已經很少人用（制作工藝后來失傳）。

第二，紙張。

作者還用顯微鏡觀察，發現該書與公元700年左右的文物《說無垢稱經》呈現的質地非常相似。并且日本方面利用碳—14手段對該帖所用紙張進行檢測，檢測認為該帖所用紙張的生產時間約為公元700年（±30年），與李白活躍年份和此貼傳入日本時代基本吻合。

第三，書風。

李白此書受到了李世民《晉祠銘》（右圖）的影響

由于李白處于盛唐時代，不可避免會受到之前時代書法風格的影響。傅申先生認為，李白此書風格與唐太宗李世民的《晉祠銘》如出一轍，是受初唐書風的影響。另外，唐人曾評價李白書風是“筆跡遒利，鳳峙龍拿”，正與此書風格相符。

此外，收藏家馬未都在節目中談到此貼，表示唐朝以前作偽文物并不多，參考之前學者考證，也認為該作品為李白真跡。

綜合以上來看，不知讀者怎樣看待，在筆者看來，是支持傅申先生的觀點的。

考證之事或許還有后續，這且不管，但卻引出一個新問題。

那就是，李白的書法到底如何？是屬于“名人書法”還是“書法名人”？這同樣是個有趣的話題。綜上所述來看，李白的書法確有其成就所在，并非只是借了他詩歌名氣地位的“名人書法”，這一點尚需重新審視。

最后我們也希望這件能是真跡，并能盡快回歸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