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軍高官曾救九萬紅軍，開國卻被判死刑，毛主席：他是紅軍大恩人

1950年12月14日凌晨，廣州北郊看守所的走廊里一盞昏黃燈泡閃個不停，獄警在人影斑駁的墻面上貼出了第二天處決名單，“莫雄”兩個字赫然在列。外面雨聲急促，仿佛在催人簽下最后的生死文書。就在這時，華南軍區作戰室的電話鈴聲驟然刺破夜色，“立即核實！是誰批的公文？”葉劍英的聲音壓得極低，卻透出不容置疑的急迫。

兩個小時前，廣西省委代理書記陶鑄才得知地方公安機關依據“原國民黨少將”的身份，將莫雄以“潛伏反革命”定罪判死。檔案顯示：此人曾任國民黨贛北第四行署專員兼保安司令，頭頂軍統情報的標簽，讓負責審案的干部毫不猶豫地把他推到了死刑隊列。事情看似板上釘釘，偏偏葉劍英一句“他是我任命的同志”打亂了節奏。

廣東省委統戰部部長古大存聞訊趕往陶鑄辦公室，顧不上擦去雨水，一口氣說完來意：“這人不能殺！他對紅軍有天大功勞。”陶鑄眉頭緊鎖：“到底憑什么？”古大存只留下兩個字，“鐵桶”，隨即沖進黑夜撥通北京密電。

凌晨三點半，香山雙清別墅的門衛接到值班電話，消息層層遞至毛澤東。毛澤東翻看簡報后，沉聲交代：“打電報給華南：刀下留人！莫雄是紅軍的大恩人。”短短十六字，為一個即將赴死的囚徒打開生機，也將一段塵封十余年的情報傳奇再次拉回聚光燈下。

時針撥回到1934年9月29日。蔣介石在江西廬山利用地形秘密召開軍事會議，親自敲定代號“鐵桶”的第五次圍剿收尾作戰。全套文件用加密油墨打印，分區、分號、簽收留存，按理說天衣無縫。蔣介石得意評估：“此次剿共，必成關門打狗之勢。”重兵合圍，意在一舉殲滅中央蘇區九萬紅軍主力。

會議剛散，莫雄把作戰地圖、部隊序列表和時間表分別塞進三個封套。那天夜色黢黑，他繞過崗哨，騎馬從廬山小路直奔德安專署。天蒙蒙亮時，他已坐在保安司令部的小庫房里，用蠟燭把全部文件逐頁攤開照拍，隨后由心腹項與年裝進破棉襖底層。為了掩護，莫雄下令全城宵禁，自稱搜捕“赤匪潛伏分子”，其實是為項與年順利離城爭取時間。

項與年連夜步行百余里，混跡逃荒隊伍，扮作乞丐躲過三道盤查。十月初，他抵達瑞金沙洲壩，將情報交給周恩來、李克農。周恩來一翻閱作戰表，立即意識到：最遲十天后，蔣介石主力將完成合圍，中央紅軍若不突圍，蘇區將化為焦土。當日晚，中央軍委發布緊急令：主力部隊準備戰略轉移。由此，長征序幕拉開。

時間緊迫，內部保密同樣嚴苛。為避免走漏風聲，文件傳達對象被嚴格限定在少數指揮員，連毛澤東、朱德當時都只掌握局部信息。正因如此，“鐵桶計劃”泄密者的名字被臨時中央雪藏多年，僅存一份密檔署名——莫雄。紅軍主力于10月16日悄然撤出瑞金；十一天后，國民黨軍攻占蘇區腹地，卻只抓到空城。蔣介石聽報，怒摔電話。

德安“剿共模范區”的招牌讓莫雄表面風光，事實上他已被國民黨情報處盯上。1935年初，“鐵桶”失敗的責任需要替罪羊，莫雄遭撤職調查；幸虧薛岳力保，才暫留虛銜。可薛岳也起疑心，派人暗中監控。莫雄意識到危險，轉往上海，再輾轉香港。此時，中共地下黨決定暫時雪藏莫雄身份，由李克農直接聯絡，保證其安全。

1949年5月，華南解放在即。葉劍英南下擔任第四野戰軍前敵指揮，毛澤東特別叮囑：“到廣東后找莫雄，安排工作。”同年10月，廣州城防司令部向香港發出安全通行證，一艘小漁船將61歲的莫雄送到黃埔灘頭。中南局給他開具干部證明，優先安置在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室。

進入新政權體系，莫雄謙稱“只想做點文書整理”，從不談舊事。許多年輕干部只記得他穿過舊軍服，衣領仍綴著舊款肩章。1950年鎮反運動開始，基層公檢法機關疾速清理潛伏人員，大規模審查檔案。有干部在縣志里翻到“前少將莫雄”、在戰犯名冊上發現同名，將兩份材料一對照，誤判“混入干部隊伍的重大特務”。案件直接報到省里，走了快速程序，這才有了那張處決令。

不得不說，廣東地方干部對莫雄的真實歷史一片空白；另一方面，中央保密慣例又讓功績無從公開。信息鴻溝疊加政治高壓，差點在監獄操場上埋葬一位關鍵情報員。古大存的那句“共產黨不能過橋抽板”道出革命倫理底線，也促成了緊急剎車。

毛澤東救人指示下達后，華南軍區組成專案組復核。李克農提供密檔，周恩來親筆批注“此事屬實”，塵封多年的細節首次曝光。檔案記載：莫雄交出的“鐵桶計劃”全套文件171頁，作戰地圖12幅，直接促成中央紅軍戰略轉移，間接保全長征開局。若按后來人員編制測算，此舉挽救了約九萬人以上的紅軍主力。數字背后，是整個蘇維埃政權的生死。

1951年春，廣東省公安廳撤銷對莫雄的全部指控。兩個月后，他被任命為省政協副主席，并列入中央統戰部特別保護名冊。外界對此頗感驚訝，坊間傳言紛雜，“國民黨高官”與“紅軍恩人”的雙重標簽讓人摸不著頭腦。葉劍英對此常作解釋：“敵人當官不等于敵人立場；關鍵看他在最緊要處站在哪一邊。”

1956年國慶，莫雄、項與年受邀登上天安門觀禮臺。那一天，北京秋高氣爽，軍樂隊奏響《人民軍隊忠于黨》，李克農向身邊戰友輕聲感嘆：“若無當年的那份情報，今天的樂曲就換了調子。”這句平淡話語，是對莫雄貢獻最精煉的注腳。莫雄靜靜看著廣場上整齊方陣，神情沉靜。媒體記者試圖上前采訪，他只擺擺手：“往事如煙，讓后來人專心走路。”

莫雄晚年居于廣州東山小樓，清晨常去中山紀念堂后園散步。鄰里只見他氣色清朗，誰也想不到眼前這位滿頭白發的老人曾把一紙情報鑿開“鐵桶”。1967年夏，他在家中病逝，終年七十八歲。治喪委員會送來挽聯：“事了拂衣去，功存共和中。”

回溯這條曲折軌跡，不難發現兩條清晰脈絡：第一，情報戰早已決定了許多關鍵戰局的走向；第二，復雜身份并非功過混淆的借口，恰恰需要制度與良知共同校準。莫雄案在1950年的急剎車，證明了建國初期對功臣與罪責的判別仍有可貴的彈性空間。

有意思的是，這樁“刀下留人”的經典案例后來被軍政院校作為統戰與情報課程的教材。教員常引用葉劍英的發問：“倘若那一槍真響了，誰替紅軍的九萬條命償還？”短短一句帶著凌厲反問，為學員們敲響警鐘：歷史真的很脆弱，關鍵時刻的一紙令、一支槍，都可能改變無數人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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