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詭事錄之長安》中,借齡者是全劇的第七個單元。和康國金桃、盛世馬球等朝堂斗爭的故事不同,借齡者的故事相對簡單,一切都要從長安城的仵作大賽說起。
在長安城內,耿無傷是名副其實的天下第一仵作,他的兩個徒弟鐘士載與殷腰也是業界的翹楚、圈內的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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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能夠躋身大賽三甲、順利實現脫籍上岸,師兄弟兩人費盡心思、窮盡手段。鐘士載借刀殺人,一箭雙雕除去董越和鄭好兩個直接競爭對手;殷腰使用借壽邪術,希望通過連環兇案,為身患重病的師父續命,換取自己保送的資格、直通前三名。
從廟堂到底層,從權力的游戲到人性的掙扎,連續作案的師兄弟無疑是這場悲劇的罪魁禍首。但在真相大白、塵埃落定之后,我們才會驚奇地發現,催生師兄弟瘋狂作案的導火索,居然是唐玄宗欽定的仵作大賽。
在去天尺五案件結束后,李隆基重新閱讀西行歸來后盧凌風所呈的奏折,不禁為拾陽縣仵作獨孤羊之死感到唏噓。他說,仵作是有關部門破案緝兇中的關鍵一環,卻又不能沒有公務猿的編制,甚至還是賤籍出身,不能參加大唐的科舉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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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的唐玄宗,正是胸懷天下、意氣風發的年齡,獨孤羊的悲催遭遇深深地刺痛了他。仵作沒有社會地位,缺乏晉升通道,這讓皇帝認識到了制度層面的缺陷。
于是,他就下令雍州府舉辦仵作大賽,獲得前三名的選手不但能夠進入政府部門,成為專職的法醫,同時他們的后人也能脫去賤籍,參加全國高考、進入體制內工作。
李隆基張張嘴,雍州府跑斷腿。為了不折不扣地落實皇帝的旨意,大唐長安杯第一屆法醫大賽就此正式啟動。
不過,由于錄取名額有限、競爭空前激烈,最終為了確保能夠考公上岸、順利入職,耿無傷的兩個弟子這才動了歪心思、使用盤外招,最終走上了殺人的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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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講,鐘士載與殷腰,兩人本就不是良善之輩,淪為犯罪分子并不令人意外。但是,在拋去師兄弟自身的兇殘之外,唐玄宗的圣旨,本就存在著重大的缺陷。
不可否認的是,唐玄宗舉辦仵作大賽,給全長安的法醫一個進入體制內的跳板。但是,在賽制的設定上,金口玉言的皇帝卻還是忽略了現實因素。
在這場仵作大賽中,皇帝只給了三個脫離賤籍、進入公廨的名額。正是由于名額有限、競爭激烈,這才讓耿老的弟子們躍躍欲試、蠢蠢欲動,最終催生了一系列兇案的發生。
唐玄宗的出發點固然是好的,但是限定名額的前提條件,必然會讓長安城的仵作心生嫌隙、彼此不睦,最終陷入同行火并、底層互害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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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至今,同事是對頭,同行是冤家。就像郭德綱說的那樣,演戲盼著能得獎,說相聲盼著死同行。任何一個行業,一旦進入到存量爭奪的階段,最終博弈的結果只能是你死我活。
無論什么時候,政策的制定、制度的出臺都要避免陷入存量的爭奪,零和博弈的終點沒有贏家。作為一國之君、大唐之主,李隆基的仵作大賽很有一種拍腦門決定的即視感。他像是一只蝴蝶,輕輕扇動了翅膀,無意間就掀起了長安仵作界的腥風血雨。
古今中外,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水滸傳》中武松打虎和解珍解寶獵虎的不同遭遇,就是最直觀的對比。
作為骨灰級粉絲,金圣嘆對《水滸傳》倍加推崇。在他看來,《水滸傳》中就是一本令人眼花繚亂的花式炫技大賽,有草蛇灰線、有綿針泥刺,其中還有正犯法,“如武松打虎后,又寫李逵殺虎,又寫二解爭虎。”
在《水滸傳》中,武松打虎和二解爭虎就是開頭十分相似、結局完全不同的兩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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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說我們熟悉的景陽岡打虎。武松在景陽岡下喝了十八碗酒之后,乘著酒興、趁著夜色,在景陽岡赤手空拳打死了老虎,最終坐著轎子、戴著紅花,在前呼后擁里來到了陽谷縣衙。
那家伙、那場面,簡直是鑼鼓喧天、鞭炮齊鳴、彩旗招展、人山人海,當場就成了知縣眼中的紅人、縣城里的刑警隊長。
反觀解珍解寶兄弟,手執閏土同款的鋼叉,在山林里蹲坑了三天三夜,好不容易射中老虎一頭。最終,卻被地方黑惡勢力毛太公父子設計陷害,不僅被抓進了大牢,還差點陪上了性命。
武松與二解,明明都是梁山的好漢、打虎的英雄,但命運的軌跡、人生的際遇卻完全不同。在相同的外衣下,為什么施耐庵卻講述了兩個不同的故事呢?
陽谷與登州地方政府的細化措施的差異,直接左右了雙方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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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陽谷縣的告示中,主要有兩條內容——一是告知過往客商行人要白天結伴過岡、不要獨自行動;二是限定當地村長獵戶們要限期捕殺老虎、否則將被罰。
同樣是政府的榜文,到了登州府卻是另一番光景,不僅當地獵戶要捕殺老虎,連山前山后的村長們也背著捕虎的指標,如果完不成任務就是押解官府、游街示眾。
兩相對比,我們就能發現兩地政策的區別。
陽谷縣的政策是警示為主、動員為輔,并沒有過于嚴厲的懲罰措施。武松與獵戶們之間沒有利益沖突,因此才不會為了完成任務而陷入內斗爭搶,最終成就了打虎武松的威名。
再看登州府的行文,則是妥妥的全員捕虎、強制指標,把捕殺老虎的責任層層壓實到每一名獵戶和基層管理者的身上。嚴苛的政策和指標的壓力,最終讓同樣背負捕虎指標、面臨業績考核壓力的毛太公一家動了貪念,用惡意構陷的卑鄙手段,將解家兄弟送進了大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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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層互害,本就是人世間最丑陋的現象;何況,完不成捕虎的指標,毛太公一家也要受罰。因此,中了毒箭、落在后院的老虎就成為了毛太公父子規避懲罰、謀取利益的工具。
毛太公的惡行,根源在于登州府嚴苛的政策;耿無傷的徒弟,殺人緣于唐玄宗不合理的賽制。
從這個角度來看,仵作大賽的悲劇并不是無法避免的。只要將同行比拼、排定座次的比賽變成全國仵作證資格考試,所有通過考試的仵作統一發放證書、安排工作、脫去賤籍、參加科舉,一切的難題自然會迎刃而解。
一旦沒有了名額的限制,同行之間就沒有直接的利益沖突,自然不會有血案的發生。
思路一變天地寬。雙輸變雙贏,其實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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