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女特工”王一知，三次拒絕中央的任職邀約，堅持回鄉當老師

1949年2月的一場夜雪剛停，西柏坡院子里還留著薄薄的白霜。警衛員通報道：“王一知同志到了。”毛澤東放下紙筆，笑著說：“讓她進來，咱們的女特工又立了功。”這一聲稱呼，背后是十多年隱蔽戰線的生死考驗，也是三次婉拒高位的倔強選擇。

王一知原名楊代誠，1901年誕生在湖南芷江侗鄉。她的童年充滿舊式家規，父親重男輕女、諱言新學，母親因碎瓷瓶而被杖責的場景刻進記憶。十四歲那年母親病逝，她咬牙賣掉母親遺物，自謀學費考入芷江女子師范。那時的她沒有想到，五年后會在上海的教室里聽到陳獨秀、李達講課，更不會想到劉少奇的一句“年輕人要拿起馬列讀本”，會將自己帶進共產黨早期婦女運動的漩渦。

1922年春，平民女校課堂氣氛熱烈。課堂間隙，劉少奇常被團團圍住，“勞動法條文到底怎么用？”“俄國婦女怎樣參政？”他把問題一一記下，再耐心解答。王一知就在這樣的講座中迅速成長，隨后加入馬列主義研究會，同年冬天隨黨中央北上，到李大釗家寄居。有人記得，那位總是把圍巾搭在肩上的北方漢子對她說過一句話：“婦女運動若離開工人運動，于國于民都只是半邊天。”這句話決定了她此后方向。

上海大學求學期間，她遇見張太雷。兩人討論文章、翻譯材料，也偷偷把自己的一點點津貼攢起來送給困難同學。一次女宿舍缺學費，張太雷把在莫斯科地攤買的西裝塞在門縫里，只留一句話：“先交學費，別耽誤功課。”溫厚的舉動拉近了距離，也埋下愛情的種子。1925年，兩人同赴廣州，工作與婚姻合二為一。然而風暴很快降臨。1927年冬，張太雷在廣州起義途中中彈犧牲，王一知在產房里握著新生女兒，血淚交雜。“振作，孩子要活下去，黨更要活下去。”她這樣告誡自己。

隱蔽戰線的十年里，她化名“王一知”，前后轉移七座城市，在上海設立并護衛三部秘密電臺。1938年深夜，李白臺暴露；她僅用兩小時就把密碼本、晶體管和備用電池轉移到法租界地下室，并在清晨前安排李白折返安全屋。周恩來評價：“敵人動用洪光巷三十個崗哨，她卻空手而出。”這樣的膽識，讓敵特機關將她列為重點通緝對象，卻始終找不到確鑿真名。

抗戰勝利后，她奉命撤往重慶。1945年10月談判期間，毛澤東面見此人。短暫握手后，他問：“愿不愿意去延安？”她答：“白區尚未肅清，需要留下來。”主席輕輕點頭：“好，有需要直接來電。”這段對話后來在紅巖流傳。

新中國將立，中央希望她出任婦聯主要負責人；1953年又請她進入教育部；1977年想讓她到中央部委分擔工作。三張任命書，她都鄭重還回。理由很簡單：“教書是畢生理想。”有人替她惋惜，她卻反問：“孩子沒人帶，誰來接班？”一句平常的話卻道出心底價值。

上海解放后，她挑起滿目瘡痍的吳淞中學。校舍殘破、課桌不足、黑板缺角，她帶著師生修墻、栽樹、刷漆，順手把國民黨留下的舊課程全部撤掉，換上政治、科學和勞動實踐。夜里備課，清晨帶學生出操，常常三天只睡幾小時。吳淞中學站穩腳跟后，她又被調往華北中學。編制核定行政八級，她堅持寫紙條請降為十二級，理由依舊樸素：“同工同酬，學生心里有桿秤。”

1955年，北京101中學更名就是她的建議。教育局文件上寫著“101是新的起跑線”，這七個字后來掛在學校禮堂多年。六十年代，她推動半工半讀，自己拿積蓄買機器成立校辦工廠，讓住校生第一天進課堂，第二天進車間。學生回憶，“王校長戴著老花鏡，在機床旁邊講扳手原理，嗓門很亮。”

動蕩年代，她被打成“黑幫校長”，關進牛棚。遭批斗的深夜，她仍在草紙上勾畫教材草稿。1977年平反那天，老教師抱著她哭，“校長，咱們又能上課了。”她拍拍對方肩膀：“先把孩子們叫回來。”

30年的校長歲月，一間普通宿舍、一張舊藤椅伴隨始終。組織多次提出換房，她總說“條件夠用”，把指標轉給年輕教師。晚年回憶往事，她寫下《憶太雷》《永不消逝的懷念——憶李白》，筆觸冷靜，沒有煽情字眼。1991年冬，王一知因病離世，靈堂里擠滿了灰發與青絲。李鐵映寫挽詞：“桃李成林，根在你手中的粉筆。”

她拒絕了職務，卻沒有拒絕責任。三張任命書沒有蓋章，但一代又一代學生的作業本上，都留下了這個名字：王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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