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劉少奇帶著妻子王光美上山挖野菜

1961年2月的嶺南依舊料峭。凌晨六點多，劉少奇與王光美背著小竹籃，沿著從化溫泉鎮(zhèn)后的山坡彎彎折折地往上爬。山風卷著潮濕的霧氣，腳下的枯草被踩得簌簌作響，二人蹲下身，一棵棵翻找剛鉆出地面的灰灰菜和馬齒莧。

這幅畫面后來被警衛(wèi)員用相機定格。膠片上的情形，說樸素也算樸素，說震撼也真震撼——那一年，全國還處在1959—1962年的嚴重困難期，很多地方一整家人只靠紅薯藤和糠菜糊糊熬日子，中央領導人也不例外。

前一年秋末，北京中南海專門召開了一次口糧自報會。毛澤東寫26斤，周恩來寫24斤，朱德同樣26斤。輪到劉少奇，他只寫了18斤，字跡細小，幾乎貼著表格的底線。旁邊的工作人員低聲提醒：“數(shù)額太少，對身體吃不消。”劉少奇擺了擺手：“指標高了，下面更難開口。”短短一句，讓屋里再無異議。

定量一落地，機關食堂立刻變著法子省糧。炊事班把玉米面摻進榆錢、槐花，再撒把蘇子葉，蒸出的窩頭看著個大，真咬下去卻滿嘴纖維。主席也跟著硬扛。他有七個月沒碰過肉，連雞蛋都戒掉。李訥放假回來，伙房想加道紅燒肉，“不行，她是學生，該什么標準就什么標準。”毛澤東語氣平靜，卻透出不容商量的堅決。

這種帶頭給基層吃了定心丸。遼寧、安徽、河南的干部下鄉(xiāng)時，經(jīng)常帶著窩頭就一碗開水；有人說“北京壓縮得更狠”，便再沒了抱怨。正因為如此，劉少奇下到廣東從化考察時，與社員同灶同鍋毫無違和感——調(diào)研第一天，他反復追問的是“大家每天能吃幾兩米”，而不是產(chǎn)量或計劃數(shù)字。

當晚回到住處，他和王光美商量：“明兒一早去山上看看能不能找到野菜。”王光美點頭：“社員怎么過，我們就怎么過。”兩人說完各自泡腳，連夜讓秘書借來竹籃和小鐵鏟。第二天清晨，山坡上便出現(xiàn)了領袖夫妻的蹲影，警衛(wèi)員在一旁幫忙識別可食植物，偶爾笑著說“這棵太小留著下次”，空氣里混雜著泥土、霜氣與略顯尷尬的輕松。

其實，劉少奇對清苦并不陌生。早年在井岡山時，他把三個年幼的孩子寄養(yǎng)在群眾家，一待就是好幾年。有人替他打抱不平，他只說：“群眾的孩子先過好，我們的孩子才有前途。”這樣的話聽著生冷，卻道盡一名布衣出身的革命者對公平的敏感。

困難時期，他堅持讓孩子留宿學校。給校長的信不足百字：“同吃同住同標準，不得特殊照顧。”沒有冠冕堂皇的陳述，也沒有一絲商量余地。學校的老人回憶，那些年午飯只有玉米面窩頭和蘿卜絲咸菜，劉家?guī)讉€孩子與同學排在同一隊，一樣的鐵勺，一樣的鋁飯盒。

日子拮據(jù)，也逼出許多令人側(cè)目的韌勁。國務院打字員提到，自己體重掉了十幾斤，卻能一天敲上萬字文件，“因為知道每一張紙都來之不易”。這種精氣神，正是艱難歲月淬煉出的隱性財富。

1962年春麥返青，國家糧食形勢稍有好轉(zhuǎn)。供應局擬定新的調(diào)劑方案，劉少奇在批示欄寫道：“群眾優(yōu)先，學生第二，機關最后。”短短十二個字，沒有多余修飾，卻清晰標明了先后次序。

那卷在檔案館中略顯泛黃的底片，定格了兩位國家領導人蹲在荒坡上掐野菜的瞬間。它沒有宏大的口號，也沒有排山倒海的意象，卻真實映照出領導干部與普通百姓同甘共苦的決心。照片里的一捆灰灰菜，還帶著泥土；照片外的那段歲月，也因為這份泥土的氣息而顯得格外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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