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前同居認定屬于家庭成員

最高檢新聞發布會上，“具有共同生活基礎事實的婚前同居關系認定為家庭成員”的司法界定，如同一場法治春雨，浸潤了社會婚戀形態變遷下的權益保護盲區。這一舉措不僅是對刑法、反家庭暴力法立法精神的深度詮釋，更標志著我國反家暴司法實踐邁向“形式突破、實質正義”的新階段，讓法律保護更貼合當代社會生活的真實樣貌。

隨著婚戀觀念的多元化，穩定的婚前同居已成為許多人步入婚姻前的生活常態。然而長期以來，“家庭成員”的法律認定多局限于婚姻登記、血緣或收養關系，使得婚前同居者遭遇暴力時陷入維權困境。那些在共同生活中形成經濟扶持、精神依賴的同居伴侶，面對身體傷害、精神摧殘時，常因“無婚姻之名”而難以獲得反家暴法律的全面庇護。最高檢的司法界定直擊這一痛點，將“共同生活基礎事實”作為核心判斷標準，讓法律保護突破形式桎梏，回應了“事實家庭”的權益訴求，彰顯了司法對社會現實的敏銳感知。

更值得關注的是，此次新規將精神虐待明確納入家庭暴力范疇，填補了隱性暴力的懲治空白。傳統認知中，家庭暴力多與拳打腳踢等身體傷害掛鉤，但司法實踐表明，長期辱罵貶損、情感操縱、經濟控制等精神虐待，對受害者的傷害不亞于肉體摧殘。馬某某虐待案中，行為人通過長期精神折磨導致女友自殺身亡，檢察機關以虐待罪追究其刑責的案例，正是對精神暴力危害性的有力印證。這種認定拓展了家庭暴力的內涵邊界，讓那些“看不見的傷害”不再游離于法律制裁之外，構建起“身體保護+精神庇護”的雙重防線。

此次司法理念的更新，體現了三重法治價值的遞進。從保護范圍看，它打破“婚姻枷鎖”，將弱勢群體的保護延伸至婚前同居關系，實現了從“形式婚姻”到“實質生活”的覆蓋；從懲治對象看，它告別“唯身體傷害論”，將隱性暴力納入規制，讓法律打擊更精準全面；從維權路徑看，它降低了受害者的舉證難度與救濟門檻，通過國家公權力介入，讓“家丑不可外揚”的隱忍不再成為常態。數據顯示，近年來家暴案件中故意傷害、故意殺人罪占比下降，虐待罪、遺棄罪等適用范圍擴大，印證了這種全方位保護的實踐成效。

法治的進步，始終與社會發展同頻共振。最高檢的這一司法界定，既是對當代婚戀形態變化的積極回應，也是反家暴工作從“事后懲罰”向“事前預防”、從“個案辦理”向“協同治理”的深度轉型。它讓法律不再是冰冷的條文，而是充滿溫度的權益屏障，提醒每一位社會成員：無論是否擁有婚姻登記，共同生活中的尊嚴與安全都應得到平等保護。期待這一司法理念能進一步落地生根，推動形成全社會反家暴的合力，讓每個家庭形態下的個體都能在法治陽光下安心生活，這正是司法為民最生動的實踐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