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富士康要撤了?”上海昌碩科技的風吹遍了浦東康橋。這個蘋果在滬最大組裝廠,曾是近十萬工人的“飯碗”,高峰時廠區燈火通明,夜班工人換崗的人流能把寬達20米的康橋東路堵得水泄不通,周邊的炒粉攤、手機維修店、平價服裝店靠這股客流賺得盆滿缽滿,連凌晨三點的便利店都要排起長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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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卻換了天地:生產線一半以上停轉,藍色的設備被打包運走,臨時工日薪從巔峰時的280元驟降到220元,仍鮮有人問津,近三萬工人面臨轉型或離職的選擇。消息傳到勞務市場,“制造業要涼”的擔憂像潮水般蔓延。
可早從2022年起,《人民日報》就在評論版警示,靠廉價勞動力支撐的低端代工模式難以為繼。昌碩的變動,究竟是外資撤離的危險信號,還是中國制造換軌升級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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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昌碩科技在浦東康橋工業區拍下地塊時,周邊還是成片的農田。作為臺灣和碩聯合科技的大陸核心子公司,它2006年正式投產,憑借承接蘋果手機和筆記本電腦的組裝訂單,迅速開啟擴張模式。
到2019年巔峰期,8.5萬名員工在這里工作生活,廠區內不僅有食堂、超市,還配套了幼兒園、社區醫院和職工宿舍,儼然一座“企業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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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的昌碩,是上海外貿的“頂梁柱”。上海市商務委員會《2021年上海外貿運行報告》顯示,當年昌碩單月最高出口額突破80億元,占上海全市外貿出口的6.2%,相當于每天有近3億元的產品從康橋發往全球。
每年iPhone新品發布前三個月,昌碩的招聘點前能堆上千份簡歷,HR甚至要帶著招聘團隊去周邊省份“搶人”,周邊70%的商鋪都直接依賴廠區客流生存,一家緊鄰大門的快餐店單日營業額曾突破3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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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折的伏筆在2022年就已埋下。當年《人民日報》在《制造業轉型:告別“人口紅利依賴”》一文中明確指出,代工企業的低成本優勢正在消失。對昌碩而言,變化來得格外直接:2023年起,生產線從三班倒改成兩班制,部分車間每周只能開工四天,招聘牌上的日薪標準一降再降,還是少有人問津。
更關鍵的是訂單變化,2024年初和碩集團在臺灣證券交易所披露的一季度財報顯示,昌碩承接的iPhone訂單占比從40%大幅縮減至15%,僅剩舊款機型組裝任務撐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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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4年三季度,“退燒”態勢愈發明顯。上海市浦東新區康橋街道商會的區域經濟監測報告顯示,昌碩近20條核心生產線停轉,閑置設備被陸續拆解裝車,員工人數從8.5萬銳減至不足3萬,一半員工宿舍成了空房。
廠區周邊的商業生態也隨之遇冷,32家商鋪接連倒閉,其中15家是曾生意火爆的餐飲店,原本喧鬧的街道午后竟能看到空曠的路面,與往年的擁擠形成鮮明對比。這不是突然降溫,而是中國人口紅利消退、年輕人就業觀念轉變與行業升級需求共同作用的結果——昌碩依賴的“人海戰術”,終究跟不上時代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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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碩縮減的訂單沒有飄向海外,而是落到了100公里外的昆山。接棒者立訊精密,早已不是當年只做電子連接器的小廠。
自2011年通過重大合同與蘋果建立合作關系后,這家企業在江蘇構建起完整的供應鏈體系,僅昆山就布局了5個生產基地,員工總數達12萬,成為蘋果在大陸的核心供應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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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訊接下的不只是訂單,更是對傳統代工模式的顛覆。根據立訊精密2024年社會責任報告,企業已投入28億元引進自動化生產設備,在屏幕貼合、攝像頭安裝等關鍵工序上,智能機械臂完全取代了人工操作。
以前需要10名熟練工同時作業的流水線,現在只需1名員工監控數據、2名技術人員處理設備異常,生產效率提升40%的同時,產品合格率從98.2%提高到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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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5月,昆山市開發區重大項目集中開工名單顯示,立訊投資12億元建設的聲學產品新廠正式動工,投產后年產能可達1.2億套,專門供應iPhone的揚聲器組件。
生產模式升級,招工標準也隨之改變。立訊公開的招聘信息顯示,企業計劃擴招5萬人,但明確拒絕“純體力擰螺絲工”,重點招募能操作自動化設備、懂基礎維修的技術員,月薪標準定為6000到8000元,比昌碩同類傳統崗位高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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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留住技術人才,立訊在昆山打造了可容納3萬人的現代化生活區,食堂提供南北風味菜品,健身房、圖書館、籃球場等設施一應俱全,15分鐘一班的免費班車連接廠區與宿舍,這些配套讓不少昌碩員工動了心。
昌碩也并非放任員工陷入困境。根據上海市人社局備案的《員工安置通知》,企業開通了內部調崗通道,前往重慶、昆山和碩工廠的員工可獲得2000元交通補貼,薪資保持不變,截至2024年10月已有1.2萬人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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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離職的員工則能享受優厚補償,除按工作年限支付經濟補償金外,工作滿5年的員工還可額外獲得2個月工資補貼,已有1.8萬人體面離職,剩余員工則集中到未受影響的筆記本電腦生產車間,保障基本就業穩定。
昌碩與立訊的交替,不是個例,而是中國制造轉型的縮影。蘋果公司《2024年中國供應鏈報告》顯示,蘋果80%以上的核心供應商都扎根中國,其中半數位于江蘇,2024年在華供應鏈產值達8500億元,僅立訊精密一家就貢獻了120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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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全球副總裁崔玉善在公開活動中明確表示,中國完善的產業配套、高素質的技術工人和持續升級的研發能力,是供應鏈無法輕易轉移的核心原因,那些“產業鏈要跑了”的說法,顯然忽視了這些關鍵事實。
在義烏,歐凱斯日用品廠的轉型故事同樣印證著這一趨勢。這家曾在價格戰中掙扎的企業,以前生產普通垃圾袋每個只賺幾分錢,2023年狠心投入500萬元建立研發實驗室,聯合高校開發出免撕設計、添加艾草成分的抗菌垃圾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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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單價從10元/卷提升到25元/卷,仍憑借差異化優勢打開市場,義烏市商務局數據顯示,2024年歐凱斯銷售額達3.2億元,產品出口到日本、德國等12個國家,外貿訂單占比提升至60%。
浙江萬樂包裝則瞄準了電商定制需求,投入1500萬元引進數碼印刷設備,徹底改變了傳統包裝行業“大批量才接單”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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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商商家哪怕只需要幾百個定制包裝,萬樂也能在3天內完成生產交付,最小起訂量從10萬件降至100件。浙江省包裝技術協會行業報告顯示,2024年萬樂包裝訂單量同比增長300%,合作客戶超過5000家,其中中小電商占比達70%。
東莞華貝電子的轉型更具代表性,企業投入8000萬元建設研發中心,從單純的電子組裝廠轉型為智能穿戴設備研發企業,自主研發的智能手表毛利率從10%飆升至35%,還獲得了東莞市工信局頒發的“2024年智能工廠”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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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日報》2023年“制造業轉型觀察”系列報道總結得極為精準:當下的制造業不是不好做了,而是老辦法不好用了。那些主動向“微笑曲線”兩端延伸,在研發創新和服務升級上發力的企業,都在轉型浪潮中找到了新的增長空間。
昌碩的“退燒”,是低端代工的謝幕,更是中國智造的開場。康橋的靜,換來了昆山產線的忙、義烏實驗室的熱,這從不是撤離,而是制造業的自我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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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靠力氣”到“靠技術”,從“拼人數”到“拼創新”,轉型陣痛背后,是從人口紅利到人才紅利的跨越。跟上升級步伐的企業與個人,都將在新賽道上,擁抱中國制造更堅實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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